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哲夫】以岭南文化认同为资源,促进香港人的国家认同

栏目:思想动态
发布时间:2020-08-05 01:40:37
标签:人文湾区、岭南文化、香港文化

原标题《挖掘认同资源,建设人文湾区——岭南文化与香港文化中的家国情思》

作者:邢哲夫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粤海风》2020年第2期

 

引言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香港文化与岭南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是香港对“一国”天然的认同基础。借助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建设人文湾区的契机,通过岭南与港澳地区的文化纽带,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地区的文化认同,进而上升为国家认同,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拟从岭南诗歌的忠义精神、粤剧的家国情怀、金庸小说的认同密码、香港影视的中国书写四方面入手,分析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认同资源,作为建设人文湾区、强化家国认同的文化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广东作为岭南文化集萃地,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而岭南文化与港澳地区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借助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建设人文湾区的契机,通过岭南与港澳地区的文化纽带,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地区的文化认同,进而上升为国家认同,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然而,凝聚文化认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特别是对于香港、澳门这类有着特殊的受殖民式统治历史的地区。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上以“一国”之认同整合“两制”之张力,如何在港澳地区“去中国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再中国化”的认同重建,这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认真思考。不少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祖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存在着人心回归缓慢、国家认同不足的问题,并试图从香港与内地共同的文化历史记忆中挖掘认同资源。北京大学强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视野》中说:

 

“如此庞大的国家在治理香港弹丸之地商榷面临重重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对人权法治、民主普选这些西方概念出现了失语状态,导致争取人心回归进展缓慢。因为争取人心不是给经济实惠所能实现的,最重要面对争取人心领域的文化战争。”[1]

 

而这场“人心领域的文化战争”,其焦点正是港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也正是“两制”之下的“一国”之底线。强世功看来,“一国”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在英文中,‘一国两制’被翻译为One Country Two System。为什么‘一国’之‘国’被翻译为country而不是state。这是精确地把握了‘一国两制’思想的精髓。这里强调country恰恰在于强调内地与香港在文化历史传统中自然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2]强世功认为,“一国两制”的“一国”,不仅仅是一个人为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更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有着血肉联系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是香港对“一国”天然的认同基础。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首当其冲的是不应回避(对)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全方位争夺。应将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汇聚的优秀传统岭南文化,放置到整合对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的文化记忆、文化身份认同的中心线索位置,充分调动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普通民众争取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爱国主义热情,将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的历史纳入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格局,纳入到现代中国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进而最终安置在5000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谱系。”[3]

 

强世功和孙佳山都认为,“人心领域的文化战争”“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全方位争夺”已然成为内地与香港关系中非常紧迫的问题。而香港与内地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其间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特别是香港与广东的历史文化记忆,无疑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人文湾区”的一个天然优势。

 

一、岭南文化的忠义爱国精神

 

我们常说岭南文化的精神是开放、包容、敢想敢干。但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精神,可以说是岭南在近代以来较为突出的精神。而岭南文化的品质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进一步挖掘,那就是岭南文化的忠义爱国精神。近代学者邓之诚对岭南人的精神气质做了高度评价:“岭南滨海之人,狎波涛,轻死生,嗜忠义若性命。”[4]正是这种“弄潮儿向涛头立”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岭南人轻生重义、忠烈无畏的精神气质。

 

除了这种面朝大海出没风涛的生活方式之外,忠义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精神,也有它的历史原因:第一,随着宋代以来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大部分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而随之发展的是文教事业。所以,南方地区读书人基数多,受到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广泛,忠义之士也随之不断涌现。第二,南方地区的家族文化兴盛。广府、客家、潮汕的祠堂文化,是家族文化的一大表征。“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秩序的一种基本理解,特别是在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之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正如岭南诗人陈恭尹诗所言“丈夫无国更无家”(《哭王础尘》)。岭南常常是中原板荡、四郊多垒之际中华文化的最后堡垒,常常是华夏衣冠的最后承担者,其家国兴亡之思,也必然更加深沉。

 

(一)岭南诗歌的忠义精神

 

