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遐龄】儒学复兴已成定局,不要忽视当代领导人对儒学的吸收与运用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9-03 06: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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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遐龄

作者简介:谢遐龄,男,西历1945年生,出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温州。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著有《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等。


儒学复兴已成定局,不要忽视当代领导人对儒学的吸收与运用

作者:谢遐龄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历2016年9月3日


编者按此文系谢遐龄先生2016年9月3日上午在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成立大会上的学术演讲,授权儒家网首发。标题系儒家网编辑所加


  


 


各位来宾,各位同道:


感谢诸位与会、愿意听我啰嗦几句。为节省大家宝贵时间,我就讲四个要点。念稿。


第一个要点是,为当下作个思想史定位:儒学复兴已成定局,我们身处儒学第三阶段。


划分阶段根据的是文明与思想演变。孔孟属第一阶段。不妨认为当时是“纯”华夏,社会结构是众多诸侯国。孟荀同属战国时代,但孟子时代统一趋向尙不明显,而荀子时代统一帝国局面已在来临;二子面对时代不同,区别显著。孟子可以看作与孔子同代,尚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荀子面临问题不同,“宪章文武”难矣。


宋明儒学看作儒学第二阶段,一般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果。吾臆还有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巨变因素。北方诸族入主中原,带来其种族的和社会的影响。华夏社会原先的大家族结构消灭殆尽。张载民胞物与学说,可理解为面对社会结构演变而创。朱子《家礼》之作,也不妨看作适应社会变迁的礼制创新。


儒学第三阶段,康有为是准备阶段。康先生身处西方文明大举进入时代,古今中西问题起焉。新文化运动始,苏俄文明借人民革命之势强力传入。成三文明格局。所以本人陋见:这是儒学第三阶段的时代背景。社会结构则为人民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党组织与社会一体的伦理社会。这个结构呈现苏俄文明显著影响。证明三文明模型之必要。


我与几位学者讨论有个初步意见:儒学第三阶段始自“三先生”——梁潄溟、熊十力、冯友兰。这是个供讨论的方案。三先生中,熊先生弟子较多杰出者。1958年宣言是一重要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表现。惜乎局于古今中西的两文明模型,是其不足。故吾补以三文明模型。经过众多人士呕心沥血作出巨大贡献,儒学现代形态渐显轮廓。近年儒学在中华民族主体中蔚然大潮,又经官方承认,儒学复兴无可疑焉。


第二个要点是:我们要确定儒学核心思想。要求:简明扼要,有标志性。尝试举出下列几个,作为方案,供讨论。


天道,仁政,中和,大同。诚本。


一是天道,或天理。各派思想都崇道,儒家特点是认定天道为仁。天道即天理,天理又解释为仁义礼知,意涵更为鲜明。因而,二是仁政。三是中和,或称中庸之道。四是大同。有一点与几位讨论过,以诚为本。但对这一点能否列入核心,还有分歧。天道,亦称易道,不仅仅是思想,还有更深层意义——信仰,中华民族的信仰;二,天道一阴一阳、无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偏道执阴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东正教文明等之根底。


第三个要点是: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这个问题与儒学现代化之思路相关。我理解的中国哲学,不是目前学科分类中的中国哲学史。那是按研究的资料集合确定的名称。研究范围也包括一些牵涉到的相关论题。我理解的中国哲学是指当下中国思想中内涵的活着的哲学。这就是说,无论研究者研究的是西哲、马哲——都看作资料集,只要用汉语思维和写作,所写的论著、开展的对话,皆属中国哲学。或准确地说,外延包括建基于汉语思维产生的一切哲学论著(即使用外语写作的,只要思考时用的是汉语,也在其中),内涵于其中的哲学。这样理解的中国哲学,不能用夸张的词说成沟通或涵盖中、西、马,而是切合实际地、谦卑地理解为研究中、西、马的哲学家们共享的思想资源、共同的学理基础。在阐明中国哲学这个领域,不能说中国哲学学科的学者们有独特优势,因为阐明大家共享的学理基础,西哲、马哲各有其优势;但是要说我们有更大责任,却是可以的。


儒学研究的情况类似。儒学现代化不仅仅是中国哲学一个学科的事,还不能缺少西哲、马哲的介入。各学科合力推动儒学现代化,将促成隐而不明的中国哲学逐渐成形,为将来一位不世之才归总为体系准备好素材。


再者,许多儒学问题是史学问题,儒者自身不能缺少史学视角,还需要史学家参与。


最后一点是:不要忽视当代领导人对儒学的吸收与运用。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中每一步都吸收中华文明传统,并借以取得成功。


首先要举出的是群众路线。对群众路线的描述有一个经典说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是个双向过程。马克思讲理论掌握无产阶级、列宁讲革命理论要由从资产阶级中自觉转变立场的知识分子拟定后灌输给无产阶级群众,都是单向过程。而中国传统是双向的。其思想记载在《周易·咸卦》——彖辞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象辞曰“君子以虚受人”。意涵是先要从群众中来。这个思路在人民革命实践中的典范是土地纲领的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本要实行土地国有。所以中共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第一、第二个土地法都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规定土地国有。实施结果,无论扩红(征兵)还是征粮都不能完成指标,从而认识到农民热切盼望的是土地私有。于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发展马列主义,从政纲中删除土地国有,改为土地私有。从而取得农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


1958年办食堂,短短几周吃空存粮,农民为存活自发吃青(割取刚刚开始灌浆的粮食充饥续命),造成全国大面积减产,其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人我们要上书的。结合打消土地国有念头,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奉行的是先王之道——按孟子所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解放后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终究离不开儒家的这个指导思想。


19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解释社会主义概念,也是奉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


我们亲历了几位国家领导人运用儒学治国理政:


邓小平同志确定党的纲领用儒家词语,称作建设小康社会;拨乱反正,搞清楚社会主义概念,是孔子正名思想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提出文明多样性理论,以文明多元论取代文明一元论。我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不再是谁战胜谁、谁消灭谁,而是承认对方采取的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该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作的选择,倡导彼此尊重,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更以孔子的话“和而不同”,主张各文明各行其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是自命真理在手,设定不信仰本教的其他人类是“异教徒”,要改造乃至消灭之。由此引发文明之间的冲突。江泽民同志奉行儒家思想,主张“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发挥《中庸》“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程中有根本转折意义的一步。


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理论,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在全世界奉孔子之名广建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是否可理解为,以孔子为中华文明标志?


习近平同志亲临孔庙、在国际儒联纪念孔子诞辰的会上发表长篇讲演,在前任领导人奠定的基础上迈出决定性一步。他不仅宣称继承传统是接续中华文明精神命脉,而且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党的领导干部学习中(“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国家领导人吸收儒学甚多,以上仅就直接涉及天道者略举几处,就可以了解,他们吸纳的,比一些极力主张儒家的人士要求的还要多。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谢遐龄,男,西历1945年生,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