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田飞龙:从四中全会决定看香港危机与出路

栏目:中国统一暨台湾、香港问题、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9-11-16 17:59:25
标签:四中全会、香港逃犯条例
田飞龙

作者简介:田飞龙,男,西历一九八三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著有《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观察》,译有《联邦制导论》《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合译)《分裂的法院》《宪法为何重要》《卢梭立宪学文选》(编译)等法政作品。

从四中全会决定看香港危机与出路

受访者:田飞龙

采访者:多维新闻网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多维新闻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二十日丁巳

          耶稣2019年11月16日


【作者按语】2019年的“双十一”,在全民消费狂欢之际,香港反修例运动延烧更甚,发生了严重的选举暴力事件和针对内地在港人士的极端袭击行为,大学校园沦为“黑暴战场”,香港出现与历史逆向的“大逃港”。这些暴力与失序令人忧虑。“一国两制”本立足于实现一个主权秩序内的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相处,探索终结冷战世界观与冷战秩序的和平之道,战略可谓深沉,理想可谓高远。然香港反对派不解其妙,心无国家,仅从一己一地之私极限对抗,借助欧美“新冷战”西风狂魔乱舞,在自我损毁的同时亦严重危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造成香港回归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面临之严重的管治危机。“新冷战”西风不减,香港街头难平,而香港教育及管治基础深染“殖民痼疾”与机会主义积习,难以从此番长线化的“新冷战”成功突围及融入发展,对大湾区机遇亦难解风情,难有建树。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盘评估与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同时,对“一国两制”及香港制度完善提出若干关键性判断及安排,是应对香港危机的中央管治思路。但“一国两制”下,中央管治需依法而富有智慧地进行,香港本地的自治与自救仍是关键。本篇访谈系多维新闻网深度专访,此处发布系作者再修订稿,以资各界理解与研判,以共同致力于“一国两制”的制度维护与国家利益的理性保障。(2019年11月13日晨于北航办公室)

 

2019年11月17日9时,香港警方的一辆装甲车在尖东桥上遭激进示威者投掷燃烧弹击中,全车着火。(中通社)

 

多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中决定“说明”中说,“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您觉得具体到香港问题,结合决定中的阐释,具体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

 

田飞龙: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央要坚持和巩固“一国两制”中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从政治和法律上推进中央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相结合。完善基本法上中央对香港自治权的监督制度,发展香港融入国家治理与战略大局的一系列政策机制。香港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中央管治权的制度化与政策整合力的问题,此次管治危机促使中央更加坚定地承担起治港责任,更加有效地支持和监督特区政府改善管治。

 

多维:今次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表示,“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相当于再次重申和确认了,宪法和基本法才是香港管治的宪制秩序。可否就此详细谈谈香港的“宪制秩序”这一话题。

 

田飞龙:1997回归以来,香港宪制秩序建立在中国宪法和基本法基础之上,这是中央坚持的“国内法完全秩序论”,排除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所谓“宪制地位”,合理区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将香港宪制秩序解释与建构为完全的中国国内法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一立场确认是对英国议会半年报告及美国涉港法案所谓“联合声明宪制论”的外交回击与法理否定。特区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央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场,多次严正声明外国对香港没有任何主权、治权与监督权,联合声明没有建构任何的外国干预权力。

 

从国内法秩序来看,香港管治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区分为中央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二者依法运行,其中中央管治权享有对高度自治权的宪制性监督权。此次四中全会决定突出了完善中央管治监督权、推动两制更紧密制度连接的治港取向。中央凸显“宪法”在治港中的地位与作用,其法理意义不仅在于确认宪法作为基本法合法性基础的法秩序层级关系,更在于凸显宪法对基本法的持续性支配与塑造功能,宪法必须具有调控整体的“一国两制”秩序的法规范地位与制度化能力。因此,根据此次决定精神,“依宪治港”将推动既往的“依(基本)法治港”的有效提升与制度重构,进一步在港落实中央的直接管治权与管治监督权。

 

香港宪制秩序的完善存在两个重点:其一是完善对特区行政权与主要行政官员的监督问责制度;其二是完善人大释法及对香港司法权的监督制度。这些关于“一个两制”的法理确认与制度化取向,将有效促进“两制”向“一国”的观念与制度整合,更好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及促进香港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大局。

 

多维:已经公布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于香港问题有专门一个部分的论述,虽然内容不多,但对于香港反修例以来暴露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比如港人普遍关注的特首下台与否的问题,决定中提到“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再加上此前不间断有媒体发布“独家消息”,认为北京有意向替换掉林郑。结合四中情况,以及香港接下来的发展,您觉得北京是怎么打算的?存不存在替换掉林郑的可能性?

