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中国文化与政治之大转折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4-02-26 21:03:01
标签:
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中国文化与政治之大转折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惠赐

时间:20141

 

 

 

中国的文化与政治都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文明自觉。经过百余年奋斗,到中国现代大转型的收官阶段,中国人亦不得不如此。

 

中国的文化与政治都在一次深刻的转折中。转折的动因,既在二三十年来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解释中国故事之无力,更在中国文明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随着这种转变,中国思想与中国秩序都隐约可见。

 

中国故事与思想的无力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从农民到工商业主,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财富大幅度增加,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大大增强,GDP逐次超过多个国家,坐二望一。这就是“中国故事”。快速增长,加上中国的超大规模,使得中国越来越强烈地影响世界。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也即,在世界塑造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塑造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对于今日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事实。

 

然而,各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故事却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一种是中国模式论。这种解释说,中国之所以有长期较高增长,是因为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发展。然而,如果强有力的政府是主因,为什么其他国家强有力的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二十世纪中期最强的政府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近来,中国模式论已经悄无声息。

 

第二种解释出自新、老左派。他们说,五六十年代国家以集中计划方式自上而下地推动的重工业化策略,为这三十多年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东亚经济体中相对较低的,甚至可能是最低的。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建立的诸多重工业工厂,在1990年前后的十年间,纷纷陷入绝境,或被关停并转,或被迫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引进外资,进行股份化改造。相反,中国新一轮工业化是另起炉灶,从乡镇开始的。现在人们称中国是“世界工厂”,可这车间实在江南、钱塘江以南中国的乡镇。正是这些企业的发展,才给了集中到资源、要素、重化部门的国有企业以生机。

 

与上述两种意识形态不同,九十年代以来盛行的自由主义,不管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政治自由主义,通常并不愿谈及中国故事。他们的眼睛盯着前面,有一个法治、宪政的理想,而今日中国尚没有这样的制度。所以,他们更多看到的是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至关重要,而当下中国的制度显然很不健全。所以,他们经常说,中国的增长其实是虚假的。至少从九十年代末以来,就不断有人预言,高增长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中国经济就要崩溃了。但就在这预言声中,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解说的无力、预言的失灵意味着,八十年代以来支配中国人的种种意识形态,普遍失效了。同样的失语,发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之后。这个改革囊括了学界、舆论界多年呼吁的几乎改革措施,但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年中反宪政的风波,人们有点不大相信。也许是因为,精英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方案。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熟悉的意识形态词汇发明了一个词,形容已经展开的新时代的特点:“政左经右”。曾经活跃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权威主义者再度活跃起来。然而,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说法果真能够解释我们这个时代吗?

 

意识形态洪流淹没中国价值

 

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人还亢奋地生活在意识形态时代。

 

十九世纪之前的欧美、中国,都在古典价值观的支配下。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教化体系渗透社会各个方面,各种政治思想也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儒家士大夫、绅士群体守护着儒家最清晰阐述的中国价值,而以教育、宗教、民间艺术等为教化渠道,由此而维系着文化、社会、政治秩序。

 

十九世纪后半期,“上帝死了”,基督教在西方渐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欧洲率先进入意识形态时代。

 

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办现代教育。传统士绅群体的影响力逐渐衰减,在城市则逐渐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欧美意识现代形态正好满足了这个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胃口。通过留日学生的倒手,在读书人群体中,欧美各种意识形态大面积传播,中国价值观被弃置一旁。外来意识形态,以及本土知识分子基于外来元素创造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行其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时代。关于意识形态的特征,马克思有过精彩的论述。各种现代意识形态通常具有美国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特征,都通过进化的、历史终结论性质的概念,虚构一个没有神灵的人间天堂,并承诺,人们只要按照其划定的路线,就可达到这个终极幸福的时刻。在欧洲,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撕裂了世界、社会,在阶层、阶级、种族、国家之间制造怨恨和仇杀。

 

在中国,意识形态另有一种功能。中国于流行的所有重要意识形态都是外来的,而中国的意识形态信奉者都有真理传播者的自信。他们用外来的意识形态审查中国的一切,信仰、价值、知识、习俗、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等等。他们毫不犹豫地操起意识形态的手术刀切割中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因此,中国所有意识形态信奉者对中国文明都秉持激进主义立场。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贯穿百年的民族主义、及各种左派意识形态,相互之间始终争斗不休,但在一点上却出奇地一致:全盘摧毁中国文明,彻底改造“落后、愚昧的”中国。

 

中国文明,中国故事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依据意识形态,中国出现了一套全新的命令式国家集中控制体制。为建立这样的新制度,权力做了一波又一波努力,以图彻底清除中国固有的种种制度。以经济为例,春秋末期,封建制解体,所有人均可自由流动,包括可以自由从事工商业活动;农民获得相对完整的、可交易的土地产权。这两个因素具备,中国经济就以市场体制运作。中间当然有一些反复,不过,从宋代开始,中国就始终存在一个相当完善的市场制度。也因此,自宋以来,在和平时代,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增长。

 

