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畅】我们能拯救等级制吗?——评贝淡宁“正义层秩论”

栏目:他山之石
发布时间:2020-10-10 00:55:49
标签:等级制度、贝淡宁、贤能政治

原标题:我们能拯救等级制吗?

作者:车畅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八月廿四日丙戌

          耶稣2020年10月10日

 

如果问一帮中国朋友餐馆聚餐后如何结帐,他们会告诉你,最终总是由一位朋友为所有人买单(通常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抢)。而在西方朋友中,账单通常都是各付各的。这个对比反映了优先选择的差异:对西方朋友来说,更希望分开付账,因为这将导致一个公平和平等的结果;但在中国,平等并不一定最重要,有时候如付账这种事,展示友好和慷慨的善举往往胜过对公平的要求。我欠下中国朋友太多的饭钱就印证了这一点。

 

这让我们看到道德行为令人难解的真相。虽然《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来平等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有些美德却只能从不平等的地位中获得:如果不谈尊卑差异,你根本就无法开始描述好的家长、教练、老师、医生等。当我们往往习惯于将这些人物当作模范和榜样时,不平等是先决条件,这不仅不能排除他们所处的优势地位,而恰恰因为这种优势地位,使他们受到我们的尊崇。等级差异体系有可能是通向成功的通道。

 

西方人长期以来都相信,其政治上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个人主义和平等价值观。但最近,中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以及在全球舞台上越来越具攻击性的姿态---已经挑战了这种美国优越论的老生常谈。中国的贤能政治制度及其对等级差异制的默许是实现其非凡成功的秘诀吗?

 

政治学家贝淡宁(Daniel Bell)属于受儒家思想启发的贤能政治派,他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在2015年,他在《贤能政治》中论述道,贤能政治的理想形式比选举民主制更优越。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民主的道德优越性在世界上的说服力在减弱。但是,贝淡宁—关于以理想化等级制为模型的当今中国体制中包含了能成为更优制度选项的种子这一论述,并非那么顺理成章。宣称等级制在中国政治上可行是一回事,这已经因为其历史意义的崛起而得到证明,但是,宣称这样的制度能够赢得道德合法性和他人的尊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后者的论述就需要另外一本书。

 

 

 

贝淡宁 汪沛《正义层秩论》

 

贝淡宁和汪沛合著的《正义层秩论》就是对中国成功背后元素的道德合理性的精彩探索。其核心主题---并非所有社会等级制都是坏的,有些等级差异就很好,对于平等的过分拘泥会失去受益于等级差异好处的空间这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简单的常识,而在西方激进左派人士看来却是潜在的倒退。作者首先谴责了基于种族、性别、种姓和外貌等先赋性范畴的等级差异,作者的这一修改限定,仿佛给儒家思想这一古老学说注入了现代进步主义的元素但是,其他种类的等级差异如基于年龄、功德的等级差异并没有给出解释。比如,我们不会因为不平等是其共同特征,就本能地抛弃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师生关系。那么,这些等级差异又有何不同呢?

 

按照作者的意思,其合理性之一就是互惠互利性。我们常常假设等级制会导致利益的不公平分配。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想象的如建立在种族、阶级和种姓制度上的那些种类的等级制---其设计就是公然让强者占据优势。但是,有些等级制旨在为弱势者提供好处。若询问任何一个老师,他们都可能告诉你他们与学生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作者还认为,有些等级制甚至比平等制体现出更多的互惠互利。在推崇孝顺父母的价值观的国家,父母拥有比子女更高的地位,一辈子都如此。这种代际等级差异造就了一整套相互关照的义务,这是其他方式都难以复制的东西:父母必须在子女小的时候关照他们的情感和道德成长,作为回报,子女必须照顾年迈的父母。这种等级制就成为了平等制的替代选项---在后者,子女长大成人后被认为是独立和平等的个人---似乎更少互惠互利性特征。

 

等级制的另一个合理性是动态变化。无论人的经济和社会特权可能具有多大的合理性,如果它们代代相传,那就变得不公平了。问题并不在于等级制本身,而是在于等级的固化---包括例如与皮肤颜色绑在一起的社会认知,过分庞大的财富世袭转移,地理和社会流动性的种种障碍和限制—都使这种等级固化难以被撼动。

 

接着,作者从个人角度转向政治角度。作为对贝淡宁前一本书的呼应,他们建议中国模式的贤能政治可成为一种具有合理性的等级制。其理由具有双重性。首先是背景性:政治等级制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历来如此,民众已经习以为常。儒法两大思想传统是中国贤能政治理想的思想基础。秦朝时,法家(优先考虑社会秩序)指导创立了复杂的官僚体系和严刑重罚铁腕治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这些教义一直就是基于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任命官员的贤能政治的基础。作者宣称,当今中国政权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科举考试,但现有的干部选拔过程仍然保留了科举考试选贤任能的因素。

 

一个社会的历史的确在其未来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其实,按照著名自由派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正义概念必须来自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同时,社会的政治选择从来都不能被其历史所限制。(香港和台湾在文化和历史上都属于中国,但是,他们享受民主制度的成果已经几十年了。)背景论者的观点虽然是反对自由主义霸权的必要缓冲,但也可能滑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如果没有细腻区分差异的空间,就可能堕落成危险的口号---保守派教条的堡垒、或反对进步思想的武器、或对道德罪过的赦免。

