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余东海:习近平终结了持续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栏目:独家专访
发布时间:2014-10-27 16:24:43
标签: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儒家网独家专访之三】


专访余东海: 习近平终结了持续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受访人简介:余东海,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民间学者,现居南宁。出版著作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采访人:任重(儒家网总编)

采访时间:2014年10月26日

 

 


余东海先生


◆习近平终结了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大陆新儒家”比“港台新儒家”做得更好

◆儒家应对民主政治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

◆自由主义不能成为指导思想

◆别人可以开出的好东西,儒家也可以开出来

◆阳明学亦有偏颇,其流弊便是将物质世界虚拟化

◆以“中华度”表示文明指数

◆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


 习近平终结了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儒家网:儒家命运与中国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至文革达到顶峰,“孔家店”被彻底打倒,儒家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开始转变,有人将之评价为重新“中国化”和“儒化”,这也引发左右两派的争议。与左右两派不同的是,您和当代儒家尽管对民国以来的文化和政治现象批评很严厉,但却对习近平及其主导的改革却非常支持和赞同,有人认为这是曲学阿世丧失原则,对此批评,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中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实践中道就是中华,中道之国就是中国。在政治上,儒家和中国可以划等号,儒家命运与中国命运完全一致。

 

历史也充分证明,儒家文化地位高低与政治文明程度成正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时,政治与道德水乳交融,政道合一,文明程度最高;汉唐宋三代,道统高于政统,文明程度颇高,领先于世界。元明清三代分别有蒙古主义、君本主义和满族主义倾向,文明越来越低落,但有道统在上,低落也有底线。

 

五四去儒家化,无异道德自残和文化逆淘,打开了去中国化的序幕,进而导致社会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汰和去中国化。邓时代,政府对儒家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无视,习时代进一步变为重视,意味着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的终结,儒家获得了复兴和新生的机会。

 

习近平几年来的文章和讲话颇有儒味,特别是五四青年节和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两次讲话,充满对儒学的推崇。将儒学义理引入核心价值观,将中华文化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空前的。习近平能够这样做,无论动机如何,都有助于儒学的来复,不失为中华文化的功臣。

 

说习近平在历代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中最有儒家修养,是如理如实的评价;对习近平一定程度的尊儒努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理所当然。曲学阿世和讪君卖直,皆君子所不屑为,但君子应该将心比心。在干部队伍恶劣不堪、知识群体下流无耻、社会道德崩溃已久、反儒恶习空前深重的现中国,纵然儒者在位,也是千难万难。

 

重视儒学并不意味着信奉。我说过,习近平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好得不能再好了,再进一步的话,就要变成中华领导人了。但是,要进这一步,在目前还不现实,不能奢求,主客观条件皆不允许。客观上,积重难返,民智尚弱,反儒思潮和势力还大有市场。所谓上马容易下马难,吸毒容易戒毒难。恶性文化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导向出来的制度之恶和煽动起来的社会之恶都是空前的。要戒毒下马,不仅需要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大英雄,还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的配套。

 

因此,习近平有所尊儒并不意味着儒家从此一帆风顺。儒家九死余生,虽然一阳来复,依旧衰弱边缘,连言论权都残缺不全。万里长征刚刚迈开一小步,儒家的复兴任重道远,有赖于仁人志士们自强不息共同努力。

 

“大陆新儒家”比“港台新儒家”做得更好

 

儒家网: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多采用哲学话语形式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梳理,当代“大陆新儒家”主要选择了宗教的学科框架,如蒋庆、康晓光提倡儒教国教说,陈明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说,还有秋风提倡“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您对上述诸公的观点如何评价?

