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邓小平的文明意义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0-25 21: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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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邓小平的文明意义

作者:秋风

来源:新浪历史

时间:甲午年九月三十

           西历2014年10月23日

 


邓小平参观虎丘时与民众亲切见面

 

邓小平是伟人。但他的伟大意义究竟何在?也许,从文明复兴的角度可有最为全面的理解。下面略微考察一下邓小平那些最为人瞩目的观点、做法与中国治国之道间的关联。


激进主义狂欢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两个思想与政治传统: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两者的区别不在于中国是否当变,而在于如何变。保守主义主张,制可变,道不可变。激进主义则主张,要变制,就必须变道。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保守主义知之不多,但其实,保守主义曾相当强大: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之后,思想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主流就是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成熟的孙文、蒋中正都是保守主义的,由此而形成了保守主义的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与宪制,一直绵延于今日之台湾。

 

当然,激进主义也有强大力量。毛泽东融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列宁斯大林的组织策略、以及中国历史上造反者的原始共产主义观念,形成一套全新的激进主义理论,最终打下江山。

 

但与古今中外一切打江山者不同,毛没有准备安稳地坐江山,而是雄心勃勃地“继续革命”。1949年共同纲领、1952年宪法、1975年宪法以及受他影响的1978年宪法,都是“继续革命”的宪法。

 

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已坐上江山了,当然不可能是政治革命,而是以体制的政治力量展开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观念革命,归根到底,就是对文明的革命。毛认为,中国唯有彻底改变,全盘重建,才能应付世界挑战,保住“球籍”。最深层次的革命就是对中国价值观及其所支撑的生活方式予以革命。毛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命名就清楚展现了最为彻底的激进主义政治理念。文化大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大革命。

 

其结果,则是巨大的混乱。权力与文明相悖,法律与生活为敌,在意识形态尚有动员能力之时,或可勉强维持某种扭曲秩序。一旦意识形态崩解,社会秩序必定解体。

 

这就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情形。激进主义的继续革命走到头了,整个国家已没有方向。于是,邓小平复出。

 

走出激进主义

 

在中共领导下人中,邓小平是出过国的:在法国勤工俭学,在苏联学习理论。这可以部分地解释邓小平何以采取开放政策的,尽管实际上,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一直就是开放的。

 

但之所以是邓小平出来收拾继续革命的残局,恐怕主要还是因为,邓小平身上的务实气质。

 

哲学会让权力不理性,在现代中国,它尤其可怕。因为,现代中国的哲学经常是舶来的,灌注了反中国文明的基因。带着理论的政治,在现代中国,首先会进行文化的大破坏。二十世纪激进知识分子,不论左右,其理想就是以抄自外部世界的理论,也即真理,全盘改造他们断定为愚昧、落后的中国。中国是其心目中真理的试验场。只不过,不同的人照抄的对象不同而已。直到今天,很多自以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仍抱着这种以真理造就新世界的理想。

 

邓小平没有理论兴趣,他更重视实践的智慧。这就是中国式政治的基本特征。中国人没有兴趣构造逻辑严谨的政治哲学理论或政治学理论,而更重视实践,且在实践中内自省,反思,从而形成智慧,用实践智慧解决问题、难题。

 

由此看来,邓小平的复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不是偶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会这样说,这实际上取消了理性的至上地位,将其置于实践智慧之下。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想。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脉络中,本无所谓“真理”:中国讲天道、天理,会讲道理、人情,至于“真理”这个词,关联于逻各斯或上帝。

 

沿着这样的逻辑,邓小平重提“实事求是”。这是汉儒用过的词。邓小平用这个中国词语告诉人们,抛开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直面中国现实。这就从根本上抽空了激进主义的可能性:现代中国一切激进主义都起源于对外来终极真理的自信。

 

激进主义在政治上终告退场。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旨在清除执政党的激进主义基因。

 

回到中国价值

 

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文化的大革命,既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也堂皇地回归了。邓的重要政策均有这种取向。

 

今天六十岁左右的人谈到邓小平,最为感念的是恢复高考的决断。孔子创立文教,养成士君子,以为合格之社会治理者。在中国,文教内嵌于政制中,政治的核心则是教育与选举两项制度。比如,宋明时代通过科举制度,打通国家、社会,让两者不至于对抗;由此,社会优秀人才不断进入政府,而始终有希望。这两者是社会秩序稳定之关键。

 

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后的高考制度依然具有科举功能,毛则切断了底层上升通道,又造成国家治理人才德能的严重下降,陈永贵、王洪文、吴桂贤等人登上权力最高层,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邓小平恢复高考,实际上重回中国文教-选举体制,由此而让读书人群体重新获得应有地位,受到尊敬。须知,在传统中国,最好的时代都是士人地位高尚的时代。反过来看,九十年代以后社会虽富裕而败坏,与读书人地位急遽下降密切相关。如何恢复读书人地位,重建士绅群体,是社会能否建立稳定秩序的关键。

 

后来,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建设要一起抓,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他相信,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必须用法律和教育两个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同样是中国式政治思考方式。随着执政党将专门开会讨论法治建设,近来人们正在热议“法治”。然而,基于中国人的信仰,法律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具有西方那样崇高、绝对的地位:中国人不会“信仰”法律。但中国同样有过良好秩序,而达到这种状态的首要机制是教育,或教化。由此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由此形成礼俗,化成人心,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此,人们普遍地积极向上,而又能自我约束。这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础之上,法律发挥有限作用。

 

因此,在中国,明智的政府必定高度重视士人养成,重视普通民众的礼乐教化,重视塑造良好社会风气。邓小平近乎本能地接受这种治国理念。只不过,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找到建设精神文明的有效方式。

 

值得注意的,“精神文明”一词本身也是二十世纪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张君劢、梁漱溟、梁启超等先贤都曾提出,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是物质文明。这看法虽不甚准确,但颇有道理:中国不以神教为中心,则不能不追求“精神”之“文明”。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这个概念出自《礼记·礼运篇》。两千多年中,这篇文献似乎并不显眼。经由康有为之发皇,《礼运篇》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异乎寻常地重要地位。尤其是“大同”理念,对毛泽东产生过巨大理念,他把这一理念与外来历史理论和王朝反叛者的理念结合,熔铸出人间天堂的理想。

 

邓小平有意识地针对毛的大同理想,退而提出“小康”目标。这个目标之提出,既有反激进主义的强烈意味,又凸显了中国政治之中国主体性: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某个外国理论中描述的理想状态,而是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描述的良好状态。这是政治立足点的一次重大转向,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其实都是从这一步走出来的,并且,一条宽阔的大道就在前面伸开。

 

最后,提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情节:官方发布过多张邓小平与家人和乐、尤其是孙辈嬉戏的照片。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最早发布的一组照片,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家人和乐相处、尤其是孝敬父亲的景象。家是文化之本,父慈子孝是伦理之本,这些图像传达了重大的文化、政治信息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