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断裂，村民自治难成功

作者：杜吹剑（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环球时报》2014年4月14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4月14日

前有广东乌坎，后有山东平度，均是小村庄，但却都发生了国内外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村庄自治组织之缺位、失责、腐败，再度成为各界反思的重点。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横行乡里，贿选盛行，村委会严重行政化不被乡民认同，村民自治组织没有担负起其应有的职责，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等，成为突出现象。

中国自古就有优良的社会自治传统。“社”初指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后代逐渐演变为地方基层组织或民间自治团体。各种各样的“社”聚“会”在一起，方组成“社会”，人亦成为社会人。被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所连接，有着密切生活联系的一定数量的社会人居住在一定区域，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即社区。对社区的治理，古今中外所有民族皆采取自治的方法手段，即由社会自组织维持公俗良序，以保证本社区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皇权不下县”，众人耳熟能详，这不仅是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原则，亦是真实的历史描述。儒家极为重视政治治理。《周易·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尚书·武成》说：“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诚如学者吴钩指出，儒家塑造的舜帝圣王形象“不与”、“无为”与“举众贤”，实际上代表了儒家治理理想的三重涵义：天下为公，虚君共治，选贤与能。这样的治理理想既是古老的，跟现代“虚君立宪”制度又是相通的。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潮涌入中国时，儒家士大夫群体很快就接受了其宪政思想，此乃因为中西治理思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政治治理如此，社会治理亦是如此。自治者，自我治理也。儒家士子“有意三代之治”的理想，不仅表现为在朝的政治担当，也注重在野的“以礼化俗”，如宋代大儒张载所谓之“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儒家讲“化民成俗”，认为社会的优良治理，有赖于自组织的自治，而不能依靠政府强力管制。只要国家权力少些干预，民间会自发形成良好秩序。而地方社会自治秩序的构建，需要具有道德威望与结社能力的士君子致力参与和建构，即实施乡绅自治。乡绅是信奉儒家价值的地方领袖，是本社区内的文化精英和道德模范，理所当然成为社区自治的领导者。

自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自组织系统不断遭到破坏，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凋敝与礼乐秩序崩溃。科举制的废止铲除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组织者儒家士绅产生的土壤，而越来越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化运动更使得儒学面临合法性危机，再加之持续不断的革命风暴，这一切使得传统文化原有的安顿身心、规范行为、维系社会的功能渐趋丧失。当一切地方性的次生制度、家族文化以及沉淀于乡土社会的儒学资源都被视为负面因素被清除后，支撑与维系社会运作的资源几近枯竭，社会自组织系统遭到彻底破坏。

再者，源于对西方民主的迷信以及对西方民主实践过程的无视，以为只要照抄照搬即可水到渠成，将自治简单等同于一人一票选举民主，加速破坏了“伦理型乡村”，而“法理型乡村”的建设过程及效果亦未遂人愿。

除了乌坎、平度，还有什邡、启东、茂名等群体性事件后，很多中国学者呼吁要“社会自治”，在下深以为然，但对有些学者大赞西方自治经验，蛮横指责中国没有自治传统，不能苟同。在实践中与中国传统切割，如将宗族、宗教视为负面因素，强控制，重经济，轻道德，又简单照搬西方民主，结果是徒有其表。儒家乡绅自治，是中国固有传统和特有优势。欲走出困境，必须为自治正名，重视文化，接续传统。

首先，在国家政策指导上，要破除“自治即西式民主”迷信，承继中国传统乡治中的共和理念，将宗族纳入现行的村民自治框架，重视宗族、自然村、驻村单位相互之间的协商共治，不可一味追求高投票率，因为投票率并不与自治水平成正比。其次，要破除“历史进化论”迷信，古不如今并非理所当然，应复归中国传统，要支持重建祠堂，充分发挥其传统的宗教、交往、决策、行政、司法、教育、慈善诸功能，并将处理乡村众人公事的公共祠堂建设与处理村民自家私事的宗族祠堂建设并重。最后，要破除“唯经济论”迷信，切忌行政控制、逼民致富，应以乡村之和乐安然为目标，大力实施礼乐教化，在乡村中再造一批有德有能且有财有学之传统价值信奉者即新乡绅，使之成为村民自治的主导力量，此亦是当务之急。实践证明，唯有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社会自治，才会成功。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发表于2014年4月14日环球时报，此为未删节稿。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