 

余东海: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为儒家的学院派,侧重于学术研究,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沟通,缺点是疏离现实政治,社会影响面和大众普及度有限。在港台各种重要的政治社会事件中,未能发出大中至正的儒家之声,未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发挥儒家应有的作用,辜负了言论自由。

 

这方面“大陆新儒家”做得更好,在言论权残缺的困境中,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关怀。记得十几年前,三岁的李思怡独自一人饿死家中,康晓光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书未能出版,但他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因此,我不认同康先生某些观点,但始终不失敬意。

 

倡导政治儒学和公民儒学,为中国已经悄悄启动的历史性大转型提供道德营养和文化导向,或者呼吁修宪或重新制宪,根据儒家立场和仁本原则,为中华新宪供献建设性意见,都是当代儒者责无旁岱的责任。蒋庆、康晓光先生提倡儒教国教说,陈明先生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说,秋风先生和东海的儒家宪政说,都充满了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导向性,高屋建瓴地体现了儒家的社会责任和制度关怀。

 

儒家应对民主政治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儒家网:有儒家学者针对您的观点指出:“儒家欢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回归中华、回归儒家,但对于儒学的义理,还是应坚守原典经义,左右两派皆不宜夹带私货来乱我家法。儒学的使命不是要在自由主义的问题域里回答问题,而恰是要从自己的角度重新提出问题。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不是回答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而是提问的方式就不一样。从这一点来看,自由主义的错误不是观点的错误而是起点的错误,不是局部的错误而是整体的错误,不是答案的错误而是问题的错误。”您对此怎么评价?

 

余东海:只要坚持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有了定盘星和显微镜,可以对各家各派学说予以实实在在、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洞若观火。从善如流,与人为善,但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原则,为人所乱。

 

儒眼相看,自由主义的优缺点一目了然,正确和错误并存,都很鲜明,与儒家既可相通又有区别。西方政治和社会颇为文明,又总是问题重重流弊多多,根本因在于自由主义文化品质的平庸,虽不低,也不高。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非中道,远不如仁本学说和民本政治,个体集体并重,对于个人,既重视权益保障,更强调人格建设。

 

话说回来,尽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非中道,比较而言,个人主义以人为本,距离儒家近得多,多有交集处和共鸣点。因此,对于自由主义的缺点和个人主义的不足,应该批评,不宜夸大。

 

不少人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误会。其实两者大不同,利己主义是人生哲学,以我为本,与利他主义相对;个人主义是政治哲学,以人为本,与集体主义相对。儒家反对利己主义但不反对个人主义,只不过认为个人主义需要进一步道德提升。

 

某些自由派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站在西方文化及宗教立场批判儒家,固然错误,某些儒者排斥民主封闭儒家,同样不对。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来,现代民主制无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主权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则。故对民主政治,儒家不能反对,而应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作为民主时代的新礼制,儒家宪政应兼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东海多年前提出“新中体西用论”:立儒家文化之本,以仁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为我所用。立足于儒家,深入汲取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优点,同时广泛学习西方思想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好东西。

 

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不可相提并论。儒家与他们“三人行”,态度截然不同,对于自由主义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我为主,从善如流;对于极权主义是坚决反对之,批判之,以之为反面教材。

 

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

 

儒家网:您反对自由派制度决定论和素质决定论,主张文化决定论,由儒家文化之所是(或理想理念)推导出中华宪政之应是(理想的宪政形式),以吸纳自由民主,并超越西方宪政。但是,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论”的立论根基其实也是“文化决定论”,这个悖论,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文化决定论”具有普世性。文化决定制度,儒家文化导出礼制,自由主义导出民主制,这是逻辑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以“文化决定论”为立论根基并没有错,五四启蒙派错在倒孔反儒的反动,其全盘西化追求必然事与愿违。

 

“全盘西化”追求的是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全方位的西化,背景是“打倒孔家店”,而倒孔反儒意味着中华文化道德的自绝自灭,如此,任何良好的文化和制度都丧失了立足之基,自由民主自然求之不得——纵然侥幸求到,也站不住。倒孔反儒是最严重的文化逆淘汰,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逆淘汰。五四启蒙派昧于文化真谛、道德真理和历史真相,实属蒙昧派和蒙启派,越启越蒙。

 

胡适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历史和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全盘西化”南辕北辙式的失败,说明反儒会将一切良好制度的立足点反掉,同时凸显了儒家对中国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自由主义不能成为指导思想

 

儒家网:陈来先生最近出版了《仁学本体论》,牟钟鉴也有《新仁学构想》问世,您在2008年也写过“仁本主义大纲”,可见对“仁”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认识,儒家圈有达成共识的趋势,同时前提也是认肯“本体”的存在,而西方自现象学革命后,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成为哲学之主流,“本体悬置”甚至“本体虚无”反成主流。如何解读这种差异,未来可能期许“仁本主义”统一世界吗?