 

田飞龙:我觉得换特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换其他特区政府问责官员里的主要官员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次我们看到特区管治团队之间团结协作与整体的应对还是存在很大问题。林郑一度感觉自己在孤军奋战,很孤立,包括警队也很孤立,政府内部管理及纪律有些松散,公务员甚至参与非法暴力活动。前几天有新闻披露,政务司司长办公室文员助理有参与示威活动。我觉得四中全会决定里面任免制度的完善应该主要针对的是特首以下的其他问责官员,以便帮助特首及时更换及组建更强有力的管治团队来应对危局,而不是针对特首本人。

 

多维:但不得不说,林郑本人的管治权威和能力经由这次反修例已经暴露无遗,坦白说很窝囊。就算这样,北京目前还是会一直“支持”,比如最近林郑与习近平和韩正的会面,再次谈到了“支持”林郑。

 

田飞龙:其实特区政府官员无法应对危局是个普遍的情况,特区缺乏培养政治家的传统,缺乏一个在“一国两制”下全面准确理解自身的管治责任与风险应对能力的训练。所以即便更换林郑,也很难找到比林郑更强的人。或许可以找到比林郑更加忠诚、采取更强硬手段的人,但对于灵活智慧的管治而言则未必有更合适的人选。这是一个要改良香港政务官素质结构的长期课题,或者结构性的课题,并不能通过更换林郑来达到。

 

多维:我们上一次在香港采访叶刘淑仪的时候,她也说“换人不换局”香港问题很难解决。

 

田飞龙:是,你看叶刘看的很清楚,即便把叶刘或者梁振英换上去这个局面还是难以去解决。

 

多维:换人我们都理解,换人不换局的结论也容易理解,目前大家普遍关心的是,北京是怎么认识今天这个“局”的?接下来又会通过怎样的手段来破这个“局”?

 

田飞龙:当前的一些做法,无论是对特首以及主要官员的问责监督机制的强化,甚至换掉一些司局长,还是国家安全制度某些方面的推动,我觉得都比较难应对香港目前的困局。目前的困局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造反,社会造反所针对的就不是一个具体的法律,甚至不是法制的问题,也不是民生的问题,而是“一国两制”里面香港自治、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在结构上怎么样重构、重新思考的问题。中央目前仍然是一个总体维稳的基本思考与思路,还是没有触及怎么样结构性解决香港困局这个问题。当然,结构性方案会比较棘手,从而在决策选择上被后置。

 

多维: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也提到了我们一直强调的香港深层次问题,这些结合起来,能不能达到结构性解决香港问题的目的?

 

田飞龙:决定虽然提到了这一点,但具体层面上,比如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从法律上怎么推进,到底是指令特首启动“23条立法”,还是用国家安全法列入附件三这种简单的方式在香港实施,或者通过人大释法的方式对“23条”进行解释,给出一个本地立法的缓冲时间。人大释法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思路,直接解释涉及违反国家安全的七种犯罪,对其要件与规范内涵进行澄清,并且要求香港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解释及适用“23条”,使“23条”在立法完成之前具有一个直接适用的效力,在执法与司法当中予以直接适用。这相当于是一个简化版本,一个框架性的解释,要求特区执法机关与法院直接适用,等到未来“23条立法”完成之后再以本地的“23条立法”为准,这也可以提供一种变通的执行机制。

 