中国也向来是开放的,中国,尤其是江南、钱塘江以南中国,深度卷入全球分工网络中,且居于支配位置:在这场贸易网络中,欧洲人为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把白银输入中国,以至于从明代中期起,白银成为中国的基本货币,而中国的白银产量向来极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以此市场制度为基础,借助西方技术,实现技术、尤其是能源使用技术突破,继续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比如在北伐后、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中,工业年均增长在8%以上。

 

二十世纪中期的制度是这一市场经济传统的一次重大断裂。不过,新制度注定了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因为它与中国人习惯的经济生活形态截然相反。中国人长期生活与私人产权、家庭经营、农工商并举的经济习惯中,天生就是私人企业家。儒家价值也支持这种经济、社会制度。

 

于是,发生了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所描述的“边缘革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而民众自发回归的力量已非常强大。在此情况下,邓小平等领导人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承认民众以“创新性违法”方式创立的制度之合法性,由此而有了制度的“改革”。其实,民众创造的新制度就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的传统制度。

 

因此,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诸多良性变化,其实是中国文明之复归。下面的事实,可为这个命题提供一个论证:中国私人经济最早成长的地区,目前而言也是经济最为发达、且市场秩序最为健全的地区,恰恰是传统文化、儒家价值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也即钱塘江以南中国和江南。也就是说,当城市精英群体陷入激进狂热时,生活于“野”的普通民众守护和部分恢复了本于儒家的中国文明。

 

经由下面讨论的儒学的提撕,有越来越多的精英有中国文化的自觉。这其中最为积极的是新兴的私人企业家群体。其实,钱塘江以南、江南的人们借助于儒家价值,天然地知道如何组织、管理企业。城市的企业家为管理企业,也自然回向传统。当然,以佛教为主的传统,也有效地安顿了那些富裕起来的企业家的心灵。“儒商”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可。

 

中国思想界的儒学化

 

在大传统层面上,以儒学为中心的整个中国文化在复兴。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都日趋繁荣,儒学同样在强劲复兴,从而带动了中国思想界之大重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唯一具有思想意义的知识成是现代新儒学,其他各家都不过是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而已。当中国与西方深度交往,儒家就在调适。现代新儒学在康有为那里就已起步,康氏会通中西之学,重建儒学体系。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刺激了新儒学的发展:梁漱溟先生为反对西洋文明优越论,而掀起“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张君劢先生为反对科学主义,而掀起“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到四十年代,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陈寅恪等先生,循张之洞之理念,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迸发出巨大的思想创造力。

 

四十年代末政局大变,现代新儒家在大陆绝迹,而花果飘零于港台、海外。八十年代,港台、海外现代新儒学重回大陆。只是,这个时代,大陆知识分子为反思文革惨剧,而再度走上秦晖先生所说“荆轲刺孔子”的闹剧,掀起反传统浪潮。儒学在八十年代相当边缘。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九十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学在学院中的影响日趋扩大,以至于有了“中国哲学”学科之设立。九十年代,大陆更有儒学新范式之形成,包括以蒋庆为代表的政治儒学。

 

这两股儒学力量,从学院体制内外,共同推动整个中国思想界之儒学化。确实,过去十年来,中国各个思想流派,不论是自由主义者,左派,还是官方马克思主义者,都逐渐改变了对儒家的态度。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程度不等地趋向儒家化,甚至许纪霖、周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都可以接受儒家价值为中国的“公民宗教”。略加观察也可发现,越来越多的思想者借助儒家思想资源思考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比如“天下主义”、“王道政治”备受关注,比如“家哲学”之提出。在不少流派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儒家也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核心问题,其著名者如甘阳之“通三统”。

 

稍微具有责任心、现实感的思想者都相信,中国还是儒家的中国,那怕儒家在今天似乎并不是那么强烈。越来越多睿智的年轻学者逐渐克服了西学优越论,转而认真对待儒学。

 

可以预料,中国思想界之儒学化将持续深化,儒学将涵濡各种外来、内生的现代思想、意识形态,后者又可借助儒学资源而趋向成熟。双方相互对话、会通,中国思想将在此过程中生成。中国思想是中国之道在开放环境下的现代表达,当然是丰富的表达。但中国思想的根底是儒学,以及作为儒学源头的经学。这是中国知识场域中的常道。

 

随着思想界的儒学化,百余年来竞相极化的现代意识形态将被驯化,从而更多地具有建设性。因为有共同的价值基础,而逐渐地中国化,彼此间也将减少敌意。百年来,一直到今天,各种现代意识形态之间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儒家化带来的知识和价值共享,或将让他们可以共生,从而有可能生成中国思想。

 

文明复兴,全面改革

 

在文化、思想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中国的政治也悄然发生巨变。理解中国现代政治,关键在理解文化立场。如同张之洞《劝学篇》所展示的,现代中国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学、西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中体、西学的关系,由此而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之分。政治激进主义贯穿二十世纪,其根源则在文化激进主义。那么反过来,文化激进主义退潮,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兴起,也就必然伴随着政治的保守化。

 

这正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政治演进之大势。 

 

