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为何“结合”?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远意义

栏目:思想动态
发布时间:2021-11-17 10:04:39
标签:两个结合
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社会兼职莱芜汶源书院院长,济宁仰圣书院执行院长。著有《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信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讲》《礼德诠解》《廉德诠解》《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

为何“结合”?如何“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远意义

作者:宋立林

来源:《博览群书》2021年第10期,题目有变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结合”尤其称得上是创造性的重大论断,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做好两个“结合”的历史任务,要落实和贯彻好这一历史任务,首先要把握好为何“结合”与如何“结合”这两个问题。

 

一、为何“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1840年以降,中华民族因为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国势衰微,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面前丧失招架之力,致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路准备。一百年前的上海市兴业路76号和嘉兴红船的那次会议,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迎来了真正的转机。

 

1.守常行权:从实践品格上看,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中国哲学强调“经权之辨”,一方面承认“道”具有恒常性和真理性,因此要“守常”;一方面又强调在将“道”落实到现实中必须注意“变通”,此谓“行权”。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同时是一种实践哲学,一旦进入实践,发挥真理作用,就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同时也为实践所证明。那种僵化的教条的“本本主义”,只能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化、空洞化,最终扼杀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导致革命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自觉运用自身的中国文化智慧对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创造性地开启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胜利。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2.密不可分:从初心使命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文化相结合

 

作为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逻辑上讲,也包含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涵,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实际的一部分。之所以要特别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一个结合”变为“两个结合”,无非是强调“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这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的重要论断,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一“初心使命”的确立,使得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与中华文化产生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是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支撑的。

 

既然文化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至关重要,那么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特别指出:

 

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

 

科学的态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分析、评判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劣得失,不能陷入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也不能无限夸大民族文化的价值。

 

3.和实生物:从发展的需求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带来巨大的创造活力

 

“结合”是中国文化“和合”思想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和合代表了中国人对宇宙和世界的理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智慧境界,它内涵体用,贯天人,通内外,系人我,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早于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几百年,在西周末年就有史伯提出“和实生物”的伟大思想。史官是上古时期最早的知识分子,较之普通贵族,他们因为熟谙历史,具有非常深邃的眼光,不仅对历史变迁,而且对宇宙自然都有深刻的洞察。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史伯的这一论断,乃是基于他对自然与历史的长期观察和深刻思考,可以说具有真理的意义。

 

而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不断发展的,在回应时代的课题、民族性的使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自我发展”,就要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来充实、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恰恰印证着中国古人“和实生物”的伟大智慧。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融合的过程。其实,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所撰著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创造性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之中,从而产生了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结合”,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整体深化。相较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非常鲜明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特别自觉地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他在2021年3月22日视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时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来的什么中国特色?”在2021年5月9日给《文史哲》杂志全体编辑回信时,他特别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由此可见,他非常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吸取都是空前的,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新繁荣,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发展。这一点我们通过三卷《习近平治国理政》就可以特别感受到。


 

二、如何“结合”:儒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融入到整个中华文化之中。所以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丰富性,历史上儒墨道法等学派及外来的佛教等都深刻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品格、特点。儒学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然不能忽视儒学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儒学将在“两结合”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1.可以融通:相通证明“结合”的可能性

 

近代以降,国门大开,西学东来,上百种西方思潮在中国大地传播,风起云涌,各领风骚,但是唯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存在很多相通之处,这才被中国人民所接纳和认可。尽管近代恰是儒学遭到否定的衰弱时刻,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脉,其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早已渗入民族基因之中,成为生命的底色,发挥着支援意识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儒学有较强的一致性。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确实,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里的革命,而是一种直面现实世界的实践哲学。同样,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也是实践哲学。从一开始,儒家就将注意力放到了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上。“修齐治平”是儒家的一贯追求,“力行”“笃行”反映了儒家的实践诉求。所以,一代代的儒者,都是“弘道”者,“立德、立功、立言”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以,以改造世界为鹄的的马克思主义很容易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目标与儒学有明显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很容易让中国知识分子想到儒家的大同理想。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与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平思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社会思想有相融之处。这也让富有社会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坦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解也与儒学有相近似之处。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人的理解,“原子个体”成为主流看法。但马克思主义却与此不同,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家向来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一贯强调“伦理”对人的根本意义,形成了所谓“伦理本位”的文化。尽管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论”,儒家突出“伦理观”,但在强调“关系”这一点上,无疑有其近似之处。这使得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了亲近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落地生根。

 

2.和而不同:差异互补昭示“结合”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来自两种不同的文明,是古今两种不同的学说体系,其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种差异的意义,那就是二者互为镜子,可以相互观照、借鉴,从而做到互补。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阶级性”,这一点是儒家所缺乏的。而儒家所重视的“伦理观念”也为马克思主义所忽视。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儒家所一贯重视的伦理问题。重视“道德”的儒家文化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个体的修身与治国理政方面提供有益补充。儒家的“道德”论述,在儒家经典中俯拾皆是。“重德性”是儒家的重要特色,其在个体修养论方面,诚意、正心、慎独等工夫论,其意义千古不磨;在治国理政方面,儒家的“德治礼序”观念,也是源远流长,影响久远。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一文中,非常自觉地汲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思想、修身观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道德”的作用,将教育的根本任务归结为“立德树人”,这完全符合中华文化的教育观;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将德治与法治并举,突出道德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这都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儒家文化强调的“和合”观念,也将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某种智慧启示。既然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宇宙、自然、社会、国家等存在联系和关系,那么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关系就非常重要。西方文化强调主客二元的对立,而中国文化则崇尚“一多不分”。儒家哲学强调“和合”“融通”,“天人合一”“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等都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处理“关系”的新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都是借鉴和吸收儒家“和合”理念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总结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以人为本、民胞物与”“克己复礼、公义至上”“天下一家、和衷共济”“万物一体、和谐共生”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伟大的抗疫精神,也必将汇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

 

3.知行合一:理论阐发与实践运用共同落实“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既给理论工作者、学术专家提出了时代课题,同时又为治国理政的实践提出了方向。“结合”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也不能仅仅着眼于社会实践的维度。

 

理论阐释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深入、全面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入阐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的核心思想理念、超越时空的智慧,进而将之逻辑地、科学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理论之母。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斋里进行思想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真正地发展。我们必须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投身于热火朝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从实践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智慧、运用中华文化理念,在实践中反复检验,从中汲取真正的优秀成分,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们在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历史使命时,应该虚心学习,提出问题,思考解决途径,多方辨析论证,最后落实于坚定的行动之中,“两结合”才会展示出气势磅礴的思想伟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伟业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