 

第二个理由可以适用得更广泛。作者写道“在技术快速变革和全球性意外事件频出的时代,贤能政治或许特别适合。”如今,全球化和颠覆性技术的现状已经大幅增加了政治领袖的利害关系,能干的领袖应该比大众的代言人更加重要。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可信性:到现在为止,病毒已经呈现了中国领袖虽然严厉但控制疫情的高效,也暴露出美国领导人的优柔寡断。不过,贝淡宁和汪沛所倡导的制度选项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作者写到,“贤能政治与高层领袖的竞争性选举格格不入,因为选举民主高层领袖将破坏贤能政治本来要选拔有经验、能力和美德的领袖的制度优势。”

 

贝淡宁和汪沛正确指出,民主制在进行长远规划时存在诸多困难。周期性的选举刺激政客在选举季节到来前想方设法收割短期利益。与此同时,中国的习近平已经制定宏伟的计划,中国要在2025年前成为新技术全球领袖,在2050年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是,这既是祝福也是诅咒,而民主制度在限制民主实现宏大战略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犯下灾难性的大错。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贤能领袖往往选择强国道路;而民主制定则倾向于通过选举实现公民利益的自我保护。

 

作者小心翼翼地避免跨越边界,他们承认其论证在西方或许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如果有读者想了解更加野心勃勃的思想工程,不妨阅读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兼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的白彤东所著《反对政治平等》。像贝淡宁和汪沛一样,他也受到同样的思想影响,但是,如果贝和汪的书是道德挖掘练习---发现丢失的价值观,那么《反对政治平等》就是一种道德重构尝试:寻找人们渴望和向往的价值观。白彤东在寻找一种能超越文化障碍的政治模式,一种能保留东西方传统最优秀精化的模式。白写道“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儒家模式和其他(西方?)政治模式的混合体。”

 

白彤东是自由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坚决捍卫个人权利和法治的优先地位。这样一来,他绝非中国的辩护士,也承认现政权远非他设想的那种理想。不过,他也是相信仁爱君主合法性的儒家信徒。因此,白彤东提出建议双院制立法机构的其中一个议院的议员应该通过贤能选拔的方式。建议包括下院或者地方立法机构提名、考试、或者依靠配额制将包括退役军人、企业领袖、科学家、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等在内的社会各界领袖集中起来。与此同时,仍然保留民主选举的议院,并没有全部否认民主,虽然孔子否认公民平等治理国家的权利。贝淡宁和汪沛也承认中国现政权基于经济成就的的合法性途径难以持久,“有必要依靠民主来拯救中国的贤能政治。”

 

虽然贤能政治派从儒家哲学中吸取了灵感,但他们限制公众参与的观点却与美国早期共和派人士的观点惊人的相似。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联邦党人对于民主管理的怀疑和忧虑是众所周知的。为了表达他们的担忧和恐惧,他们创造了一种能够选择具有“功德”者的代表制(白人有产男性),他们能“精炼和扩大公众的观念”---这是对普通民众缺乏信心的粉饰化表述。而且,直到20世纪时,总统选举过程也远非民主的:它们受到政党内部人士控制,其方式与白彤东提议的方式非常类似。州立法机构选出自己的“选举人”,由这些选举人基于政党大佬的指令选举总统。常常让人感觉到的那种当今民主政治的机构性混乱和僵化症就是早期共和派制度设计的遗产。这就是为什么每隔四年,美国人认为他们在选举总统,但实际上他们总是受到那个被称为选举人团的恼人障碍的限制。

 

两本书共通的理想贤能政治理念与美国早期主张共和制人士的部分观点的类似很有启发意义。它暗示寻找“最优人选”与排除和剥夺“最劣人选”资格的冲动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是否有一种制度能够真正宣称既选贤任能又清除掉“德不配位者”仍然有待观察,但是,人们从美国历史上看到的东西很少令人鼓舞。在整个20世纪,将投票权不断扩展的进步改革让主张共和制的美国更加接近民主制。但最近,新冠疫情加上种族关系的国内危机已经暴露出民主选举出的领导人的无能。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后疫情时代的世界需要更多民主还是更多贤能政治?

 

脱离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中的建设性理论尝试不仅仅是一套论述,更是一套文化阐释的教程:我们常常依据自己的理想来判断自家社会,却依据他国的现实实践去判断他国社会。我们这样做时,往往假设其他社会缺乏理想;与我们不同,他们已经耗尽了所有选项,或将错误埋藏在地毯下面掩盖起来或抛弃进步。即使你不能被这些书中的论述所说服,但它们至少让你认识到这样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正如分开付账的做法未必总是特定场合的正确答案一样,民主平等也未必总是当今动荡不定和难以预测的世界的最佳解决办法。探索更优的替代性制度选项仍然还处于初期阶段。在找到答案之前,还是由我请客,为各位朋友买单吧。

 

作者简介:

 

车畅(Chang Che),自由作家,曾担任《牛津书评》编辑,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和牛津大学政治理论硕士学位。

 

译自:Can Hierarchies Be Rescued?By Chang Che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can-hierarchies-be-rescued/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