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体制内外要合力办书院,提升国学读经品质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02-10 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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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

作者简介:柯小刚,男,西历一九七三年生,湖北大冶人。字如之,号无竟寓,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创建道里书院、同济复兴古典书院,著有《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思想的起兴》、《道学导论(外篇)》、《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等,研究领域涉及儒学、经学、中西经典解释、西方哲学、士人书画、中医等。

 

 

体制内外要合力办书院,提升国学读经品质

作者:柯小刚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五年岁次十二月廿二日丁巳

            西历2015年2月10日


 


 


 

编者按:这是作者在2014年9月参加兴业全球基金组织的支教活动时,在云南腾冲一中的演讲稿。发表于《文化纵横》2014年第12期,原题“现代社会中的古典教育”。 

 

七十年前的今天,腾冲城里正在发生惨烈的战斗。还需要两天,中国远征军才能结束那场已经持续数月的艰苦卓绝的战役,肃清这座边陲古城的最后一名侵略者。今天,枪声早已停歇,古城一片欣欣向荣。然而,这个已经赢得了自由独立的国家如何重新找回曾经的文明辉煌和文化自信?却才刚刚开始探索的征程。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国土,是否可以成为美好幸福的文化乐土、精神家园?成为已经富起来的中国人今日最严峻的时代任务。 

 

这件任务早在一百多年前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就已经摆在国人的面前。然而,由于列强环伺,国家危难,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目不暇接,文化与教育只能服务于眼前的需要,降低为宣传和动员。有时不惜“挥刀自宫”、自毁长城,出于一时的需要而削弱长远的基础。今天,政治已经独立,经济已经富足,而文化上的自戕带来的自卑和自我矮化却影响深远、积重难返。 

 

不过,改变已经开始!现在上上下下,各行各业,无论左派右派,都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了文明重建、文化复兴的意义。最近十年来,上层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态度和越来越坚定的决心,意欲逐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民间自发的“读经热”、“国学热”更是方兴未艾、发展极快。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也非常反讽的现象却是:作为文化教育主要园地的体制内教育和学校部门,却远远落在上层意愿和民间国学教育之后,迟迟不能跟进。这一方面体现了正规教育体系的审慎,是其优点,另一方面也与教育体制的僵化以及教育从业者的认识不足乃至怀疑抵制情绪有关。 

 

当然,也有一部分教育从业者和教师已经转变了思想观念,认识到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已经通过各种形式投入到传统文化教育的洪流中去了。他们或利用体制资源,正面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或通过见缝插针的形式把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尽量加入普通教学。还有一些老师在寻求体制内外的结合,探索更多形式和可能。他们是传统文化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是未来的希望。 

 

不过,同样遗憾的是,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长期断层和国学师资培训资源的缺乏,很多有志于复兴传统文化教育的老师不知道如何提高自己的国学素养。他们病急乱投医,对一些流行的国学“知识”和传统文化教育方法缺乏鉴别,沾染了不少习气,非常可惜。 

 

所以,我下面想讲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二是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第一个问题主要是针对那些对传统文化教育尚存疑虑的老师和同学们,希望他们理解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那些已经投身于传统文化教育事业中、想要提高国学素养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老师和同学们,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帮他们分析一下目前流行的“国学”有些什么问题,以及如何矫正这些问题。当然,我个人的学养非常有限,没有资格对各位投身于基础教育的老师们指手画脚。我的建议和分析只是基于个人观察之上的思考,仅供大家批判参考。 

 

为什么要在现代社会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大变局”百年后的反思 

 

为什么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明体。作为文明国家的先祖,华夏先贤为人类生活方式提出过整全的意义体系和几种最基本的可能性之一。如果没有这些文明体系和基于文明体系之上的生活方式、生活样态和生活意义,人类就还不是人类。这样的文明体系只有不多的几个。中华文明是其中影响范围最大、人数最多、历史最久远、历史连续性最强的几个文明体之一。 

 

不过,近代以来,由于全球化政治经济的压力,中国为了自保,已被迫降低为一个貌似普通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提供者和制定者。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已经被迫放弃了中国之为中国、华夏之为华夏的文明体系、意义基础和生活方式,以及看起来似乎已经接受了西化的(无论西方哪家哪派的)文明体系、意义基础和生活方式。在新的文明体系和意义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和“新文化”,重塑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这似乎是百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但文明并不只是一套哲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教条,而是处处连带着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伦理习惯、实际生活经验的“伦理实体”。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中,我们看到很多小国容易转型,而对于庞大而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除了自我更新、再造文明之外,没有捷径可走。 

