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9-10-24 00:57:12
标签:一国两制、反修例运动
田飞龙

作者简介:田飞龙,男,西历一九八三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著有《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观察》,译有《联邦制导论》《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合译)《分裂的法院》《宪法为何重要》《卢梭立宪学文选》(编译)等法政作品。

“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原载《明报》(香港))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廿三日辛卯

          耶稣2019年10月21日

 

香港反修例运动真正构成了「一国两制」香港实验前后半场的分水岭。对这一分水岭的时间点与巨大的历史转折意义,香港社会或许仍然缺乏充分的自觉。但黑衣青年却以「一国两制」所保障的高度政治自由并依赖社会对青年造反运动超强的道德宽容而充当了突显这一界标的直接历史动力。他们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对法律秩序本身造成持续的破坏,以不断犯下新的罪行的方式追求完全免罪,以勾结外国势力的方式寻求实现脱离《基本法》上的普选,以持续反国家的方式试图阻断「一国两制」内在而自然的融合发展进程。反修例运动暴露出香港社会在回归22年之际仍然未能发展出一种真正奠基于「一国两制」的共识史观与宪制认同。借用吕大乐教授的一个经典断语「尴尬的香港,仍在准备中」。青年造反以及整个社会的自虐式破坏,显示的正是香港「精神回归」途中的极度窘迫困顿之态,如同高烧不退的病人一般。

 

反修例运动打乱国家战略布局

 

这场运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国家关于「一国两制」下半场的战略布局。十八大以来,面对香港经济的「空心化」以及香港社会「分离主义」的暗流涌动,中央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对治港方略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总体方向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依据、以国家主场的经济战略为抓手推进一种「融合发展」的政策重构进程。这一重构以4份前后相续的政策性文件为标志:其一,2014年治港白皮书;其二,2017年回归20周年习近平讲话;其三,2017年十九大报告港澳专章;其四,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面对国家主场与国家政策性权力的合法扩展,香港社会表现出空前的精神紧张与未来主义焦虑,痛切感受到香港的「一国两制」不是朝着「完全自治」方向演变,而是朝着「融入国家」方式整合。国家计划、权威与政策的密集展现,打破了这座自治城市「自以为是」的西化定位和本土认同。占中运动是一种立足「普选民主」价值的阻断尝试,反修例运动则是一种立足「自由安全」价值的阻断尝试。这就使得香港「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变得充满不确定性乃至于发展停滞风险。

 

「一国两制」的功能区间

 

「一国两制」始终是国家性战略,始终是国家现代化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基本的制度功能区间涵括:(1)国家统一;(2)经济现代化;(3)制度现代化;(4)终结冷战世界观与冷战秩序,探索世界和平之道。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实践侧重前两项功能,而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实践侧重后两项功能。国家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的香港角色设计,是以后两项功能为依据的。

 

「一国两制」始终存在国家赋予的一种特别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即国家对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权与地方对国家的持续贡献的理性结合。也因此,香港只有持续对国家做出合理而独特的贡献,高度自治地位的制度保障才能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继续承认和接受。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制度设计,「一国两制」不是天赋,不是对香港的偏爱及对其他地区的歧视,而是国家立足于现代化大局作出的特别宪制安排,将香港设定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杠杆」。随着传统「杠杆率」的下降,香港自身本应主动寻求与高度自治地位相称的国家贡献方案,而国家通过主场战略主动配置了新的贡献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新时代将香港对国家的贡献从既往的「经济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为更加综合性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上述后两项隐在于「一国两制」完整逻辑链条之中但既往并不突显的功能部分。

 

比较而言,「经济现代化」的功能的实际履行并不需要香港制度与社会做出太大的调整与适应,即便按照「井水不犯河水」这样不严谨的政策行话精神也能大致相安无事。这就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之前半场的主调,是突显「两制」却淡化「一国」的和乐阶段,也是香港对内地进行资本输出和价值观输出的阶段,是香港持续俯视和「教导」内地如何现代化乃至于民主化的阶段。香港社会尤其是文化精英非常惬意于那样的「优越感」。但是,随着整个西方逆全球化和民主民粹化的衰退性演变,以及国家主场经济实力与战略的快速提升,和乐的时代结束了,角色重新适应与转型的时代开始了。「一国两制」的下半场由此揭幕。

 

这场运动对香港既有的民主、法治甚至人权造成结构性、持续性破坏,对香港核心价值观构成一种显著的「反噬效应」。一个原本文明有序、民主法治健全、市民理性温和的现代社会,为何会在一场明显扩大化与暴力化的运动中持续发烧、丧失理智、无法煞车甚至无法对话呢?看到黑衣青年空洞懵懂的面庞、粗陋的街面涂鸦、单调的政治口号、无端的极限暴力以及网络上自以为「义士」的英雄主义幻象,很容易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又译汉娜.鄂兰)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他们绝不应当是香港青年的真正代表,但却在历史的特殊时刻充当了某种「代表」角色。

 

精英衰退与社会重建

 

「五十年不变」已过半。在前半场,香港优越,「两制」相安。在后半场,国家主场,民族复兴,「一国」对「两制」的正当塑造作用日益显著。回归初期的香港由于未能完成23条立法及系统推行国民教育,香港的法制体格与精神品格依然保持着回归前的结构与状态,因而在「一国两制」下半场变奏之时已跟不上鼓点,奏不出和声。香港精英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管治精英责任伦理缺失,战略视野与决断力缺失,仍未脱港英公务员的事务官本质,与高度自治地位不符;社会文化精英乖巧自负,媚俗自肥,巧言令色,精致功利。精英若此,普通市民为「沉默大多数」,多持纵容绥靖心态,固然不恶,但为善亦难。青年则以青春热血奉献于蛊惑者及野心家的政治祭坛,充当了极端势力的「冲锋队」。

 

但香港社会仍可有重建的希望与未来:


其一,中央是「一国两制」的最终责任人,以极度的包容和善意坚持「一国两制」及国家体系正当有序的吸纳原则,不会放弃香港,也不会允许极端势力持续破坏香港;


其二,香港真正的自治与自救力量正在复苏重组,比如面对示威者暴力冲击,香港基层社区更加团结,对法治与秩序的共识更加巩固,以及香港警队得到国家与内地民众更大认可与支持;


其三,大湾区对香港各阶层尤其是青年的发展支持政策体系更快形成,愿者上钓,先来先得,对香港社会逐步形成「北上拉动力」;


其四,反修例运动自毁「香港骄傲感」,使得香港与内地更为平等,创造一种下半场融合发展的合理精神条件;


其五,国家持续性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进程逐步提供一种整全的21世纪新世界观与全球化秩序,有助于香港会的精神转型与融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