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如何迎接中国文化新觉醒时代的到来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4-11-24 16:54:18
标签:
成中英

作者简介:成中英,男,西历一九三五年生,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主要研究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著有《儒家哲学论》、《中国文化的新定位》、《中西哲学精神》、《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等。

 


如何迎接中国文化新觉醒时代的到来

作者  受访者 成中英

           采访者 刘明清

来源:共识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九

           西历2014年11月21日


 

摘要:中国文明是谦虚的文明,愿意学习,强调自我才能的发挥和贡献,中国人不是排他的,强调兼容。这是全人类应该学习的。我们不能排他,要允许多样性、鼓励多样性,我们要不断去学习,在科学、经济、医术等各方面都要参与、学习、合作,然后竞争、分享、共享。

 

—成中英先生访谈录

 

值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之际,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与国际知名华裔哲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发起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先生就儒家文化的过去、当下和未来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以下为对话实录。

 

 

 

左为成中英,右为刘明清

 

一、儒家文化开始走入中国治国理念

 

刘明清(以下简称刘):请您谈谈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的背景。

 

成中英(以下简称成):我很早就有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想法。我们需要成立一个真正有学术意义的联合会。1987年,我在美国写了一封信,后来转到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谷牧副总理那里。1989年,我来北京参加纪念孔子诞生2540年的会议,那个时候,学者们达成了共识,决定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了。我认为这个学会一定要由中国发起。1989年10月,国务院特别请我回来,并让我推荐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儒学研究者也参与进来。我把起草好的章程从美国带到了北京。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正式成立。我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我看着它成长,今年是20周年。

 

刘:今年习主席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在社会和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这样的会议,如此高调地纪念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您认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成:很大的意义。代表最高领导人对儒家文化给予很高的重视,他看到了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重视和谐,尚书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万邦”很重要,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一方面发展自己,一方面与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建立和谐关系。从内部来说,中国人第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将自己的文化再发展、再创造;第二要与人为善,重视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建立和谐的环境,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平共处是世界发展的唯一道路。重视和谐,对国家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习主席的讲话,是对未来国家道路的深刻思考。世界的发展不止是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

 

二、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世界文明相契合

 

刘:大家一致认为,五四以来,中国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儒家文化是不够重视的甚至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下一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不能支持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主流的文明是西方的宪政、民主的文明,中国的文明要靠近世界文明的大道,改革开放也证明,中国是逐渐在与世界文明接轨的,而不是远离的。如今我们强调儒家文化,发扬中华传统,是不是要远离西方的文明?这些大家都有疑问。您研究儒家文化多年,您认为儒家文化与世界的主流文明能不能契合?

 

成: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儒家文化不但与世界文明的内在发展相契合,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人类文明在初期发展的时候各有所别,简单地说,在西方,希腊人重视外在环境的认识,重视知识;犹太人要找一个超越的上帝,强调超越精神;中国人在黄河流域、中原大地一夜建国,感受到的是天、地、生命的创造力量,人是天地之间的一分子,人就要参与天地的创造,发挥人的才能,促进世界的美好,有这样一种生命哲学。这需要一种信仰、一种知识、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伦理,也需要一种内在的清醒。西方文化强调对外,假借上帝之名征服自然、征服世界,要扩张,这样形成一个所谓的普适价值。普适应该叫做普及,它不是原来就有的,是慢慢普及的。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人的生命的自我发挥、人跟人的和谐关系、一种人文的社会、一种和谐的生命价值,这种内在的和谐正是大家所需要的。只追求物质文明是不够的,回到清静无为的心态也是不够的,生命是一种完整的,要实现一种人文化成,发挥个人的潜力,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国与国之间,创造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中国文化现在应该认清自己的方向、认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认清自己的潜能,认清自己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不但与西方文明相互受益、相互补充,而且也体现了一种人类大同世界的理想。我觉得这是中国人要走的路,这是人类全面发展、社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种很高的智慧。我们要刚健自强,我们还要厚德载物。

 

 

 

三、需要对“五四”全面否定儒家文化做反省

 

刘:西方文明有一种制度的基础,但儒家文化强调一种内在的觉醒,强调道德,追求一种做人的境界。建立在人的自悟或者教化的基础上的,是不是能够实现未来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历朝历代,表面上讲的是儒家,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家,是一种所谓的阳儒阴法的治国体系。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能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治国之道?