 

余东海:孔子集大成之后,以仁为本就成了儒家共识。孔学即仁学,即仁本主义学说。张载说“仁统天下之善”(《横渠易说》),意味着人世间一切善包括内生和外来的善,包括善意善念善言善行,都属于仁的范畴。《论语》中“一以贯之”的一,子贡说不得而闻的“性与天道”,说的其实就是这个仁。

 

以仁为本的本,有本心、本性、本体、道体义。就宇宙而言,为本体道体;就生命而言,为本心本性。《易经》的乾元,《礼记》的太一,《尚书》的昊天上帝,宋儒的天理,指的都是道体;“十六字心传”的道心,《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性和“诚者天之道”的诚,阳明的良知,指的都是本性。

 

儒者最高理想是成仁,个人成就圣德,政治成就王道,内圣外王同归于仁。所以,仁就是最高价值,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合乎仁,就是正道善道,正理真理;反乎仁,就是旁门左道,歪理邪说。

 

古希腊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我说:仁是人的尺度, 仁不存在时人就不存在,就非人化了。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仁”而禽兽没有,庶民去仁,君子存仁;孟子又指出,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者,皆“非人也。”这“四心”就是仁性的作用,无之则非人。《孟子》引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有道无道,以仁不仁为标准。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的身,统肉体、意识、仁性为一。如果要进一步,可以说:家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仁性才是生命的根本和本质。就本质而言,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因为仁性是每一个人的本性。无论恶习多么深重,本性长存。儒家称为仁本主义,要因在此。仁者爱人,以仁为本,爱家爱国爱天下,就是仁者仁心勃勃不容已。

 

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各种文化、宗教、思想、政治、制度、法律、科学等等,都应以仁为本。此本一立,乾坤大定,一切无不确立。大同世界,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意味着多数人信奉仁本主义,信仰“性与天道”,能够克己复礼,那不就是仁本主义统一世界吗?当然,这个统一是人类政治文明和道德品质沿着新礼制(儒家宪政)不断上升的水到渠成,来不得一点勉强。

 

相对仁本主义而言,个人主义难免肤浅。个人主义哲学,优点在于知道人本,不足在于不识仁性。因此建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不错又不够好,道德资源不足。自由主义和儒家都可以建设有序自由的社会,民主制为自由设置了法律底线,礼制设置的是礼与法双重底线。自由主义或可导出一国之文明,但要导出天下大同,非儒家不可。

 

关于自由主义,我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其中提到,东海在个体层面强调自由精神,在政治层面主张学习借鉴西方制度的精华,但不认同自由主义,自由诚可贵,但不能主义化,自由主义不能成为指导思想。

 

至于西方其它种种主义,如所提及的存在主义,就更不足道了。“人类是本质上孤立的”,这是昧于人的本质,昧于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理;“存在先于本质”,这是本末颠倒。萨特“他人即地狱”说,更是与良知律和文明法则完全相悖,误人自误。视他人为地狱,自己就是他人和自己的双重地狱。

 

别人可以开出的好东西,儒家也可以开出来

 

儒家网:您对儒家的阐扬主要是“以经释经”(包括佛经、道经,总之西学东渐前的思想学术资源),和“经史互证”,融化西方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成果相对少(偶尔提及也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或衬托中学之高妙),这就难免有论者讥讽先生是“中学中心主义”,甚至批判说,如此单一的、辩护式的视野,要处理复杂的古今中西交汇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会失去“现实感”和“有效性”,和“新左”一样犯上“浪漫症,幼稚病”,您如何回应这一批评?

