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大学问】习大大尊儒,儒家如何应对?——原道20周年纪念

栏目:新闻快讯
发布时间:2014-12-27 2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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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尊儒,儒家如何应对?——原道20周年纪念

作者:凤凰大学问

来源:凤凰大学问第178期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初五

           西历2014年12月27日


 

因为习近平2014年对儒家文化多有推介,即便现场来的各路“大咖”没有预期的多,气氛仍然其乐融融。2014年12月20日,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二号会议室其乐融融,“儒学与公共领域”暨《原道》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户外是年底难得的APEC蓝。

 

儒家和陈明的好日子

 

会场对边的大厅有场婚礼,楼外门前两边是两个双喜字,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任文利调侃说,今天是陈明的好日子。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和弘道书院院长秋风作为主办方发言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原道》主编陈明回顾了《原道》1994年创刊至今的风风雨雨。

 

“20年前《原道》一出来就受到打压,我当时评了职称,马上就被挂起来了,一挂就是五六年。当然我们不说这个,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看得出来,整个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调整,使得儒家在领导的视野里面有一个不同的面貌。这对儒家彰显了一种可能性。”陈明曾有过辛酸,但喜庆的气氛下,辛酸已经不值一提。

 

亢奋中的陈明还提到了他们创建的一个QQ群,群里正好是108个博士和博士后。陈明认为这极具象征意义的一百单八将共办《原道》就是要替天行道,把中华文化之道大化流行。

 


 

《原道》20年出版的共24辑“全家福” 陈明供图

 

“招安”?招吗?

 

陈明谈到后面20年的展望时,有人插话了。

 

“20年后可能招安了。”清华大学教授唐文明插话说。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整个上午都在讨论儒家与当权者的关系问题——“习大大尊儒,儒家如何应对?”

 

陈明作为宪政儒学一派的扛旗者,并不忌讳与现政权发生亲密关系,他认为即便亲密也不外乎类似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儒家本来就这样。

 

首都师范大学的程广云教授第一个被要求回应,他认为,“从中国古代以来,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情结。其实都想被招安,不招就上山去,来招就投靠了。我觉得,事实上这只表明儒门的一种生存处境,”习大大“跟大家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任何关联。根据我的判断,领导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尊儒或者不尊儒都是根据政治需要。作为一个当代儒者,对于政治上的定西,应该始终保持距离,不该被其迷惑。”

 

2004年《原道》创刊十周年之前,秋风还不曾与儒家和儒学有过亲密的交集,如今在会上已经被作为“大儒”调侃。秋风指出,儒家对道的追求可以克服被政治吞没的危险。对儒家处理与当权者关系的独立性,应该有很多的自信,不必像自由主义者警惕性那么高。儒家不必求招安但也无需站到权力的对立面。最基本的一个立场应该是“不拒绝权力,也不恐惧权力、警惕权力,而是有引导权力、改造权力”。

 

朱汉民认为“习大大”尊儒和儒家的应对问题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两千多年的儒者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和选择,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晚清都有。他提到元朝蒙古入主中原,很多儒者就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当时的元朝是要一些儒者为他做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儒者同意了,还有很多儒者坚持自己的道义,最典型是许衡和刘因。

 

人们问:许衡为什么要去为元朝服务?

 

许衡说:“不如此则道不行。”换句话说,如果让蒙古人按他们的统治方式来统治中国,那我们的儒者之道、中华文化之道就终端了。

 

大家就问刘因你为什么不去?

 

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我不保持我的道德独立性,我去为那些统治者讲话,我怎么维护道的尊严。

 

史上的类似案例很多,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任文利提到了叔孙通与鲁国两个儒生的对话。

 

唐文明认为儒学的复兴是大势所趋,习近平呼吁弘扬儒学会有促进作用,但本质是顺应大势。与唐文明的“大势所趋”观点类似,任文利认为并不是儒门被招安了,而是这个时代就是一个领导人、知识分子、广大民众复归儒家传统的过程。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韩德民教授首先指出政府在利用儒学的事实,并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对儒学的消极影响。政府的支持和提倡必将导致这样的逻辑,“我帮你、给了你各种各样的支持,你总不能说我的坏话吧。一个不能说坏话的儒学,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儒学。”,但韩教授又认为不必因此中“招安”而悲观,因为“能把儒学当做一种资源来利用,在它的主观意识背后,确确实实隐含着肯定儒学价值的可能性。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对于这样一种‘利用’,我们又可以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

 

朱汉民最后一个发言,也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继续了任文利提到的叔孙通的问题:

 

实际上,两千多年都有一个,庙堂儒学,直接和帝王、和现实打交道,通过和政治的合作来完成行道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大家知道两千多年这种目标完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道德审判的过程。事实上,在儒学史里面是把他排除在外面的,认为他不代表儒学的正统。

 

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的儒者保持儒的独立性,独立地研究儒学,这也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就是坚守道德尊严。我认为这个道德尊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正面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两者都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换句话来说,儒者如果两千多年不和政治系统合作,就是你为了保持你的纯正性、保持你的价值体系的完整性,事实上,你永远是变成儒者相互谈论的一个伟大的理想。因为儒包含着道和治,否则就变成一个学术派别,而这个不是儒者本身作为他安身立命的一个价值体系。

 

当前的儒家应该做什么?

