【赵伯雄】纪念汤一介先生

栏目:纪念追思
发布时间:2019-09-26 01:05:57
标签:汤一介

纪念汤一介先生

作者:赵伯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古籍所所长,《儒藏》“精华编”清代部分主编)

来源:“北大儒藏”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廿五日癸亥

          耶稣2019年9月23日

 

我是因为参加了《儒藏》项目,才认识了汤一介先生的。此前我只闻其名,知道汤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名教授,再多一点儿,就是知道他是汤用彤先生的哲嗣,其他的就无所知了。说来惭愧,他的论著我也都没有读过。我头一次见到汤一介先生,是2003年10月2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当时看到的汤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者,谦恭慈祥,精神健旺,讲话和声细语,却充满了自信。他向大家介绍《儒藏》项目的缘起以及大致设想。他说在很早以前就有编一部大型儒学文献丛书的想法,佛有佛藏,道有道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却缺这么一部集合性的大文库。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了方便学者对儒学的研究,有必要对儒学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汤先生的这个提议,也得到了北大校方的全力支持,因为当时正值世纪之初,北大很想在人文学科方面做一些足以传世的大工程,而《儒藏》正与这样的要求相契合。这个项目估计可能要在几亿或者十几亿字以上(当时是不是已有了明确的分成“大全本”与“精华编”的设想,我记不大清了),总之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北大这回要做的,是一个如此庞大的文化工程。当然,这样一个工程,单靠北大一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汤先生主张由北大牵头,汇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攻关。

 

这次会议应该主要是对《儒藏》这个项目进行论证咨询,我感觉会议的组织者,包括汤先生本人,对《儒藏》的具体规划,例如整体规模、收书范围、部类安排、全书体例、整理方法等等,都还没有想得十分清楚,但汤先生虚怀若谷,极其诚恳地向参会学者征求意见。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儒藏》进行论证,尽可能把对《儒藏》的想法都提出来。我记得当时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我也曾多次发言。其实那时参会的学者,也有不少懵懂之见,有人甚至提出应该将二十四史都收入《儒藏》之中,当然此说很快就被大家一致否决了。

 

老实说,“儒藏”这个名称我并不是十分赞同,“藏”本指佛家经典(后来也称道教经典),佛有《大藏经》,道有《道藏》,现在要编个《儒藏》,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儒学也是一种宗教,而我历来是很反对把儒家看做是宗教的。不过《儒藏》的做法,是把儒学文献集中起来,加以大规模的整理,给学界提供一个很便于使用的读本,而且有利于将来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此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古籍中特别是经部古籍中的许多种书,要是不侧身于《儒藏》这类的大丛书中,获得标点整理并排印出版的机会是很小的,编纂《儒藏》,正是大规模古籍整理的天赐良机,这是当时我赞同编纂《儒藏》的主要考虑。当然,这一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最乐观的估计,也当在十年以上。以中国人做事的虎头蛇尾,是否能圆满地完成,我当时是心存疑虑的。而且,集合全国二十几个单位的学者共同工作,如何领导,如何调度,其难度之大,想想都头疼。也正因为如此,我不由得对汤先生心生敬意。像汤先生这样的老专家,到了这样的年纪,早已功成名就,没有了职称、工作量的压力,也完全用不着靠一个什么重大项目来证明自己,如今却在自己的肩头压上了如此重担,去组织实施一个在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成果的大项目,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没有机会问过汤先生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讲话里多少也能体会得到,窃以为汤先生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真了解、真热爱,他切实地感到了编纂、整理一部大型儒学文献汇编的必要性,希望在有生之年给后人留下一部研究儒学的资料大全式的著作,再说得高点,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同时,我也感到,汤先生是为了北大。我知道汤先生与北大的渊源很深,他承担《儒藏》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在为北大做最后的贡献了。

 