 

成:以前儒家是礼教,礼乐之教,能够维系社会。现在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人口更为众多,只是靠礼乐不够,一定要变成法制、一种合理的制度。这方面西方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给我们提供了参考,但这个法制应该有两个基础,一是理性基础,一是德性基础。过去法家,主要实现的是统治者个人的愿望,没有考虑到怎样与人心、社会的道德情操、社会的共同愿望结合在一起,这是法跟德之间的关系,法跟理之间的关系,法跟人之间的关系,要考虑。光是法是不够的,必须要抓住这点。阳儒阴法,这个法不是我们所说的法,真正的法是一种外在的、合理的,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一定要把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我们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律也可以进化,人心是开放的,法要不断更新,这个社会才会更有活力。西方法跟道德、法跟人心中间没有一种联系。在儒家古籍里面,比如《尚书》、《诗经》,孔子讲的仁心、仁爱,是一种施恩于民、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是很重要的;只是后来的统治者忘记了,没有了解儒家的真相,丧失了儒家精神。

 

刘:您谈的正好与我下面的问题有联系。鲁迅先生认为儒家提供了很多治民的方法,但是没有为民的方法。其实您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孔子师生游说各国,指出苛政猛于虎,为民的方法还是有的。

 

成:对,苛政猛于虎,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然后让他们富有,然后让他们受到教育。这其实就是一种惠民、为民的政策。

 

刘:为什么“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像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化以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多持否定态度,而且批判得非常激烈?这是今天的年轻人感觉困惑的。

 

成:清代以来,中国受到很大的屈辱,不断沦落,在这种背景下,谁来承担个责任?总要找一个原因。传统的君主把儒家当做外衣,制定政策,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实行儒道,造成所谓儒家就是吃人的礼教。这样一种时代的感受,加上对历史的强烈批判,他们把原始的哲学智慧掩盖了,没有体会了。我们要把儒家的智慧与历史的环境分开,鲁迅他们只是代表他们那个时代的观点,不能够作为最后的定论。时代已经改变了,儒学是可以再生的,儒学要回到他自己。

 

刘:不只“五四”那一代,现在依然也有这样的声音。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曾经对《易经》进行了批判,认为《易经》阻碍了中国人思维和智慧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我知道您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新觉醒时代》里面,专门对《易经》的现代价值包括文明的意义做了新的阐发,对杨振宁先生的观点,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成:他有一年在北京开会,在会上说《易经》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又说中国的文字也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指出的是,从历史来说,《易经》是对自然、宇宙观察后形成的一种符号化的体系。是二进位的数列,这个数列是开放性的,是一种生生不已的状态,所以已经抓到生命的变化和时间推进的一种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进行占卜。占卜是什么,是一种预测的方法,预测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做出决策,是一种规范,这是比较合理的。不能把易学只看做表面上的一种形式,好像只能够占卜、卜卦,而应该看做是一种宇宙观,这正是现代科学所认同的宇宙观。所以杨振宁先生没有读懂《易经》,没有真正了解《易经》。宋明理学重新把中国文明提到一种理跟气的关系,而且影响到了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莱布尼茨、康德等把这个观念带到了西方,宇宙是合理的,我们因此才能找到自然的规律。这也是《易经》启发出来的思维方式。杨振宁只看到文化的表面,没有看到文化内在的逻辑。这一点我觉得很遗憾。语言方面,我也要说一下。中文有很多特点:第一,中文是象形文字,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自然和事物各种关系;第二,文字对中华民族的统一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有一种美感,一种诗意。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这并不妨碍科技的发展,它是很好的符号系统,信息的包含量很强,每个字每个词都有丰富的含义,可以进行一种信息定义。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儒学化

 

刘:您的著作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对此做了一些探讨。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现实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来领导、治理国家,习近平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外来的东西,不是中国本土发生的。这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我们中国民族内生的儒家传统文化,两者能不能互相融合?这一点今天的知识界和年轻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我们知道,汤一介教授在他的著作《瞩望新轴心时代》里面有专文也探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讲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其实这也是下一步要实现中华文明复兴,找回中国人的信仰,找回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的大问题。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现在又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这中间是不是能够衔接,衔接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

 

