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民本、和谐、会通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06-21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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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民本、和谐、会通

作者:张岂之

来源:节选自张岂之教授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民本、和谐、会通》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三日庚申

           耶稣2016年6月7日

 

 

 

中国有五千多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史,孕育出许多具有深刻内涵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想对其中的民本、和谐、会通理念进行论述,并由此去看中华文明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

 

中华文明的“民本”论

 

中华的“民本”论,在西周时已经提出。当时制礼作乐的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为政者不要用水做镜子,应以“民”为镜,时时对照,检查自己,反省为政的得失。类似的理念屡见于周人的文献。由此可见在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已经产生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关于“本”,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解释:“本,木下曰本。”即树木的根为本。以民为本,就是论述百姓与天下、国家、君主的关系,恰如根与树的关系,譬喻天下、国家、君主也离不开百姓,百姓是天下、国家、君主的根基。

 

国家只有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稳定,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巩固。《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没有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国家就不得安宁。

 

儒家创始者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土地、人民、政事是构成国家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其中,百姓最宝贵,是立国之宝。如果没有百姓,土地就无人耕种,也无人守卫;没有百姓,政事更无从谈起。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政治哲学。

 

不仅儒家有以民为本的理念,道家的创始者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

 

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认为,百姓是争战之本,没有百姓的支持,战争注定失败,只有百姓支持、全军上下精诚团结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民本”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它在中华文明史上产生了正面的积极作用,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君权,使一些“明君贤臣”能够以民本思想自律,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为民谋福;其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有助于缓解君与民、官与民的矛盾冲突;其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民族文化;其四,维护和平,以德服人,与周边邻国建立融洽的关系,注重战争的正义性,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加强了与邻国之间的文明交流。

 

这里要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菏泽考察,念了一首对联。此联出自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是河南南阳内乡知县高以永的手笔。对联的文字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里生动地表现出“民本”思想的影响。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以往的“民本”思想并没有在最终意义上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因此,从“民本”进到“人本”,在制度层面上牢固地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华文明的“和谐”论

 

什么是“和”?什么是“同”?

 

东周时期,郑桓公问史伯:周幽王治国有什么弊端?史伯回答说: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他解释说:“和”是事物多样性的结合,比如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才能生出百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事物有多样性,才能产生出新东西;如果只有一种性质,什么都产生不出。史伯用这个譬喻去批评周幽王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只愿意听一种声音,这难道不是弊端吗?

 

春秋时期,“和”与“同”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晏子曾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低、长短、徐疾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合成一首完整的乐曲。“同”则是单一,它否定多样性,也就是否定和谐。

 

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理念,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独立思考,加以判断,主张从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中去看事物。战国时期儒家学者们研究《周易》,写成《易传》,其中将“和”称之为“太和”。清朝初年思想家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认为,“和”有层次性,“太和”是“和之至也”,即最高层次的“和”。

 

上述的道理用在今天,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亚洲国家有不同的文明,这样才能交流互鉴,到达“和”的境界。

 

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大会的讲话中说:“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这篇讲话将“和而不同”解为“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思想,阐明了“和谐”理念在今天的重要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会通”论

 

儒学《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本土各民族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文明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还有,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穿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教化),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力图使佛教中国化。唐代思想家们有许多人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儒、道、佛)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重视理性的独立思考要求。(本文节选自张岂之教授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民本、和谐、会通》;张岂之:国际儒联顾问、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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