2004年的一月份,收到吴荣曾先生的来信,吴先生说,汤先生委托他邀请我和我的同事参与《儒藏》的编纂工作。我当即给吴先生回信,表示愿意参加。不久,汤先生给我来信,寄来了“意向书”及“《儒藏》精华选目”等文件,并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很荣幸,颇有知遇之感,于是将我这一阶段对《儒藏》的思考,写成一封不算短的信,就“《儒藏》整理条例”、“《儒藏》精华选目”等提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内容涉及版本、校勘、标点、异体字的处理、版式、字号、原书圈点的去留、选目的增删、选目的标准等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不敢说自己的意见都对,但希望对汤先生主持的工作多少有一点帮助。后来听说,汤先生对我的意见非常重视,把我那封信复印下来,在北大的老师们开会时,人手一份,供大家讨论。

 

2004年对于《儒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4月17日,“《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会议”在北大召开。这应该算是《儒藏》工程正式启动了吧,来的人很多,包括了北大以及全国二十几个单位的学者。汤先生讲话,他明确地提出,这个项目包括两大部分,除了《儒藏》的编纂之外,还要有“研究”,计划编写一部大型的儒学史,同时希望在座的学者报一些儒学研究的选题。整理古籍的同时开展研究,是一个不错的设想,我体会,汤先生是要借做这个大项目的机会,将儒学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关于《儒藏》的编纂,汤先生提出要分两步走,先编一部“精华编”,收书400多种,采取校点的方法,繁体字竖排,以后还要出《儒藏》的“大全本”,那就只加断句,不加标点和校勘了。他希望“精华编”用六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我虽然以为汤先生这个六年完成的计划未免有点过于乐观,还是感觉《儒藏》的前景逐渐清晰了起来。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汤先生以及同为《儒藏》总编纂的庞朴、安平秋、孙钦善等几位先生,与参加会议的各地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分别就经史子集四部的选目、编纂条例、底本选择以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汤先生不时插话,他的讲话涉及很多具体问题,例如底本的选择、经费的使用、工作流程、稿费标准等等。我感觉这位七十多岁的老者,是一位真正的“项目首席专家”,不只是挂名(时下确有些老专家,只在大项目中挂个虚名,而不干任何实事,不过为了争取立项而已),而是实实在在地做着大量繁重的工作,这使我对汤先生又平添了几分敬意。

 

这年的8月,北大再次召开会议,我也参加了。此次会议重点是讨论北大所做的《儒藏》“精华编”选目的第三稿。会上汤先生说,4月以后,北大自己又开过三次会,修订选目及编纂条例,现在拿出来供大家审议。同时他也报告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儒藏》除了已列于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之外,又被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这样研究经费的来源又多了一个渠道。这对于参加项目的人员无疑是一个鼓舞。这次会议之后,《儒藏》的种种具体工作逐项展开,扎扎实实,有条而不紊。汤先生曾几次跟我通电话,谈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年冬天,汤先生竟在胡仲平、李畅然二君的陪同下,亲临南开,就《儒藏》这一项目向南开的校领导做出说明,争取南开校方的支持。从2005年到2011年,连续六七年,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儒藏》的工作会议,每次开会,汤先生或主持会议,或参与讨论,或做开幕闭幕讲话,我明显地感到这位老者在为《儒藏》操心劳神,也明显地感到他迫切地希望这一大项目早日杀青完成。2011年以后,好像没有再开全国性的会议。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最后一次看到汤先生,是在电视新闻上,2014年的“五四”,习近平看望北大的老专家,镜头上出现的汤先生,显得十分衰老,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十年前精神矍铄、勇敢地挑起《儒藏》重担的那位汤先生!岁月无情,销蚀着人的健康,工作的压力,恐怕也是岁月的同谋,一位老人,终于挺不住了。这年的9月,获知汤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汤先生没有等到《儒藏》“精华编”的全部出版,我们可以说他赍志以殁;但这个工程太大太难,不可能按照预先设计的计划完成,我估计先生在最后几年,恐怕也早已预料到了。但先生的心愿,已经部分地化为了现实,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先生去世之前,《儒藏》正式出版的分册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了。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在汤先生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100册已出版的《儒藏》。不难想象,这些书陆续上架,曾给这位老人带来了多少慰藉,而这些书里面,又凝聚了老人多少期盼,多少心血!

 

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位学者、出版界的同仁,正在继续做着他所未完成的事业,每年都有《儒藏》新的分册出版,项目在稳步地向前推进。虽说路漫漫其修远,胜利的曙光却已经可以看到了。汤先生泉下有知,也会为此感到高兴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