 

外来的“刺激-反应”和“他山之石”的借鉴只有助缘的意义,本体的再生仍然需要自我更新。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所以,自我更新在很大意义上正是“复古更化”。只不过这个“复古”并不是“泥古”、“固守”,而是“请复其本”、复其所亦然,激发文明的初始活力之源,创造出自发自主的新事物。这新事物是新的,但仍然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更新。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会是漫长的。但是,对于文明国家来说,除了这条道路,没有捷径可走。《诗经》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中国的天命。 

 

西方同样如此。面对西方文明的现代危机,海德格尔的思考一直是在荷尔德林这句诗的引导之下的:“你如何开端,就将如何保持。”最近,基辛格的新书《世界新秩序》感到西方文明引领的现代世界秩序和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他告诫说:“历史不会眷顾那些为寻找捷径而放弃自我身份的国家。”这句话对于近现代和今天的中国尤其有警醒意义。中国曾经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危机而不得不采取了“杀鸡取卵”的方法,但是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解决了急迫的问题,就应该开始思考长远的问题。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为这个时代的箴言。 

 

就教育而言,近现代教育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规模工商业发展对于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大大扩展。随着现代化工商业社会的发展,教育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力培训和输出压力。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的主要目的原本都是培养君子,主要内容都是经典研读、德性养成和艺术熏陶(古典艺术包含科学)。古典教育的受众一直是不大的(由于科举制的推动,中国可能是古代世界教育普及程度最大的国家),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接受多少教育即可胜任农牧业、手工业和传统商业的工作。但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却需要大批受过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职员。这就迫使古典德性教育逐步萎缩,让位给全民普及型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即使“研究型大学”存在的前提也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精神兴趣”仍然在现代学院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竞争的基础在于技术进步和产品研发。 

 

因此,教育的古今之变是全球性事件,是“现代性”对古典教育的冲击,而不只是“西方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改变。所以,今天思考传统文化教育问题,既要认识到文明重建的深远意义,也要兼顾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职业培训需要,同时,尤其要认识到教育古今之变的大背景,不必堕入“国学情怀党”,也不要落入“民族主义”的误区。 

 

目前的世界格局是跨国大企业和国家间交错竞争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每个国家都特别需要培养一大批既具备全球视野又热爱本国历史文化的政商精英人才,也非常需要大量既有专业技能又能负责任地发挥专业技能的普通职员。无论政商精英的全球视野还是普通职员的专业技能,都是现代教育体系所能提供的;然而,精英的本国历史文化认同和职员的职业伦理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赖于传统德性教育的培养。 

 

因此,古典文化、传统道德和德性教育在现代社会貌似不再有用,而且似乎已经衰落到没有,但实际上却一直是未曾或缺的基础,默默地支撑着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建筑。一旦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现代生活的隐秘守护神,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当现代文明面临危机的时候(目前中西文明都面临危机),在世界秩序濒临失衡的格局中,重读古典、复古更化、返古开新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困境中回到起点,然后重新找到方向,焕然一新地出发:这既是个人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屡见不鲜的历史经验。如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使命,也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普遍任务。 

 

上面从人类文明的古今之变和现代世界格局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现代社会的基础重要性。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困惑:既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来说并不是障碍,而是实际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不自觉的基础,那么,为什么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普遍发生了对于古典文化的批判和否弃?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懂得什么是古典文明和传统文化?对于古典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深层源泉和变形能力,我们是否总是能体认和辨识? 