 

余东海:中华文化人当然都是“中学中心主义”者。佛家以佛为本,道家以道为本,儒家以仁为本,都不会会成为“西学中心主义”。

 

仁本主义是我近十年来致力于构建的思想体系,试图全面阐述儒家本体观、生命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这个体系是儒家各种思想观点的集群,既有原始性也有原创性。例如,性善论,经权论,体用论,知行论,天人感应论,爱有差等论,仁者无敌论,邪不胜正论,命运共同体论,儒家普适论,文化决定论,良知平等论,良知护身论,吉人天相论,造命论,恶必愚、恶必苦、恶必丑论,一主三辅论,新中体西用论,爱民主义论,偏统论等等,或是儒门共识,或是我依据经典推陈出新,颇有东海特色。

 

东海为学之方不仅“以经释经”、“经史互证”而已。三人行必有我师,无论中国诸子和世界百家,只要有其善长,就可以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以充实儒学,助成仁本。

 

吉藏大师在《百论疏》中提出“破收四料简”,对待不同学派教派,“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四原则。破是破斥批判,收是吸收学习。我对各家各派学说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如对于君本主义物本主义和各种邪教,是破而不收,一破到底,势如破竹,没什么商讨的余地;对杨墨,是大破小收,严厉批判又有所肯定;对佛道和自由主义,则是“小破大收”,与她们有异,故辨异而破其弊;有同,故求同而收其美,援之入儒。

 

以经释经、“以中囯解释中囯”的方法很好,但没必要以此为限。只要把握大经大法,把握儒家原则和中国精神,就可以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以经释经、以中囯解释中囯固然好;以“史子集”释经、以西学解释中囯也不错,还可以“以儒学解释西方,以儒学解释世界。”

 

大本确立,一切都可以根据原则化而裁之、汲而取之、超而越之,西方一切器物、制度和科学的工具性价值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儒学原则上是自足的,别人可以开出的好东西,儒家也可以开出来,但自足并非一切圆成和现成,所以儒家以从善如流和好善好学为美德,好学也包括学习别人的好东西。

 

阳明学亦有偏颇,其流弊便是将物质世界虚拟化

 

儒家网:最近,有关“良知”的研究和讨论,在儒学研究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主张儒学信仰的现代学者,您觉得改善当下的社会状况能否寄希望于“良知”。然而,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鼓吹“良知”,会不会重蹈明末“狂禅”的覆辙?

 

余东海:孟子和阳明都说良知,但定义不同。孟子“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人皆有之”四心,仍属意识领域,属于本性的作用。王阳明则以良知为本性和本体,认为良知不仅是道德的基础,更是造化的“精灵”,是天地万物一切现象的依据。

 

良知既有超越性又有内在性和普遍性,于人而言即本性,人人皆有,就象古人诗所说:“良知谁不有,靡究复靡届。”人之本性即天命之性,即仁性。仁性良知,异名同义。儒家信仰和倡导良知,以良知为主义,以致良知第一要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致良知。

 

致良知,就必须努力将良知落实到各种实践活动中去,包括科学实践、道德实践和社会政治实践。儒家的复兴意味着良知的复兴,意味着越来越多良知人士的涌现,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良制良法的追求、良风良俗的培养和良器良物的开发。在良知主义的旗帜下,物质自然丧失了主义的资格。

 

至于明末“狂禅”,有其特定的时代环境,阳明学有以启之。阳明学是对儒家内圣学的一次提升和光大,但也略有偏颇。《大学》八条目中,王阳明未能区别“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不同,把格物的“物”等同于“心”,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不消外求,这就狭隘化了,重内轻外,其流弊便是将物质世界虚拟化。

 

以“中华度”表示文明指数

 

儒家网: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正统”观念,但您对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满清,评价也不低,引发了争议,例如,有学者指出“朱熹认为,三代之后,道统与治统便宣告分离。此即意味着,不管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只不过得到统治天下的治统,可能是一时之侥幸而已,并不代表他们获得了道统。此为理学之大义。”故诘问您“自命尊崇朱子与理学,却不识理学大义”,不知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三代之后,道统与治统(政统)的分离,确实,但只要接受道统指导,以儒学为主体文化和第一学科,就是中华政权,元明清因此可以纳入中华范畴。因它们民族主义或君本主义倾向严重,不符合民本原则,偏离了儒家正道,我称之为中华偏统政权。