还有教育方面,我觉得很可能要有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思维,进行结构性的增量改革。香港学生的教育不能再依赖香港本身的教育改革。第一,国民教育推不动。第二,教育局难以承担有效的管治与改革责任。因此要有外线发展的思维,要依托大湾区对香港中小学及高校进行对接,实现他们每一阶段教育课程与经历都有一定比例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完成。这个可以用校际合作的方式,可以用香港高校在大湾区设立分校的方式,可以用教师交流的方式,可以用学生交流的方式,必须达到这样一种轮换,必须达到这样一种使得香港学生有一定比例的时间、学分与课程一定在内地完成。比如说30%的目标。这个特区政府要出钱的,大湾区也要配套,国家也要配套,使得这些课程,这些学分,这些师资,这些教学的比例必须进入香港现有的教育体系,不能让香港的教育完全封闭成一种本地本土主义的教育。这些方面非常关键,必须拿出切实的政策出来才行。

 

多维:目前来看,进行这样的“增量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的呼吁是,目前可行的办法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引进一些左翼学者来改变香港的教育生态,让一些不合适的港校老师包括校长离开。

 

田飞龙:在本地的改革空间非常小,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替换香港的校长,我们基本上把它都替换成华人了,可是这些华人校长又怎么样呢?有用吗?没用。在本地有一种特定的氛围与生态,还有非常严密的既有制度和政策,使得对本地学校进行改组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战略性的、结构性的视角去改革香港的教育,不能把香港的教育理解成仅仅是香港本地的教育。国民教育不只是特区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央政府的直接责任。这不是要取代香港本地的教育,而是有一个增量改革,使学生获得不同的观点、知识来对冲香港本地教育的局限和偏颇。在香港本地获得不了的“国家通识”应当在国家适当的政策体系内获得。

 

多维:看过四中全会决定后,一些人会担忧,以香港目前的情况再去启动“23条立法”等政治性议题,会不会火上浇油?

 

田飞龙:问题是这样,中央也处于政策选择的两难:在对方用反修例运动胁迫特区政府步步退让之后,如果中央不承担起全面管治的责任,那么一国两制就面临着制度性的失败。这种失败是说对方可以用一种持续违法暴力的方式实际上夺取对香港管治的控制权,实际上中断了或者终结了任何中央全面管治权在香港落地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中央意识到这是一场围绕管治权争夺的“颜色革命”。这不是一个民生议题,这是一个政治议题。既然是政治议题就按政治的方式来对待,所以才有四中全会里面实际上针锋相对继续斗争这样一种政治选择。因为如果你只是用经济民生这些软性的措施和政策去应对这种非常明确的政治夺权的进攻、攻击的话,我觉得最终会败的更惨。需要怀柔,但前提是要声明原则,要有进取,有进有退,有刚有柔,这样中央对“一国两制”才能保持基本的控制权,否则确实会一溃千里。从这次修例中我们看到,外国势力如入无人之境,对香港的控制与渗透已经达到了国家利益不能再容忍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香港国家安全的漏洞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弥补,无论想什么办法都必须弥补,哪怕付出任何代价,但具体制度路径上则可寻求优化。

 

多维:您觉得最糟糕的代价可能会是什么?

 

田飞龙:最糟糕的代价可能是,当完善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之后,有可能在一定时期里刺激一些本土派更激烈的抵抗与对抗,并且有可能对香港本地的选举造成不利影响,比如本土选民通过逆向投票这种泄愤式投票的方式来侵蚀香港政治生态和政治基本盘。所以中央越强硬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本地选举当中建制派选战越难打。本月底就有区议会选举了,后面还会影响到立法会,还会遇上特首选举。所以中央可以按照国家安全的思路进场,这也是被逼迫的,其结果就是在香港本地管治当中,如果原有这一套选举民主的制度不变的话,那么反对派受到的所有政治挫折都会寻求在选战当中获得补偿,会扮演更加悲情的角色来讲述一个香港高度自治被结构性损害的故事,来引起选民的同情和政治支持,从而在香港选举当中赢得更大的比例,这个应该是可以预见到的。

 

多维:您刚也提到选举民主制度变与不变的问题,从北京的维度考虑,会不会在香港的政治安排上有所为?其实我们是呼吁重新思考香港政治安排的问题的,虽然重启政改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确是很多问题的总源头。

 