 

实际上,现代化转型之所以能发生,其深层基础正在于古典文明已经为大规模社会生产准备好了伦理资源。为什么越是拥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需要被破除的地方,越是能建成更发达的现代文明?越是缺乏历史积淀的文化荒漠,越难实现技术进步和现代化转型?如果说传统文化只是现代化障碍的话,这些现象就无法得到解释。 

 

所以,当我们疑虑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社会是否必要、乃至是否正确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头脑中那个“传统文化”的观念和图景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扫清现代化的障碍”而刻意建构出来的矮化图景、抹黑形象?而在今天,当我们已经“扫清了障碍”、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却发现,原来传统文化实际上构成了现代社会不自觉的深层基础。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我们原先被灌输的“传统文化”图景实际上只不过是短期历史需要的产物,而从长远来看,什么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我们很可能还完全没有触及到。现代化转型或者不转型,传统文化一直在那里。 

 

所以,现在所谓“文化复兴”的任务,并不是去接续一个已经断绝百年的传统,而是去自觉认识和发扬一个已经变得不自觉但从未缺席的文明传统。已经断绝和离弃的东西是不可能找回来的,就像已经死亡和腐朽的身体不可能再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所以,“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传统文化教育怎么办:“国学热”十年来的经验教训 

 

从2004年前后兴起“国学热”、“读经热”至今,民间传统文化传播和教育已经积累了十年的经验教训。两个主要的事件可以作为考察的样本:一是央视“百家讲坛”推动的“国学热”影响很大,但也争议不断;一是各地兴起的“少儿读经学校”发展迅猛(最近达到了大约3000所),但同样也是毁誉参半。 

 

很多中小学教师、家长和基础教育工作者都是通过这两个渠道接触到“国学”,从而逐渐认同传统文化,并开始通过通俗讲座和畅销书来学习“国学经典”的。其中,有一部分家长最终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脱离体制内教育,把孩子送入“读经学校”。同时,受“国学热”影响的一些教师也在尝试各种形式的“国学教育”:或在体制外建立读经班,或在体制内教学中增加经典诵读的内容。这些家长和老师开始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群体,非常热心“国学教育”,乃至不乏狂热色彩。然而,他们本身对于经典学术的了解还只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对传统教养的修为还只是略涉皮毛却不乏偏信盲从。他们对所谓“国学”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电视讲座、通俗畅销书和“微信鸡汤党”的水平上,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已经开始成为“国学导师”乃至“大师”。 

 

最近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十字路口的读经村”报道为代表,十年“读经运动”和“国学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目前围绕读经运动的争论并不健康,夹杂太多或左或右意识形态的偏见。有些分析和报道并不客观,是带有色眼镜看问题,意在扼杀刚刚兴起的文化复兴萌芽。另一方面,捍卫读经运动的声音也不够理性,有些甚至带有宗教狂热色彩,非常不利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目前最需要的是带有同情理解态度的冷静观察、理性分析,总结十年读经运动和民间国学热的得失,形成良性的互相监督批评,争取扬长避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引导民间国学教育走上正轨,乃至能对体制内的国学教育带来有益的经验借鉴,实现体制内外传统文化教育的良性互动。 

 

民间国学教育首先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对礼仪教育的重视。当然,流于形式、作秀式的礼仪教育目前很流行,这是礼仪教育的误区。所谓“立于礼”:礼的本质含义是学会象人一样生活,建立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日常家务、生活自理、扫洒应对、修身成人才是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我个人接触到的孩子而言,传统私塾教出来的学生在这些方面还是有突出优势的。相比之下,体制内中小学的礼仪教育和修身教育要差很多,家长不够重视,学校也不够重视,一心只忙着应试、升学,不关心孩子的感情能力、为人处事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身心人格的全面发展。这些都跟“礼教”的缺失有关系。其实,不但民间国学教育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在这方面也做得更好。片面强调智力发展和应试教育,忽视“修身成人”的“礼教”或“生活教育”,可能是促使大多数读经家长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体制教育,转向读经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体制内的中小学教育可以借鉴民间国学教育经验的地方很多。当然,民间国学教育在这方面也有问题,譬如过分抬高《弟子规》的意义(有的民间国学机构宣称弟子规比全部五经四书加起来还重要),或者用一种过分宗教化的形式来推广“孝道”(过分的感情渲染和超出常理的牺牲精神等)、对学生进行过于严厉的管教乃至体罚、恢复一些失去现实意义的繁文缛节等等,都是需要批评和改正的极端倾向。 

 