 

中华文明以政治文明为核心,辅以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华度”这个概念表示文明指数。论中华度,尧舜禹时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汉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

 

横向比较,自尧开始至清前期,中华文明包括物质科技文明整体上高于西方。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问:“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国家,为什么在近代数百年停滞不前?”这个问题从侧面承认了一个事实,即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这个世界性难题的答案是:因了儒学的滋润,国人道德整体较高,智慧亦水涨船高。夏商周汉唐宋是中华正统,德智都高。元朝虽然异族和偏统,但偏于松弛,社会有活力,对德智影响正面。朱元璋鉴于元政之失,开始偏严,但历史惯性还在,民智仍有可观。清朝继承明制而变本加厉,才逐步导致民智下降。

 

政教必须分离,政道应该合一。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导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蛮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统高于政统,追求政道合一,推动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西方中世纪的漫长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造成的;中国明清以来逐渐落后,则是偏离了孔孟原教旨和经典教条所致。

 

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

 

儒家网: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开始转向儒家,这其中,您和秋风先生最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当年纵横网络叱咤风云的自由派大佬“东海一枭”,转向今天的“大陆新儒家”重镇“东海老人”,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对置身其中的前后两个文化群体,各有怎样的感受和希望?

 

余东海:人生在世,自立立人最重要,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即在于此,其中更重要的又是自立,为灵魂安一个家。东海2000年前为诗人,兼新诗旧体。思想上为杂家,泛览中西诸家;2000年后“落网”(在互联网上写作)为自由主义者,写政论杂文,同时继续研究儒佛道;2005年归本于儒,写弘儒文章至今。这就是我的人生三期。

 

我们这一代儒家的成长特别不容易,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途中任何一点意外,就有可能永远错失这个家,甚至堕落到不堪的境地。从农村到城市,从小诗人小文人小商人到文化人,说过多少错话干过多少错事,直到现在,尚且难免小德出入。欢迎旧雨新朋多多监督批评,助我成长和成仁。

 

曾经爱好尼采康德们,曾经迷恋道家沉浸佛学,曾经寄望于自由主义,虽然各有所长,终究未能安心。自由主义长于政治而拙于道德,佛道长于心性而拙于政治。

 

佛道是出世法,侧重于上达,缺乏下学的基础,缺乏格物致知、开物利用的科学智慧,缺乏修齐治平、制礼作乐及改良革命的政治追求。

 

唯儒家将世出世间、形上形下、内圣外王打成一片,作用四通八达。要成就个体圣德政治王道,要建设人间乐园实现大同理想,皆非儒家莫属。重回儒家,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宅,也找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之路,自立立人,相辅相成,一切豁然开朗。这才是人生中道、政治正道和社会常道,仁宅义路,大中至正,大本确立,乾坤定矣。

 

当然,佛道和自由主义各有优点。我说过,除了儒家内圣学,佛道两家是最高明的道德学;除了外王学,自由主义是最优秀的政治学。因此我主张“一主三辅”:将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作为中华道统的三大辅统,一统于仁本主义大旗之下,在未来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她们各自应有的作用。

 

管子是霸道,但在礼崩乐坏、蛮夷猖獗的时代,能够尊王攘夷,相当可取,故孔子称赞曰,如其仁如其仁;同样,自由主义非王道,但在学绝道丧豺狼出没的时代,能够以人为本,颇有正义,故东海称赞说:很不错很不错。

 

遗憾地是,五四以来中国特色的自由派包括海内外民运人士,反儒者众,甚以为憾。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都是负面人物恶势力。五四的一大变迁是让很多正义之士成了反儒主力军。悲莫悲兮正人糊涂,悲莫悲兮好心为恶。其实儒学与自由主义精神相通,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希望自由派朋友深思。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