田飞龙:我觉得中央在政改方面不会直接做回应,因为这是中央的底线,而且中央认为“831”决定已经解决了香港政改的法律框架问题,只有香港的反对派表现出对该决定的认同与认可,以及香港反对派表现出最低限度政治忠诚,至少是《基本法》框架内的忠诚,我觉得按“831”决定来继续推动政改才具有了操作可能性。中央不会思考任何第二条轨道政改的思路,不可能撤回“831决定”。尤其是在反修例所造成的这种反抗还有社会分裂形势之下,中央更加认为启动政改会是不安全的政治选择,并且完全不可能重建“一国两制”的繁荣稳定以及中央的管治威信,造成的后果反而是更加激烈的反国家,反中央,以及利用政改的形势进行彻底的夺权。

 

在政改之外,中央实际上是希望加强行政主导,加强国家安全的法律保障,同时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安全而适当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优势和功能。与新加坡合作,然后壮大澳门,以及做大深圳,用这样一些方式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使得聚焦转型发展及与国家和解合作重新成为香港精英以及多数人的理性选择。所以这次运动不能只是说示威者要求什么就回应什么,中央不是这么被动的,中央考虑的是要结构性解决香港问题。结构性解决香港问题就是要让香港认清楚自身现在的地位、角色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让香港认清自己。而唯有香港认清自己的真实命运与道路,新香港的重建发展才有可能。代价止损的责任更多会落在香港社会本身,因为高度自治意味着高度责任,而国家掌握时间与主动性,可以长期等待。

 

多维:之前采访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时候,他说重启政改可以让港人不至于那么绝望,“没有盼头”。也有台湾学者建议,“831”之外,北京可以集思广益,让各方讨论香港政改的问题,具体怎么重启、展开等。

 

田飞龙:不可以,他们或许有善意,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改问题中央已经做决定,它不是一个需要再讨论的问题。它跟2010年政改不一样,跟2007年也不一样,那时候的政改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方案,但是“831”决定已经提供了完整的方案,现在要做的不是中央提出政改或者重启政改,要做的是反对派怎么理解、接受“831”。不接受“831”香港就没有政改,这没有讨论余地。只有认同“831”以及在“831”基础上凝聚共识、推进政改的问题,绝对没有从头再来重启政改的问题,更没有说讨论政改怎么做的问题。政改就像做布丁,“831决定”的食谱已经有了,剩下的只是如何照着做的问题。这就是讨论香港政改问题的法律基础和政治空间。

 

多维:如果政改这个核心问题没有讨论可能性的话,香港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田飞龙:中央也未必那么着急去解决香港问题,因为这是中西方博弈背景下的议题。香港问题的性质就像中美贸易战一样,中央并不急着在中美贸易战中达成协议,背后的思路就是展现一种以我为主的战略定力,让对手自己内部发生变化,让对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选择。因为如果对方提出几个诉求都是你不断回应的话,这个时候你就显得很被动,而且很容易进入对方的政治逻辑陷阱。现在并不是再给香港人什么希望的时候,而是让香港人绝望之后重新理解国家,重新理解自己身份与前途的问题。他们原来那种希望近乎追求“完全自治”,其设想、出发点以及对香港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在中央看来需要改变。这个逻辑很冰冷很残酷,但是似乎越来越成为中央政策选择当中的一种共识。所以中央不着急,因为中央知道到底对打的是什么,不是打任何一个具体的议题,打的是香港内心的虚妄与骄傲,经此决定性碰撞后它才会重新理解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多维: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香港民意的转折点,但是好像一直没到来。

 

田飞龙:那就继续耗下去。这个就是国家意志与地方意志的较量,就是“一国两制”到底向何处演变的较量,到底是完全拒绝国家力量、国家战略进场,还是国家要主导融合发展,香港要跟国家一起致力于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大多数民意不转变,沉默、观望甚至怯懦,中央不着急,用时间与成本来挤压民意中的机会主义水分,最终形成支持“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稳定多数民意。

 

多维:北京在等待香港民意转变以利于发展大局,港人又在等待自己的呼声被北京听到,最现实的止暴制乱却还是解决不了。

 