近代学者汪辟疆说,“岭南诗派,肇自曲江。”“曲江”即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张九龄(673-740),韶关曲江人,官至同平章事。张九龄是玄宗朝一代贤相,因刚直不阿而得罪于李林甫等权臣,遭多次罢黜。《望月怀远》一诗传诵犹广: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诗中以情人幽怨,寄托诗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思,继承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也与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一脉相承。刘逸生先生评价张九龄《感遇》:“尤其深得风骚比兴之旨。置于盛唐大家之前,也毫无愧色。”此一评价可以同样用于《望月怀远》。而张九龄在去国还乡之际也并非只有幽怨,而是积极在大庾岭开辟梅关道,打通横绝南北的屏障,方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张九龄忠爱缠绵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岭南诗歌雄直俊健的风格,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语,也成为全体中国人永恒的情结。

 

岭南文化的忠义爱国精神历朝历代绵延不绝,而其高峰当数明清易代之际的岭南诗人群体。他们是艰危之际的明王朝的忠臣义士,在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之际,他们不愿做异族统治之下的亡国奴,于是或参加抗清斗争,为国捐躯;或是历进千难万险寻找流亡的南明小朝廷,只求为国效力;或是选择不与清朝合作,拒绝威逼利诱,归隐山林,贫穷终老。在这些爱国诗人中有许多以身殉国的烈士,如黎遂球、邝露、梁朝忠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岭南三忠”,即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

 

陈邦彦(?—1647),字令斌,号岩野,广东顺德人。曾任南明唐王直方主事、桂王兵科给事中。清兵破广州后,陈邦彦起兵攻打广州,兵败入清远,在“双江援旅绝,五岭戍兵稀”“岂应无劲卒,谁与固重关”的孤弱形势下,城破被俘,并写下“负伤如未觉,无泪不须挥”“秪应魂气在,长绕玉阶飞”的诗句。被俘后绝食五日,最终被杀。陈邦彦诗歌成就极高,与邝露、黎遂球并称“岭南前三大家”,著有《雪声堂集》,其诗风沉郁雄浑,有老杜之风,“闻道新花发,殷红恋故枝”(《丁亥仲春余归自岭右暂憩乡园读杜工部秦州杂咏怅然感怀因次其韵》)以红花自喻,寄托遥深,“不闻一矢能遗敌,敢谓中朝尚有人”“不向运河留一线,可谁飞挽佐三边”(《闻变》)、“不因庙社钟真主,那得江湖寄此身”“不那已成千古恨,可应深恋百年身”(《次郡丞卢缜存先生韵兼答黄子》),以流水对直抒胸臆,有悲不胜抑之感。

 

陈子壮(1596—1647),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右侍郎、南明弘光帝礼部尚书、桂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在与陈邦彦的联合作战中,同样被清兵俘虏,宁死不屈,最后被清兵用锯子锯死。陈子壮诗歌豪迈雄健,“世事浑如千口酒,男儿何必五车书。”(《答区启图闲居见存之作》)、“琶洲铃铎江声战,越井楼台海气吞。”(《登赤石冈塔》)、“只惊南国多回雁,谁解西风有驻鸾。”(《西樵大科峰》)、“石窦秋深喧草木,海潮天落应虚无。”(《碧玉洞》)诗中多有岭南风物,在体现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同时,也别具岭南气质。

 

张家玉(1615-1647),字元子,号芷园,广东东莞人。29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647年正月于家乡东莞起兵抗清,在取得系列捷战后不幸被汉奸李成栋击败,于增城大战十天十夜后,投水殉国。张家玉诗风清亮而有高致,“万卷足轻南面贵,千金难易国门悬。”(《答绣水李青来》)、“江南昨夜孤舟雨,淮北今朝日暮云。”(《同容瞻公北上别后却寄》)、“烟霞不捲新朝露,岁月常悬旧日容。”(《步杨台觉上座静空题朱秀峰前韵》)皆称警秀。“岭南三忠”用生命书写了爱国和忠诚的一曲曲悲歌,值得我们后世铭记。

 

岭南大地的忠臣义士,并不是偶然的个例,而是一个英雄辈出的群体。在“岭南三忠”的下一辈人里,诞生了中国诗歌史的一座高峰,那就是“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岭南三大家”之称源于清代番禺人王隼编选《岭南三大家诗选》。“岭南三大家”并没有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为国捐躯,但他们中的两位:屈大均和陈恭尹,都在清朝取得天下之后选择了不合作,是明末遗民诗人的代表。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诸生。青年时参加“岭南三忠”之一陈邦彦领导的抗清斗争。清入关后曾进行反清活动。后为逃避清朝追捕而出家为僧,中年仍改儒服。吴三桂起事后欲合作,后知吴三桂欲称帝,遂罢。晚年固守清贫,靠卖文务农及朋友接济为生。抗清是屈大均一生志向。作为“岭南三大家”之一,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称之“翁山天分绝人,而又奔走塞垣,交结宇内奇士,故发而为诗,随所感触,自有不可一世之概,欲觅一磊落怪伟之人对之,艺林诸公竟罕其匹。”屈大均诗歌雄逸俊健,又不乏沉郁苍凉。如《秣陵》:

