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澳门回归20周年的优良治理之道

栏目:中国统一暨台湾、香港问题、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9-12-22 18:34:54
标签:澳门回归20周年
田飞龙

作者简介:田飞龙,男,西历一九八三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著有《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观察》,译有《联邦制导论》《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合译)《分裂的法院》《宪法为何重要》《卢梭立宪学文选》(编译)等法政作品。

田飞龙】澳门回归20周年的优良治理之道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香港《明报》“澳门回归专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五日辛卯

          耶稣2019年12月20日

 

2019香港变局,反修例延烧,中美超限角力,“一国两制”香港平台经受严峻考验。与香港相比,同为“一国两制”实验田的澳门则展现出政治稳定、法治权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融入国家体系有序推进的良好态势。20年的发展,不仅澳门自身的信心与前景更为光明,国家在宏观战略上亦逐步凸显了澳门角色和地位,尤其是深度挖掘澳门在会通中西经贸、文化及发展科技金融、中医药现代化等方面的潜力和空间。更关键的是,澳门社会“爱国者治澳”已成为稳定的制度现实,澳门社会能够将地方观念与利益较好地系属于国家,对融入大湾区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较强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自觉打造为民族复兴独特而重要的一支生力军

 

 

 

澳门成功发展最大的制度依托就是“一国两制”。澳门回归时,治安与经济一度低迷,这与澳葡当局的脆弱治理及转型时段的社会混乱有关。但在“一国两制”与澳门基本法保障下,澳门一方面可获得国家在政策上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则享有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治权,包括自主制定本地娱乐业政策的权力。澳门发展受到土地资源、人才、战略规划、政策配套等方面的影响,中央政府及广东地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通过指导与协商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横琴口岸”、填海计划、海域管辖权及通关便利化措施,以及大湾区框架下不断充实的便利澳门产业与居民创业发展的政策配置。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还积极支持澳门发展特色产业及提高国际地位,主要包括打造国际休闲旅游中心、中葡商贸交流平台、中西文化交流平台及特色科技与金融产业等。背靠国家支持,面向“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新格局,澳门正在继续挖掘及释放“一国两制”的巨大制度红利,将自身发展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典范展现了“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在20年间逐步形成了自身经验体系,是对“一国两制”伟大制度创造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爱国者政治基础稳固及澳门作为“社团社会”的爱国认同,是澳门优良治理的关键,这在回归之前及回归之后均成为澳门社会聚焦团结及有效积累的政治目标,终于汇聚成回归后治理的可靠政治基础。

 

第二,澳门基本法制定部分吸取香港基本法经验,并有自身独立思考,对行政主导与民主政制发展的制度设计更为严密及合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弱政府”的不利管治处境及反建制社会运动的激进化发展。

 

第三,国家安全立法及法制保障坚强有力,通过23条立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司法改革中排除外籍法官审理国安案件的权力,牢牢掌握国家安全制度保障的主导权。

 

第四,澳门基金会的资助体系与科学规划管理对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及公共教育和舆论引导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有效协助政府实现繁荣稳定的管治目标。

 

第五,澳门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较好地回应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的民生疾苦与弱势群体保护问题,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效果。

 

第六,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持续保障及引导,在惠及澳门产业与居民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澳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大局。

 

 

 

香港这边的风景则显著不同。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将“一国两制”香港平台的种种矛盾冲突尽数展现:其一,外部势力的持续干预和“颜色革命”的极限实施,是香港变乱的关键因素之一,澳门则从社会意识形态与法律体制上有效防范了这一风险;其二,香港社会回归前的经济成就、国际地位、殖民者撤退部署及民主派政治发展,决定了回归后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与张力程度;其三,回归后香港社会将过多精力集中于政制发展,追求一种近乎“完全自治”的双普选与隔离式治理,对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缺乏有效识别和兼容思考,导致政改一再受挫,社会撕裂持续深化;其四,香港回归以来的地产霸权问题、管治改良问题、社会贫富差距与发展正义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日积月累,终于导致不断激进化的社会运动;其五,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有地位,也为国际各方势力尤其是美国长期渗透控制以及国际金融炒家的“做空”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六,作为香港社会文化与秩序基础的“教育、司法、媒体、青年”四个系统自回归以来始终未能转变为“爱国者治港”的可靠基础,反而成为反对派极限动员和施压的根据。

 

在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进行上述比较和分析,既有助于总结、提炼和巩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真实经验,也有助于客观评估及诊断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利害得失,从而立足于“一国两制”的初衷和科学性,为“一国两制”的下半场谋篇布局。无论是“一国两制”的港澳经验还是台湾方案,都建基于“一国两制”的完整战略功能区间:其一,国家统一;其二,经济现代化;其三,制度现代化;其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在邓小平时代,前两项功能优先释放。在习近平新时代,后两项功能渐次展开。这些前后接力、有序推进的“一国两制”制度实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长期现代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在回归20年中可圈可点的实践经验不仅有力证明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与生命力,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香港治理及台湾回归提供有益借鉴,并典范演示融入民族复兴大局的观念与制度路径。

 

 

 

总之,澳门回归20年,既是总结“一国两制”澳门经验的重要时刻,也是比较港澳经验及系统总结作为改革开放系统战略之制度杠杆作用的重要时刻。澳门的高度自治、繁荣稳定及对国家发展的持续贡献,在既往二十年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呈现和检验,但新时代国家发展更加聚焦“以国家为中心”,聚焦澳门对国家“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主动对接、参与和整合,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更是触及“一国两制”深层次融合问题的结构性挑战。澳门能否在未来三十年中抓住“一国两制”和国家战略的全新机遇,促成自身与国家的互利共赢及融合发展,对大湾区时代的适应和创新是关键性方向。在此意义上,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改革的样本区,也是中国引领的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样本区。在理想意义上,大湾区的技术标准就是未来的世界标准,大湾区的制度标准就是未来的世界标准,而大湾区生活方式就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生活方式。大湾区在终极意义上需要探索一种人类自由而道德的“新生活”,中国文化及生活实践应当对此提供诠释和支撑。澳门正可以在这一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期寻求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再全球化的最佳制度路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