田飞龙:这里面的互动逻辑很好玩。香港一出事情,香港希望中央看到香港人这种力量,看到香港人的逻辑,还有香港人的价值观,香港人跟西方的联系,以便让中央停止,别再采取全面管治权了,甚至一地两检都别搞,大湾区也别把香港融入发展的太厉害。可中央并不这么理解他们。中央认为“一国两制”当中自己有正当的管治与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定权,目前的反抗只是因为香港人没有想好,精神上没有准备好,目前的反抗更是外部势力利用香港牌在制衡中国国家发展,甚至损害国家利益。中央要做的是澄清“一国两制”初衷初心,同时尽力从多个层面排除掉妨碍“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完善行政主导官员任免,以及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保障。这些都是为了清理“一国两制”按照中央的理解实施的在地障碍。

 

现在逻辑很清楚,中央是决定打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的反击战,它要达到两个效果:第一,向外部势力释放一个信号,“一国两制”是中央管治下的“一国两制”,外国势力可以插手,可以干扰但是绝不可以成功,如果这次超强动员下的反修例运动外国势力都不能成功,就像占中一样,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央的管治信心是很有效的支撑。第二,这一次对港版“颜色革命”的反击战要告诉所有香港人,不仅包括反对派,还包括建制派那些比较摇摆、比较投机两面派的人,跟不跟中央走,跟不跟国家战略走,就是香港命运的唯一选择题,唯一选项。如果不这么选的话,可以用任何方式反抗,可以用任何方式勾结外国势力,对不起,都没有意义。这次一定要让香港人看到什么路是绝路,然后唯一的路应该往哪儿走,这样的话“一国两制”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进入了开始在精神上基本上接受融合发展的阶段。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还在抵抗,抵抗融合发展的时代命运,他们的时代革命是一种拒绝中国民族复兴的时代革命,更准确而言不是“革命”,而是违背“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反革命”。只是这种“反革命”需要以法治方式予以治理。

 

多维: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模仿香港的“颜色革命”,包括英国伦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等。

 

田飞龙:但其实不一样,虽然有些形式上、口号上、手法上的模仿,但是矛盾的性质与冲突的激烈程度不一样。冲突激烈程度不是指街头那种打砸抢,还有死不死人,这是表面的激烈程度,实际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激烈程度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但在智利、西班牙、法国还有英国伦敦的抗争不包括意识形态的抗争,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公平、发展正义分配的抗争,主要是一些偏于经济政策性的因素。比如智利的地铁涨价,虽然背后也隐含了一些政治矛盾,但不包含基本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在“一国两制”里面,香港的反修例是包含基本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矛盾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差别。

 

不过,各国对香港抗争模式的模仿确有共同损害全球法治的极其负面的意义,如果持续会严重反噬欧美政治稳定与法治权威。

 

多维: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争,所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这场较量类似于缩小版的中西方之间的冲突。

 

田飞龙:对,我们也多次谈过,这其实是一场微缩版的或者迷你版的文明冲突,是一个属于崛起进取形态的中国东方文明与受殖民文化深度影响、深度西方化的香港社会之间的冲突。香港由此得到西方无保留、全方位的支援。所以香港未来变成什么颜色是个大问题:香港是要继续保持这种黄色,在“一国两制”之下继续与西方的价值观与体系完全一致,诉诸完全自治甚至港独,还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会被逐步改造为一种不那么黄,有点白,但是白里透红的,红的色彩越来越重的新状态?我们期待香港越来越认同国家,越来越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去奋斗,去创造,获得新的发展。“红”不再是政治禁忌,而是法治、发展与民族复兴。所透出的“红”正是“一国两制”的“一国”基础与前提,是“一国两制”的底蕴与血色。

 

两个颜色背后是两个香港前途,这与形式上模仿香港暴乱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暴乱是不一样的。其他地方是一个颜色,比如说加泰罗尼亚就算独立了它也是一个颜色,它独立了也不会选择社会主义,它独立了也依然是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香港要独立了那跟内地之间是个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颜色分别。

 

多维:所以世界范围内的这波示威抗议的浪潮,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

 

