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霸王道杂之:儒家政治哲学导论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1-08-02 20:17:40
标签:儒家政治哲学
陈明

作者简介:陈明,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1994年创办《原道》辑刊任主编至今。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文化儒学》《儒教与公民社会》《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主编有“原道文丛”若干种。

霸王道杂之:儒家政治哲学导论

作者:陈明

来源:「刘铁芳人文教育公众号」2021年7月15日



2021年7月14日上午,湘潭大学陈明教授于2021年“古典传统与人文教化”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做《霸王道杂之:儒家政治哲学导论》讲座。参与本次暑期学校的全国各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旁听学员参加了讲座。


陈明教授以霸道、王道的阐释开篇,指出何为王道、霸道。“霸王道杂之”出自《汉书·元帝纪》,汉宣帝训导柔仁好儒的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王道即霸道与王道,杂之即二者结合运用。“杂”的主体是汉家皇帝,所以,在这个句子中,“霸道”与“王道”其实是一种治理方式,即“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属于行政学范畴。《礼记·乐记》的“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与此类似。这对概念渊源久远,可以追溯至当年商鞅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就依次提出了帝道、王道和霸道的三套方案。


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具有多重面相。从学派性角度看,以无为为主旨的帝道对应于道家,以德教为主旨的王道对应于儒家,以刑罚为主旨的霸道对应于法家。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价值目标:帝道是自然与无为,王道是仁爱与和谐,霸道是力量与富强。而从学科性角度看,商鞅的语境里帝道、王道、霸道应该都是作为治理方式,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宋代朱熹讨论王道和霸道,则是从其所谓人心和道心的区分出发,认为从道心出发的行为属于王道,从人心出发的行为则属于霸道;王道与霸道之分在于公私、义利之别,从而将二者转换成为了伦理学范畴。费孝通从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分配或安排的角度加以讨论,认为一切由政府主导的权力叫霸道,政府与社会协商组合而成的权力叫王道——这后面隐藏着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影子,使这对概念有了制度的味道。


进一步从文明结构论出发,可以将霸道理解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道理解为以天道信仰的儒教——主要体现在《春秋公羊学》中的天地秩序、政治和社会治理原则以及这一切后面的天道信仰。汉承秦制是指霸道这一点而言。秦的失败在诸多原因之外,有人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立教”。“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以政为教、以政代教,也就是以官吏取代儒生,结果自然是否定固有之教终于无以为教。所以最重要的一点,讨论“霸王道杂之”的文明结构,需要关注分析的是王道的转换,及由此而来的其与霸道的结合。


“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如果说周公的制礼作乐主要属于政治实践,孔子孟子的相关论述主要属于理论阐释,那么,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家的工作则主要属于政治哲学,是孔子之道的再落实。大一统、通三统以及改正朔、易服色等讨论聚焦的不再是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即制度论与治理论,而是其合法性基础与运作原则。正如孔子的素王化是因为时王地位不可动摇一样,“王道”如此脱实向虚是因为“霸道”已经在现实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不可动摇。董仲舒对秦之崩溃、汉之艰辛的原因诊断有三:不信天、不尊重社会、不行教化。他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正是重建天道信仰,并以此为前提提出自己的制度论与治理论。其论证的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制度论以圣人为中心。董仲舒通过确立天的地位,对权力—秩序系统重新设计。在人间之“王”的上面设立位格更高的“天”;制度是天意的显现、落实,天意难知而圣人通天,于是又在天与王的纵轴之间或之外,设立一个圣人的角色或位置;最后,以“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将教化之责委托给圣人。


其次,治理论以君主为枢轴。通过肯定君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引导君主自觉“法天之象以行事”,“兼利天下”,因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然而,昏聩的时王对“君权神授”乃至天的信仰本身所构成的挑战仍无法弥缝。


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说,董仲舒通过对天的论证、阐释和应用,将三代正统的儒家信仰体系重新确立为汉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使政治系统获得义理的基础,也使天地人生获得道德上的统一性,确立起帝国的文明属性。在社会整合上,由于儒家思想原本就是三代和中原地区主流的文化传统,对它的尊重就是对社会的尊重,对文化情感与社会组织系统的尊重。董仲舒用“圣”和“王”区分了“开国之君”、“主权者”与“立法者”,同时承认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使超验和经验、信仰和政治维持着均衡的张力,在世界文明谱系中表现出东方的特征。


陈明教授引用王充在 《论衡·超奇》的评价“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文王奠定周朝基业;孔子升华神圣理念;董仲舒将其落实于延续两千年的秦汉帝国。从政统的角度说,这是对国家的完善;从道统的角度说,这是文明的定型。


五四以来学界提到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时总是强调二者的对立性。原因主要一是将其与政治切割,因为过去的政治是所谓封建专制,也应该为近代的落后挨打负责,所以应予否定,而对尚有价值可以传承的儒家文化则采取将其与政治区分,进而将其视为对抗封建政治之政统的独立道统而加以肯定。


陈明教授总结道,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修改党章,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之外增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乃是一个重要节点。其意义不仅横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更是将党与中国文明历史做了纵向联结,意味着党开始了自身与中华文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自觉回归。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义中国梦,以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基础,从五千年和一百五十年来理解道路、理论和制度上的发展,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去切割和规划历史,替代甚至否定传统文明。


在讲座的最后,陈明教授回答了部分学员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