读经教育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不许讲解经义的经文背诵。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读经教育的师资素质良莠不齐。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找了很多理由来论证背诵的重要性,但背诵无论多么重要也无法论证“不许讲解”的合理性。“不许讲解”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背诵的好处很多(这两点没关系,或者,真正的关系是:只有讲解才能促进背诵),而是因为找不到足够多、足够好的讲经师资。近现代以来,对经典的错误解释、简单化解释,乃至厚诬圣贤、矮化经典的所谓“经典研究”和“经典解释”也确实是太多了,太嚣张了,以至于无论在学术成果中,还是在媒体和中小学课本中,都屡见不鲜。这可能也是导致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激进反对任何经典解释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们相信诵读的声音本身就有魔力(甚至相信背诵无须认字),这一点可能是受到某些宗教的影响。对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失望、对圣贤经典的一知半解和“不明觉厉”的崇拜、对某些宗教信仰方式的借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是形成读经运动的重要原因。这都是可以同情理解的。 

 

然而,这样形成的读经运动,其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首先是学生的受害。我接触过一些在读经学校背过多年经典的孩子。一方面,他们张口即能背诵经典,令人惊赞;另一方面,他们能背诵却不能引用,因为根本不知道经文是什么意思,又令人遗憾。更令人遗憾的是,被强迫的大量死记硬背,使一些学生对经典形成了恐惧心理和逆反心理,彻底反转了读经的初衷,岂不令人痛心!“只许背诵不许讲解”的第二个不良影响是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的总体声誉受损。“只许背诵不许讲解”的“教学方法”一方面来自道听途说的“传统蒙学”(可能跟五四新小说及现代电影对古代私塾的漫画化抹黑有关),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想在师资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尽快扩大读经运动的策略。倡导者推广读经的紧迫感、使命感是应该得到善意理解的,不过,“大跃进”、“土法炼钢”式的读经教学法却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六字真言”读经法(“小朋友,跟我读”六字真言)和高额学费让投机分子看到了商机。一夜之间,只要眼睛能认识汉语拼音、喉咙能发出人声的,不管原先是杀猪的还是屠狗的,都成了“书院山长”、“国学大师”,教起了国学,摆起了道场。我见过一些读经学生家长,他们抱怨吃过很多亏,被人骗过很多钱。这样下去,名誉受损的岂止是“读经运动”,而且是往聖先贤和经典本身啊!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的读经班陆续招不满学生,有些读经学校逐渐倒闭,这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担忧。高兴的是邪气见消,担忧的是青黄不接、正气不见长。 

 

各位老师和同学,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无论“教育体制”有什么问题,毕竟是教育的主要园地。绝大多数的资源、师资和学生都在这里。跟“体制内教育”的巨大体量比起来,无论民间国学教育发展到什么规模都几乎等于零。不过,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应该感到惭愧!如果说民间儒者和读经家庭在资源贫乏、甚至遭受打压的环境中都能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正规教育机构却还在不识大体、磨磨蹭蹭,落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 

 

就在几天前,习近平主席在北师大说:“我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可是有多少体制内的学校和老师认识到经典教育的重要性了呢?有多少人行动起来了呢?现在的情况是上层和下层都想推进传统文化教育,但是得不到中层执行者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工作推进不快,无形阻力不小。不过,古人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子《观书有感》)。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传统文化复兴既然是文明走向和现代世界格局的大势所趋,它就不会因为一代人的认识障碍和消极怠工而搁浅。有识之士到此应该猛醒,跟上时代的中流和巨舰,痛彻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黑暗图景”是怎么来的,肃清以前所受的污蔑传统文化的毒化教育影响,同时又要警惕媒体国学讲座的庸俗化污染,还要注意鉴别民间读经教育的利弊,重新认识古代圣贤和经典文本,与学生一起学习经典,尚友古人、变化气质,岂不快哉! 

 


 

围绕经典的自我教育:读书会式书院是目前培育师资的方法 

 

上面我分析了现代化教育因为要配合大规模工商业的发展,不得不改变经典研读和德性培养的君子教育模式,走向职业技术培训的大众教育模式(培养大量职员),和高科技高投入的科研模式(培养技术精英)。这个改变的结果便是政商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培养被忽视了,只能从大众模式或科研模式中自发分离出一部分人来做。这会带来现代社会治理的严重缺陷,导致政商和文化精英只能采用大众化和技术化两种思路来处理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然而,传统君子德性教养在现代社会并没有缺席,而是仍然在无论精英还是大众的现代职业生活与日常生活中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所以,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在挥霍先贤的德性教育遗产而不知道养育培护,更谈不上含弘光大,正如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人的高能耗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在挥霍天地自然的基础条件而不知道珍惜养育,更谈不上赞天地之化育。他们错误地把现代化物质生产理解为“与自然作斗争”,正如他们错误地把现代文化和现代教育理解为“与传统作斗争”。这是现代人类非常可笑的自我神化、非常愚蠢的自挖墙角。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总还需要一些“保守派人士”来提醒现代人:如果再这样下去,整个人类文明就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随时有可能崩溃,走向全面的野蛮。甚至全体现代人类的灭亡都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倡文明复兴,重提古典德性教育的重要性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我不再重复。 