 

牛首开天阙,龙岗抱帝宫。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

 

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

 

此诗虽然表面上写六朝风物,但每个意象皆直指当下。既寄托对南明覆亡的伤痛,也表达了对南明王朝腐朽无能的痛心疾首。

 

尤为难得的是,屈大均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同样怀有警惕,如《澳门》诗:

 

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

 

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

 

对殖民者的挑衅窥伺,以及坚船利炮深感忧思,可谓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预言。

 

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一字半峰,号独漉子,广东顺德人。其父为“岭南三忠”“岭南前三大家”之一陈邦彦。陈恭尹在“父仇不共戴天”与国亡不食周粟的心态下隐居不仕,自号“罗浮半衣”。有《独漉堂集》。严迪昌称陈恭尹为“遗民诗界殿军”[5]。陈诗以《崖门谒三忠祠》最为著名: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三忠祠”指南宋末年殉国的名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作者在宋末帝投海的崖山古战场登临怀古,慨叹崖门尚能分隔海水,而汉家河山却徒然被异族侵略。而有趣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也写过一首同题材的《崖门凭吊》诗,与陈恭尹诗形成对话:

 

太息崖门葬烈魂,遗碑不见吊何言?

 

狂风似为添幽怨,骤雨无须涤旧痕。

 

纵使三臣能复国,也难五族共图存。

 

于兹四海同亲日,海水何分上下门。

 

陶诗从民族团结的时代高度,超越了陈恭尹诗传统的“华夷之辩”,无疑是一种伟大进步。当然,诗中的家国情怀是古今二者一以贯之的。

 

“岭南三大家”里第三位诗人梁佩兰的行藏出处有所不同。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广东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他晚年仕于清朝,任翰林院庶吉士。虽然如此,他的诗中依然反映了家国兴亡之感,如“至今亡国泪,洒作粤江流”(《秋夜宿陈元孝独漉堂读其先大司马遗集感赋》)、“无限兴亡无可说,一春闲对牡丹吟”(《洛阳》)。

 

明清之际的岭南诗人群体,是明清诗歌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座高峰。陈永正先生高度评价明末岭南诗人群体:“诗人的‘耿耿孤忠’发而为诗,表现了汉族人民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内容上或艺术上都达到当时的最高成绩。”[6]“遗民诗人的作品,反映出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和控诉清朝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表现了汉族人民抗击征服者的决心和勇气。遗民们都是热诚的斗士,他们的诗歌充满着爱国的激情,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诗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念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浩然正气使他们长葆忠贞坚毅的气节。”[7]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说,“英雄往往是呈群体出现的,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信念。”岭南人特别是士大夫文人的英雄血性并非个例,而是呈群体化、地域化、结构化,成为了岭南地方特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粤剧中的家国情怀

 

被周恩来总理赞为“南国红豆”的粤剧,也是岭南人忠爱精神的重要载体。人们耳熟能详的粤剧《帝女花》,讲的是明代崇祯皇帝长女长平公主下嫁太仆之子周世显。正逢闯王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祯手刃众皇女后于煤山自缢。长平公主幸而未死,被周钟救返藏于家中。后清军打败闯军,入关建国。长平公主得知周钟欲向清朝投降,遂避居尼姑庵中。驸马周世显偶遇扮作女尼的长平公主。此事为清帝知悉,遂勒令周钟威迫利诱世显与公主一同返宫。夫妻二人为求清帝善葬崇祯,释放皇弟,遂佯装返宫,并在乾清宫前连理树下交拜,然后双双饮砒霜自杀殉国。其中最为著名的《香夭》即是公主与驸马相约饮砒霜殉国的对唱唱段:“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丧生回谢爹娘。我偷偷看,偷偷望,他带泪带泪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惜鸾凤配,不甘殉爱伴我临泉壤。寸心盼望能同合葬,鸳鸯侣相偎傍。泉台上再设新房,地府阴司里再觅那平阳门巷。惜花者甘殉葬,花烛夜难为驸马饮砒霜。江山悲灾劫,感先帝恩千丈。与妻双双叩问帝安。盼得花烛共谐白发,谁个愿看花烛翻血浪。我误君累你同埋葬,好应尽礼揖花烛深深拜,再合卺交杯墓穴作新房,待千秋歌赞注驸马在灵牌上。将柳荫当做芙蓉帐,明朝驸马看新娘,夜半挑灯有心作窥妆,地老天荒情凤永配痴凰,愿与夫婿共拜相交杯举案,递过金杯慢咽轻尝,将砒霜带泪放落葡萄上。合欢与君醉梦乡,碰杯共到夜台上。百花冠替代殓装,驸马珈坟墓收藏。相拥抱,相偎傍,双枝有树透露帝女香,帝女花,长伴有心郎,夫妻死去树也同模样。”这是一段夫妻相约赴死的悲歌,更是一段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壮歌,体现了岭南儿女英勇无畏、轻生重义的高贵精神。