田飞龙:对,西班牙、法国还有英国、智利发生的不是颜色革命,而只是内部的一种社会抗争,抗争之后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继续保持。它只是要换掉一些国家的执政者,它并不是要换掉那些国家的制度。真正的颜色革命是不仅要换掉执政者,还要换掉制度,比如说像卡扎菲或萨达姆被推翻之后,他们维系的那套制度也要被推翻。可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模仿香港示威者的这些暴乱,他们并不是要推翻他们社会制度。香港暴乱包含着颠覆管治权与“一国两制”的政治威胁,因而带有“颜色革命”的特征。

 

多维:革命的背后,是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越来越普遍和迫切。

 

田飞龙:这个是有共性的,除了极端政治目标上香港示威者跟他们有差别之外,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分配上受到更加平等有效的对待,这些是共同的,也是逆全球化时代社会抗争的通常面貌。

 

多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因为如果只是一味地沿着原来的资本主义道路走,有关公平正义的问题没办法解决,“香港特色”其实就是在融入社会主义的部分。

 

田飞龙:实际上中央还可能进一步想到,香港的问题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不了,普选的方式也解决不了,香港的问题只能是在香港引入一定社会主义的政策与管治方式,包括民生的回应,包括经济基础结构的转型,政府非常强的干预跟分配,这些都跟原来特区政府的管治哲学还有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包括在香港也要实施精准的扶贫,特区政府提出来的是对每一个具体细微的阶层跟群体都要帮扶到,这就是港式精准扶贫。林郑最新的施政报告里面有些内容就是精准扶贫的思路,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跟政策措施在解决香港社会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不是在用一种所谓更多民主的方式去解决社会的冲突与撕裂,而是用一种公平分配以及共同发展的思路去解决问题。

 

多维:所以香港反修例风波的爆发,也让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田飞龙:其实“一国两制”里面应该旗帜鲜明的提出来,香港社会的问题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固有矛盾的一个爆发,化解香港问题就是对这个固有矛盾的解决和克服。比如说地产霸权、贫富分化,以及民主的局限性等等,这些需要引入社会主义的思维跟管治方式,用社会主义改良香港的资本主义。从而,“一国两制”的制度交流就具有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改良、提升的意义,这是要放在中央管治权加强背后的理由当中加以声明的。社会主义是广大穷苦人的哲学,平等者的哲学,那社会主义怎么样照顾跟回应香港那些贫困者呢?社会主义是要承担责任的,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已经回应不了。这也可以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矛盾冲突来回应,尽管那些国家的抗议者没有质疑到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但资本主义体系对他们的回应总是治标不治本,所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可以提出来怎么用社会主义之善去补资本主义之弊。

 

多维:但香港人一听“社会主义”,不认为是在补资本主义之弊,反而认为是一种戕害。

 

田飞龙:这是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这表明港人对一国,对社会主义还不够了解。当然,社会主义要考虑到包括在香港以及将来在台湾落地的认同问题,否则也会造成尽管政策很好,但是别人无法理解,无法转变成一种认同意义的深层机制。

 

这里面应该也有政策执行跟监管的问题。惠港政策就有社会主义性质,一些优惠政策是否能够公平、精准、有效地对接香港的需求群体,中央也并不回避这样的问题。在回归以来中央惠港政策与香港需求群体的对接失衡上面中央是不回避的,而且以这次运动为契机要做很好的反思与政策检讨。

 

多维: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出一套真正意义上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田飞龙:有人曾提出过一个对“一国两制”的认识,说内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香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和你说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颇可谐趣。“一国两制”下两种主义共存于一国,使得这两种主义不可能是100%存在,因为在一国之下,两制之间必然要有种种冲突、融合、互动,所以香港也必须带上一定的来自社会主义的影响,从而使得香港的资本主义与西方有别,具有香港特色,而这个香港特色是无法回避一国的笼罩与框架的。“一国两制”是伟大的永久和平之道,试图以和平方式及东方智慧终结冷战秩序与冷战世界观,但香港人似乎并未自觉到这一框架的完整战略意义与规范旨趣。穷则生变,痛定思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需要重建观念与制度平衡,香港自身的自治与自救能力是关键性的指标。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访谈初稿完成于2019年11月8日,分上下两篇发布于多维新闻网及香港01,本文经作者进一步修订补充而成。)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