 

接下来我分析了十年来民间国学教育的得失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没有分析“体制内的”?因为体制内基本上没有做,或者做得很少,不值一提。为什么分析民间的?因为民间热情高涨,发展很快,但是毛病很多。为什么跑到“体制内”讲民间的经验教训?因为“体制内”很快就会动起来,但不知道怎么动,亟需总结先行者的经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看谁淹死了,谁趟过去了,我们再选择道路。三十年来,各方面的改革一直是这么做的。即将展开的传统文化教育也不例外。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上层很着急,老百姓热情也很高。但首先要改变中层的思想,但中层(媒体、教师、公知、公务员、白领职员、中小企业主等等)恰恰是社会主流思想的提供者。谁能改变他们的思想?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思想。相对于上层改变战略的灵活度和下层改变口味的速度,中层是思想、情绪和价值观相对稳定保守的人群(虽然政治观点往往更激进,但这种激进恰恰是他们价值观比较固定的表现),但也是善于学习和自我调整的人群。左派痛恨中层,右派神化中层,都是要不得的。近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靠的都是中层持续不断的文化调整和思想宣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解铃还须系铃人。逐层抹黑中国传统文化、鼓吹现代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是他们,将来层层拨乱反正、还原传统文化真面目,也得靠他们。但首先他们得自己改变自己。 

 

为什么他们会改变自己?因为现代社会在改变,原来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新的问题在涌现。如果说批判传统文化可能有助于或者至少在当时显得似乎有助于解决曾经面临的现代化难题,那么,当这些难题早已解决,而新的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很多社会中坚人士都已经认识到,重新发扬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复兴中华文明,恰恰是应对新问题的新思路。中层都是受过教育的、有反思能力的、有一定恒产和恒心的人群。给予时间和耐心,他们一定会改变观念。等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改变观点,逐渐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做成现代生活的自觉基础,中国的现代保守派就成熟了。只有到那个时候,左右两派的冲突才能得到平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才算基本完成,进入相对稳定的现代社会。 

 

这些都还是大势的展望。具体到中小学教师和基础教育工作者怎么做?倚靠媒体“国学大师”和社会国学教育进修?前面已经分析过,那里面良莠不齐,问题很多,误人不浅。倚靠学院学者和大学教育培训?前面也已经分析过,现代学院学术的起源和迄今为止的主流恰恰是批判传统文化、诋毁经典价值的形态。在目前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文明复兴事业中,大学的专家学者跟中小学教师一样,主要是受教育对象,而不是可信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者。 

 

那么,还剩下什么可能性?只有古人、经典和我们自己。古人往矣,自不可见,而经典俱在,尤其是与经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代注疏都还在。还有,我们这些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也还在。其实,什么是书院?就是有圣贤经典,有老师同学,大家一起读书,这就是书院。这不是虚言,而是我做道里书院十年来的真切体会。房子和资金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人和文。人与人聚在一起读经典,这就是书院,即使是网络上的论坛和语音群聊读书会,也是真正的书院。如果各地学者、教师、学生、公务员、职员都建起朋友圈子的经典读书会,无论在现场,还是通过网络,一字一句读古人的经典和注疏(有注疏的帮助和读书会的讨论,经典并不难),譬如《五经正义》、《四书集注》之类,书院就相当于在各地恢复了。相对于读书会而言,这些年在各地兴建的仿古书院建筑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旅游景点、土豪会所或江湖大师的高级地摊而已。等到各地读书会在经典的自我教育中培养出一批儒士和经生,以及有传统素养的教师、记者、官员、商人和职员,无论体制内外的传统文化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图片:作者在腾冲支教,兴业全球基金拍摄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