 

粤剧粤曲中的爱国故事蔚为大观,且唱词于豪壮中多有优美婉转之致。如讲述梁红玉故事的《巾帼英雄三击鼓》:“谁不思,岁岁祥和,柳绿花红,夫唱妇随,燕巢暖。金寇南来,惊碎平安夜,又何曾奢望,鸳侣梦甜……只盼一朝靖烽烟,不见胡酋跃马喧。好山川,又见春色柳娇花妍,蝶双飞舞人前。如梭车马,仕女相携,酒肆笑声欢。渔舟网下,村笛互答,村姑江上泛莲船。”曲中将国破家亡与岁月静好进行对比,道出家国同构的道理,而通过微小日常的意象,承载崇高宏大的情怀,与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异曲同工。《花木兰巡营》则于“誓要扫荡匈奴,誓要破敌功成,心坚定,驱逐胡儿庆升平”的民族大义之下,也流露出了自然的小女儿之态:“他日重回重回乡井,我就忘形,更加起劲。可以会我爹妈,骨肉团聚开心,姐弟再听欢笑声。想到一幅美景,心中益高兴。”小大对比之间,体现的是大我与小我的高度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粤剧在香港也生根发芽,别开生面。上映于1914年的由黎北海编剧执导的电影史上第一部由香港出品的电影《庄子试妻》,就是改编自粤剧《庄周蝴蝶梦》中《扇坟》一段。该影片是中国第一部运到海外放映的电影,影片中也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性演员。由香港著名导演高志森导演、著名演员谢君豪主演的电影《南海十三郎》,讲的就是粤剧剧作家江誉镠的故事。十三郎不仅才华横溢、才思敏捷,而且为人傲骨铮铮、不畏强暴。抗战期间到粤北参加救国宣传,并在报刊写文章批判卖国行径。由于不愿媚俗,十三郎生计潦倒,无所依靠,20世纪50年代流浪回到香港,靠行乞或栖居庙中度日,1984年逝于香港青山精神病院。十三郎的故事在香港被搬上银幕和舞台,体现了粤剧艺人的气节风骨,更体现了中国文人的高贵精神。

 

粤剧在香港并未受现代化冲击而式微,反而广受欢迎、长演不衰。且和内地不同,粤剧在香港较少受时代风气影响,保持着较多的原生态,如保留以木偶演神功戏的传统。“当广东粤剧以创新精神推动粤剧发展的时候,香港粤剧界近年来却加大了复古的节奏。上演《岭南余韵八大曲选段》(古腔粤曲演唱)、《六郎罪子》(古腔粤剧)、《辨才释妖》(改曲成剧)、《香花山大贺寿》(传统例戏)、《斩二王》(粤剧排场戏)、《打洞结拜》(粤剧排场戏)等古老玩意。这几个老戏都是沉甸甸的粤剧传家宝。”[8]正如文化学者钟哲平所说:“广东粤剧较为创新,审美上更多‘向前看’;香港粤剧较为守旧,审美上更多‘向后看’。”[9]香港粤剧的原生态,保留了粤港两地更多的历史文化共同记忆。

 

二、香港文化中的“中国心”

 

(一)金庸小说的认同密码

 

金庸的小说是香港文化的一座高峰。而金庸小说当中,也蕴含了关于香港的文化认同的书写。“金庸的武侠小说其实包含着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思考,他要处理的核心主题是华夏多民族文明所面临的‘夷夏之辨’问题……正是借助古代武侠世界的想象,金庸思考了处于共产主义文明边缘的香港的文化认同问题。”[10]其实从数量上,我们不难发现,金庸14部小说,涉及“夷夏之辨”的就有7部,而且其中包括最大部头的几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碧血剑》《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当然,从民族团结和现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我们不宜强调汉族与兄弟民族的矛盾。但是我们也需要尊重古人的历史语境,特别是金庸笔下人物的历史语境。