 

除了招安的问题,就是当前的儒家应该做什么。赵峰提出了儒家要不要要不要为当政者准备董仲舒先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至少他认为儒家当前还没有可以应答汉武帝问题的人。当然,要不要提供新的“天人三策”是个开放式的命题。

 

陈明希望这是下一阶段大家努力的方向。陈壁生觉得儒家没有必要提供这样一整套的当代的“天人三策”。

 

秋风认为,儒生应该多参与弘道的实践,包括从事教育和参与社区治理,但根本途径还是政治;唐文明提醒大家应该意识到儒学复兴的阻力非常达,尤其需要在公共领域启蒙,完成儒学和儒教的去妖魔化过程;任文利认为现在应该继续把历史研究好,把古代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运行搞明白。

 

朱汉民希望儒者做好为“习大大”提供“天人三策”的准备,但这个“天人三策”是把现在很多的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社会学说融合在一起,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能够兼容现在各种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的东西。

 

中央党校读经班始自习近平当校长

 

在“习大大”尊儒,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之外,学者各自也有基于自身经验的独到分享。赵峰教授与在场学者不同,他来自中共中央党校,首先从自己的切身感受谈起。他提到1990年代一讲儒学,官员非常不满意、非常排斥。习近平当校长的时候,中央党校始开设了读经的课。赵峰正是当时读经的一个主要的筹办者。早些年一谈西方,官员眼里放光。现在一谈儒学,官员也开始敬畏。赵峰还呼应了秋风的乐观主张,他觉得官员比学者更有自信,学者警惕权力,官员却愿意尝试曾经作为洪水猛兽的“西方”和“传统”。

 

赵峰还透露了他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变化的观察,“他上台的前几天,我听了他公开的讲话以后,我就在课堂里面对着学员讲,习近平很可能要构建中共的第三套话语系统,第一套是老毛构造的,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作为最高的标准;第二套话语就是,邓小平是把所有的合法性、合理性都要归结为现代性这个进程;”习大大“这个话语系统有很大的变化,所有的合理性,包括现代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改革开放,包括老毛的合法性和邓小平的合法性,所有的合法性都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点才可以解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斗转星移,传统不再共享?

 

陈明是通过两张照片和两次会议来回顾《原道》这二十年的。

 


 

1994年11月9日《原道》创刊首发式现场图 陈明提供

 

首先展示了《原道》首发式的一张照片。白板上写着“90年代学术思想文化思潮座谈”,1994年11月9号,20年前的照片。照片中六个人,面向镜头的是陈明和一个已经被忘记名字的人。背向镜头的四个人分别是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靳大成,著名文学编辑李陀,“开宗立派”的汪晖和国内科技哲学最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当年到场的还有,骑着自行车,戴一个电焊工的那种手套来的庞朴先生,同时骑自行车过来的、如今已成为“长江学者”的陶东风,以及社科院宗教所的余敦康研究员。

 


 

2004年《原道》创刊十周年座谈会现场图 陈明提供

 

2004年,《原道》创刊10周年的时候的摘片几乎取了会场的全景。照片显示,除了和儒家和中国哲学比较近的干春松、刘乐贤、康晓光、韩星和王中江,还有目前自由主义的代表刘军宁,基督教的代表何光沪和赵晓,以及最近非常认真地研究延安经验的“毛派”。

 

秋风形容10周年的这次会“群贤毕至”。当年和这伙人一起读书的还有高全喜和后来成为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的范亚峰。

 

陈明解释了这次很多“大咖”没来的客观因素。同日南京大学举办的“六二学人”的聚会,很多1962年出生的学者都去了;同期社科院宗教所50周年所庆,很多人也不能来。

 

十年前陈壁生还很年轻,12月份,那年北京冬天的第一场雪后。他认为那次会的重要的标志意义在于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真正走上台面。在那个会之前,大概从1998年一直到2004年这段时间,尤其是言论界讲到中国学派划分的时候,基本上是只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基本上不会讲“文化保守主义”和“儒学”这一派别。当时的会议主题是“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主义、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但是十年过去,陈壁生认为各方坐下来对话的局面基本上不可能再出现了。

 

儒家是谁?

 

在场的人几乎都是研究人员,但多数又对儒家又保持一种特殊的感情。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孔德继觉得,这正是可能的问题所在。

 

面对在场的“内部人”,孔德继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倾向的儒家研究当代儒家是否可能的问题?因为当代儒家除了研究实践,还有很大程度上的实践是“自我再生产”。处在结构之中的儒家如何讨论儒家与结构的关系,能不能谈清楚,看明白?总之,研究是研究,实践是实践,不管能不能分清楚,至少应该区分研究儒家和做儒家的区别。拥抱“习大大”是实践的,把《原道》做好应该是研究的。《原道》的名字很好,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是把历史上的儒家说清楚,系统性、规模化地回应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学、儒家的污名化的部分。这个过程,各学科都可参与,不必都认信儒家。

 

另外,孔德继还提出了儒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的问题?宗教能解决人们的终极问题,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悲痛,相比宗教和其他学派,儒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有没有独到的政治主张,即便有了政治主张还有几分跟儒家有关?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教授的发言也试图跳出儒家看儒家,但因为会程所限,话题未能得到回应。他提到,儒家原来似乎还有一点统一性,今天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撕裂。儒家或者儒学这个符号,已经完全能指化了,没有所指。今天自称是儒家的人越来越多,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价值倾向上也是这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儒家,有马儒、有儒马、有自由主义儒家,甚至还有后现代主义儒家,远远不是七色光谱的问题。目前情况下再用儒家作为一个整个的符号进行一些区分性的研究,其实是很成问题的、非常成问题。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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