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康晓光:中国必须走向“儒家宪政”

作者:康晓光阅读数:19993发表时间:2016-01-17
康晓光

作者简介:康晓光,男,西历一九六三年生,辽宁沈阳人。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西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曾经任职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兼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二〇一四年)、《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NGOs扶贫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法伦功事件透视》(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等。(吹剑编撰于二〇一一年)



【儒家网专访之九】


专访康晓光:中国必须走向“儒家宪政”


 


受访人:康晓光,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著有《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NGOs扶贫行为研究》,《法轮功事件透视》《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等。


采访人:罗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儒家网义工) 


受访时间:西历2016年1月16日

 

儒家网按】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中的“策论派”代表人物,康晓光先生不但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世济民之志以及立足本土、客观严谨的学术精神,而且一直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也是扶贫、公益、NGO等领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西历2016年1月,儒家网对康晓光先生进行了专访。通过整理对话记录,参阅康晓光先生已经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形成这篇访谈录。现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提要】


超越精英联盟,第一步应该走向“合作主义国家”;

儒家宪政是以儒家道统为体以民主政治为用,借助宪政框架实现两者的深度整合;

我的规范研究不是“痴人说梦”,而是从现实出发构建的“可望又可即”的蓝图;

要探讨中国的未来必须具有正确的方法论,即“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

我对儒家文化的期待是希望它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

邓小平时代的市场经济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并具有它的一切优势和弊端;

全能主义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属于“权威主义”范畴;

今日中国活跃着的三种文化力量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中华文化,三者的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此起彼伏的显著变化;

我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是“有效率,不公正,缺乏正当性”;

要彻底解决“不公正”和“缺乏正当性”问题,必须走向“儒家宪政”;

今日解决正当性问题,首先要重续中华道统,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

从“主权”概念入手,颠覆“人民主权”,建立“民族主权”;

儒家道统是先人的天然代表,所以应当赋予儒家道统宪法原则地位;

儒家宪政采用某些自由主义宪政的要件,其依据不同于自由主义宪政理论;

古典儒家是否提出了个人权利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儒家文化能否兼容个人权利观念;

违宪审查是捍卫儒家道统的“最后屏障”;

在儒家宪政中,市场逻辑支配一切、资本势力统治一切是不可接受的;

“政教分离”是一种肤浅的认识,确立国教与信教自由一点也不矛盾;

中国注定要在本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探索并实现政体再造,归宿不会是自由主义宪政而将是儒家宪政;

现代国家转轨逻辑为:经济基础转变 → 文化领导权转变 → 政治制度转变;

中华文化为中国转轨提供了最内在、最深厚、最持久、最强大的动力;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文化重建应该坚持“中体西用”,而非泛泛地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实现“再中国化”的唯一途径是“儒化”,儒化的基本策略是“和平演变”,具体而言是“双管齐下”;

儒化的“三大任务”和“四大行动”;

从《文化民族主义论纲》到《中国归来》,再到《阵地战》;

与各派民间势力的主张相比,当政者的主张和作为更为周全,可以说是“基本恰当”;

儒家在人类文明史上无可匹敌,任何民族都不能与中华民族相提并论;

我所有的学术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超越精英联盟,第一步应该走向“合作主义国家”


儒家网:在当代“大陆新儒家”中,您的研究和观点都是独树一帜并引人注目。您走过了什么样的研究历程?如何概括您的思想发展脉络?

 

康晓光: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是一个肤浅而狂热的自由派,醉心于西方的一切,希望中国变为第二个美国。“八九风波”之后,我意识到,至少在短期内,文化和政治是一种独立的、对社会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我不再是一个狭隘的经济决定论信徒。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才进入了真正的独立思考阶段,不再迷信任何既有的学说,而是脚踏实地、独立自主地探索真正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用“从‘精英联盟’到‘儒家宪政’”来概括。经过十年思考,2001年完成了《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提出了“精英联盟”理论。“精英联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起点。又经过十年思考,2010年写了《儒家宪政论纲》。“儒家宪政”是一份政治蓝图,它是中华民族应该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或发展目标。而“合作主义国家”和“仁政”可以理解为介于现实起点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过渡状态”。2014年发表了《大转轨》一文,它建构了联结现实与理想的桥梁。而推动现实向理想过渡的最主要的力量则是中华文化复兴。

 

“精英联盟”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同盟,也就是权力、资本、知识的同盟,它是权威主义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体制为中国赢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也造就了一个弱肉强食的“强盗社会”,而自身则深陷正当性危机之中。我对它的评价是“有效率,不公正,缺乏正当性”。

 

如何超越精英联盟?我认为,第一步是走向“合作主义国家”。在合作主义国家中,权力、资本、知识、劳动,按照自治、合作、制衡、共享的原则组织起来,其制度框架是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法团主义、福利国家。与精英联盟相比,合作主义国家中的强者更为明智,实现了“有节制的压榨,可持续的掠夺”,但是它仍然缺乏正当性。精英联盟和合作主义国家都是强力与权谋运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