 

《射雕英雄传》是香港20世纪50年代如火如荼的左翼民族解放思潮的反映,小说中的郭靖、黄蓉,都是铁血丹心的民族英雄。金庸当时也受左翼进步思想影响,通过小说体现了反对受殖民式统治压迫的立场。但是后来金庸又因故与香港的左翼团体交恶。《神雕侠侣》诞生于此种背景。《神雕侠侣》里的郭靖、黄蓉,远远不如《射雕英雄传》里的魅力和光彩,特别是黄蓉,显得机巧而鄙俗。但即便如此,《神雕侠侣》中郭靖、黄蓉还是以双双殉国的结局,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崇敬,而且金庸最著名的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是出自《神雕侠侣》。不管意识形态如何转变,爱国的底线在金庸那里始终是不可动摇的。

 

而《天龙八部》中萧峰这个人物则相对复杂。萧峰曲折地反映了香港人的认同焦虑和内心撕裂。小说中,萧峰既是契丹的萧峰,又是大宋的乔峰,自己不知道究竟属于契丹,还是属于大宋;在两者之间发生对峙时应该站在契丹的一边,还是站在大宋的一边。香港人身上也有着同样的迷惘和惶惑:一方面,从血缘上说,香港人当然是中国人;但另一方面,从受到的殖民教育上说,香港人又俨然成了大英帝国的子民。这就是香港人内心深处的认同焦虑。血缘与文化造成了一种深度紧张和撕裂。正如阎小骏指出的:“自19世纪中叶香港成为受英国殖民式统治以来,香港人的政治认同一直都是香江的不解之惑。早期,香港华人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同广东省密不可分、混为一体……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内地身份的真正区隔,逐渐萌芽于1949年之后。由于两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别,使得香港人逐渐形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最初感知……总体而言,直到21世纪的今天,香港华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始终未能从摇摆和徘徊中稳定下来。这种不确定的政治认同,成为香港政治困局的基本背景。”[11]

 

 

萧峰的这种紧张与撕裂,是香港人心理结构的曲折反映。那么应该怎样走出这种撕裂困局呢?或许可以从韦小宝这个人物中找到答案。韦小宝虽然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流氓形象,但他心中依然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价值判断序列。韦小宝最认同的是天地会以及他的师父陈近南,因为这是一种师徒之情,而这种师徒之情替代了韦小宝缺失的父爱。特别是陈近南被郑克爽暗算致死,韦小宝为之痛哭流涕。韦小宝的流氓形象和师父去世时流露的挚爱,两者之间形成了张力。韦小宝对陈近南这种深沉的师徒之爱不同于和康熙之间的友爱。虽然康熙贵为天子,但从小宝与康熙之间的关系上说,他们之间更像是一种超越等级的平等友情和江湖义气。可以说,韦小宝对陈近南的爱是一种有归属感的情感,在他的背后是他的故国和父辈,而他对康熙的友爱则只是基于一种机缘,更接近萍水相逢的江湖义气,并不带有深层的归属感。在萧峰身上那种分为两半的撕裂已然不复存在,韦小宝对于不同的人和群体,其感情已然有深浅高下之分,正是这种情感序列,终结了萧峰的认同撕裂。金庸先生或许是通过韦小宝这个人物,寄托了自己在香港这片纠结的土地上的终极认同。

 

金庸小说体现的是香港人内心深处复杂而深刻的家国认同。虽然不免迷茫,不免撕裂,但最终的寄托,依然是“海风吹拂了五千年”的故国。《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的博客说道:“从台独到港独,都患了历史失忆症,或是只有‘选择性记忆’,如港大《学苑》的港独论述,强调香港流行文化中的小说与电影,带来‘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成为香港‘立国’的基础。但香港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小说与电影记忆,肯定不能绕过金庸武侠小说和邵氏电影,而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有强烈的感时忧国情怀,绝对不会同意港独的论述。”[12]

 

(二)香港影视的中国书写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指出:“对于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而言,重新接续香港‘新浪潮’电影所依托的历史文化源头,以岭南文化为纽带,进一步释放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进而建构出面向未来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当代使命。”[13]