成: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儒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要有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有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大同社会,这个我认为与儒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第二,马克思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终极理想和内在目标跟儒学是一致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对经济发展的科学认识,对价值创造和生产的方式进行了深刻分析。任何经济都不可能纯粹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是凯恩斯主张的政府控制经济,怎么样又能收又能放,能够有一种社会化的功能,中国人很喜欢一种人能够参与又能够自我管理的方式,这对发展今天中国经济有一种很大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关系,总的来说,儒家基本上是在文化层次,强调以人为本,掌握人的发展的潜力;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层次上面,怎么能够帮助人类发展,能够以国家的意识和组织里面去维护人类发展,属于一种制度建立、规则建立。但是不能够忽视内容,内容是什么?就是儒家的价值观:人应该是相互仁爱的。这些价值是人文价值。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它,而且应该推广它。我觉得今天中国在这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步了。

 

刘:中国文化有一种强大的包容性,佛教本来是外来的东西,但被中国人改造了,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认为佛教是中国自己的。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种设想,马克思主义如果能被中国文化改造成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这样我觉得就达到一种很好的境界了。但是现在总觉得是两张皮,如果隔膜的话,文化上似乎解决很困难。

 

成: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产生美好的影响,它的现代意识是什么?现在我们要讲“中马”(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中马”是什么?过去是排斥传统文化,现在是要支持、援助,要提供一个空间,让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现在的兴盛跟马克思主义有重要的关系,这是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的人也许不同意,认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个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发展,显然是要儒学化的。(刘:有的学者讲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但没有讲儒家化。儒家能不能改造马克思主义,就像我们改造佛教一样?)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儒家本身要有活力,儒家本身也在进行一种更新,这样一种从《周易》开始的文化活力,人际的和谐,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改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要响应时代的需要,适应这样的发展,我觉得这是相互的。这样才能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化。

 

五、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前景广阔

 

刘:我们出版过汤一介先生的《瞩望新轴心时代》,他认为中国文化将在整个世界文化中发挥特别的作用,能够与西方文明相比肩。您的著作《新觉醒时代》马上要出版了,您经常游走世界各地,国际上也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随着经济的崛起,文化也马上要崛起了,也要为世界瞩目甚至成为世界的中心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一种大危机。前不久我看经济学家科尔奈的文章,他讲,危险正在向我们走近,很多转型国家目前正面临巨大的危机,这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问。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走下去?中国文化是不是能够走到时代的中心舞台?福山讲历史的终结,我们现在从儒家文化里面汲取营养,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文明?未来的前景,您能为我们展望一下吗?

 

成: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文明是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部分。世界的发展需要各种文明综合发展,中国文明应该与西方文明和各种其他文明相互合作。中国文明早期的视野是比较宽广的,中国人强调包涵,强调一种开阔的融合。不像西方早期有些宗教,是排他的,是有自我优越感的。中国文明是谦虚的文明,愿意学习,强调自我才能的发挥和贡献,中国人不是排他的,强调兼容。这是全人类应该学习的。我们不能排他,要允许多样性、鼓励多样性,我们要不断去学习,在科学、经济、医术等各方面都要参与、学习、合作,然后竞争、分享、共享,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文明发展之道。第二,我不相信所谓的普适价值。人类永远要向自然学习。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意义是普及性。西方今天所谓的普适价值,英文是universal,是已经定下来的。我认为不是已经定的,是由人类自己来定,我们要找到哪一个更适合我们自己,哪一个能真正的普及,这是一个考验的过程。所以,西方很多普适价值很好,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民主也有很多种形式,经济市场的运作同样有不同的形式,今天要循着实践经验去学习、去掌握,然后看哪一个概念,哪一个方式,哪一个规则更有普及性。所以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强调互动,强调自我管理、相互合作,这些已经有它的普及性,西方从18世纪已经学习了中国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我们也应该向西方学习,补己之短,并且扬己之长,帮助西方认识他的短处;建立一个新的、融合性的普及价值,而不是普适的,规定好的。普适只能是在普及的意义下说普适。我们要用新的声音说明我们的价值,要辩论,这样是非自在人心,不能因为中间有些辛苦就放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文化会越来越发挥出他的价值。再过50年,世界从中国受益的不仅是在经济这方面,而是在文化。我认为,会出现18世纪那样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我们要坚持,要与时俱进。我们将进入新的“觉醒时代”,再造我们的文明,再造我们的哲学。

 

刘:您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十分乐观,我们同样也充满期待。谢谢成老师!我相信您的新著作《新觉醒时代 : 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一定会大陆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和重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