政治转型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由邓小平迈出。邓公在70年代末提出“小康社会”目标,一直沿用至今。“小康”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这一用语具有极大文化象征意义,它用一个中国式平实的社会理想,替代了外来激进意识形态描绘的乌托邦。它表明,中国人将追求自己的传统理想,则其道路当然也将是中国的。

 

接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八二宪法序言的重大调整,在此之前的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1978年宪法,第一段都是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叙事,八二宪法序言却这样开篇:“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宪法中,历史和文化率先登场,此序言以历史消解权力,以文化消解革命。它承认了中国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宪法开始顺承生活。正是宪法序言这一调整,开放出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之巨变。

 

至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目标,政治之中国性不断强化,且日益聚焦于中国文化。胡锦涛、温家宝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观念,都立足于传统中国政治理念。过去时间大规模兴办于各国的汉语教育机构,被命名为“孔子学院”。2011年底,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对党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予以了全新的界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不是描述历史,而是宣示执政党关于中国文化之政治立场。

 

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后,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共的责任,并将其概括为“中国梦”。在“819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将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1126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表示,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在这之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教师法》修订意见,教师节日期调整到孔子诞辰日。孔子获得高度肯定。

 

李克强的人生中,最可注意的是六十年代后期跟随桐城派后学李诚先生学习国学五年的奇特经历。有其文化熏陶,他才会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有这样的表白:“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读书、做事、文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九个字,具有深邃的中国文化内涵。

 

由此可以看出,过去三十年间,中共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在持续变化,从最初的全盘反传统,到今天大体肯认儒家,而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七十年代开始、但尚不自觉的保守化过程,至此跃上了政治自觉的层面。

 

也因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场相当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与国民价值、法律与生活、权力与文化之间的紧张、冲突正在逐渐缓解,政治的极端性正在缓和。由此,一种更为开放的、包容性的政治有可能出现。

 

至于现实政治的主线,则可用八个字概括:文明复兴,全面改革。全面改革,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可看到,是为政治的显性线索。文明复兴,则是隐性线索。两者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正是文明复兴的自觉,让中国政治正在艰难地走出意识形态时代。必然还有反复,但趋势是相当明显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主体性地位日益强化,曾经支配政治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弱化。

 

也正是文明复兴,催生了全面改革。人们讨论正在展开的新政治,只看到了全面改革,而没有看到文明复兴这个维度。然而,若无文明复兴维度,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自觉而全面的改革方案: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需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反过来,文明复兴目标也将全面改革纳入一个确定的轨道:全面改革并不意味着全盘引进外国既成制度。本轮改革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两轮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文明自觉。这样,改革中陆续出台的新制度,将具有日益明确的中国性。在关于城镇化的诸多描述中,已可见端倪。

 

中国人要创造自己的现代秩序。这是谈论改革时不能不深加留意的。而这,正是中国思想用武之时。

 

中国思想与中国秩序

 

中国的文化与政治都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文明自觉。经过百余年奋斗,到中国现代大转型的收官阶段,中国人亦不得不如此。孔子为中国人树立了好学的典范,面对富强、文明、宪政的西方,中国精英放低自己的身段,虚心学习。百余年来,中国的精英群体都是小学生心态。中国一直在西方或者苏联等老师的后面专心追赶。赶超他者,达到他人的现代状态,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梦想。

 

因为自身文明深厚的生命力,中国的追赶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中,零零散散地、程度不等地建立了现代制度。到了这个时代,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思想者和政治家面前:完整的现代中国秩序是什么的?

 

中国以学生心态照抄国外制度,已不可能。就自身言,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体,形成于且有效于比中国小一个量级的共同体中的诸多制度,是否在中国有效?至少存在巨大风险。中国也有悠久的文明,中国人有自己的秩序想象。在他国行之有效的制度架构,一定能在中国塑造令人安心的良好秩序么?

 

另一方面,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承担着让人类变得更好的世界历史责任,这是中国的天命。今日思考中国之良好秩序,不能仅局限于解决中国问题,而须有同时解决人类现有诸多问题的视野。

 

基于这两点,中国的大转型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学习,而应当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创造,型塑作为中国之道的现代实现形态的中国秩序。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使命。这一中国秩序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现有的种种问题,更可给其他文明体示范新秩序的可能性。

 

这当然绝不意味着全盘复古,或闭门造车。相反,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要求中国须对人类既有一切优良治理技术保持开放心态,因为,全世界都看着中国。但同时,基于文明自觉,中国也须对中国特有的治理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治道,及长期积累的制度和智慧,保持开放。如同当年的美国立宪者,中国人须调用古今中西的资源,重新组合、装配并适当创新,以创生一个适合于治理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体制,并使之具有向天下开放的潜力。 中国思想创发的机运在此。百年来,中国人大体上是欧美思想之消费者。也因此,中国人没能有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解决人类难题,中国人也全无贡献。今日气运转移,中国人自应当仁不让。而中国思想之创发需要思想者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与世界历史主体性的双重自觉。

 

20131219日完稿,刊于21世纪商业评论,20141月。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