 

香港电影“新浪潮”,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摆脱粤语的地域局限和戏曲电影的形式束缚,进入到以国语/普通话为主的电影潮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邵氏电影。邵氏电影中的中国书写,是香港人家国认同的又一表征。邵氏电影的著名导演胡金铨对明史深有研究,在其导演的《龙门客栈》里,体现的是对有明一代不畏强御的士人精神的深刻致敬。而片中无处不在的京剧武生套路和背景音乐,体现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张彻导演的《报仇》沿用的是《武松斗杀西门庆》的故事原型。片中通过蒙太奇手法,将现实的打斗场景和京剧舞台上的武生戏交替出现,形成了一种传统与当下牵引交织的独特效果。张彻对执导电影的中国性有着非常自觉的认识:“世无凭空无根之学,也无凭空无根的艺术,总必有文化根源。中国人拍,中国人看的中国片,也不可能‘全盘西化’,而无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香港电影之能较适合于海外,反是因为较多中国特色。”[14]

 

徐克的《黄飞鸿系列》中无处不在的舞狮,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酒楼上的粤曲《惊回晓梦忆秋娟》,以香草美人寄寓家国之感。而《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则承载了对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救亡与启蒙之关系的思考。片中有一组黄飞鸿带领民团面朝大海训练武术的场面。陆海交错的地界,让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论争。一些学者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黄土文明已经衰败,国人应拥抱蓝色的海洋文明。但是在影片中,面朝大海并不意味着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更意味着迎接挑战,意味着黄土地上的人们应该“男儿当自强”,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傲气面对万重浪”,而不是向大海投降。而片中刘永福的“不平等条约”折扇与十三姨的照相机,隐喻了救亡与启蒙的历史叙事。黄飞鸿因折扇被烧而迁怒于十三姨的照相机,但在血与火的教育下,黄飞鸿认识到为了救亡,不得不接受启蒙,于是穿上洋装接受照相。然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启蒙首先是为了救亡,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体诉求和自然权利,救亡与启蒙有着本末先后之分,这依然是基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徐克在历史语境下深入理解救亡本身正当性紧迫性,对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的思考,也显得更加通达。

 

这种家国历史之思,也体现在香港电视剧中。李欧梵说,“香港是上海的镜像”。确实,作为租界的上海与受殖民式统治的香港,其社会都有着去政治化的特点。片中的许文强在参加学生运动失败之后心灰意冷,一心出人头地,于是不惜为买办冯敬尧做事。但是冯敬尧与日本黑龙会勾结,出卖中国利益,许文强在民族大义的驱使下,杀死了黑龙会的女头目,开罪冯敬尧,冯敬尧杀死了许的全家。许文强复仇后,也被法租界巡捕杀死。《上海滩》说明在受殖民式统治下的个体,不管个人如何努力,都很难获得真正意义的成功。因为在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的世俗成功,常常需要出卖民族大义。许文强作为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他对世俗成功的追求必然以悲剧告终。《上海滩》反映了受殖民式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不可调和的矛盾。

 

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群人、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的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15]生活方式体现的是共同体的价值观,是共同体中自然形成且较为稳定的因素。爱国精神是岭南文化圈的一大精神特质。粤港澳地区地域相近、文脉相亲,在建设人文湾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入发掘岭南文化中的忠义爱国精神,讲好岭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将文化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让岭南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注释:
 
[1]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第1版,第119页。
 
[2]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第1版,第148页。
 
[3]孙佳山:《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挑战——以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为线索》,《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2)。
 
[4]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5]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308页。
 
[6]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358页。
 
[7]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369页。
 
[8]钟哲平:《粤剧十五讲·第三讲——省港粤剧:一家人两兄弟,各自发达、互相扶持》,见公众号《粤人情歌》。
 
[9]钟哲平:《粤剧十五讲·第三讲——省港粤剧:一家人两兄弟,各自发达、互相扶持》,见公众号《粤人情歌》。
 
[10]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第200页。
 
[11]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65页。
 
[12]转引自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196页。
 
[13]孙佳山:《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挑战——以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为线索》,《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2)。
 
[14]张彻:《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第101页。
 
[15]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2页。

 

作者简介

 

邢哲夫山东平度人。中山大学文献学硕士。现为中共惠州市委党校文化建设教研部教师。中国楹联协会会员、广东楹联学会会员、惠州市诗词楹联协会理事、惠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惠城区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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