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三届年会暨“古典世界的自然与礼法”学术研讨会
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三届年会暨“古典世界的自然与礼法”学术研讨会
来源：“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七月初三日丙寅
耶稣2025年8月25日
2025年8月9日至10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三届年会暨“古典世界的自然与礼法”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主办，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承办，参与协办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绝学”、冷门学科建设项目“古典学研究”、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腊研究中心，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30余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与会。
开幕式
8月9日上午9点，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秘书长贺方婴研究员主持会议开幕式，会长刘小枫教授、副会长张文江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刘小枫会长首先对与会专家和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大家能在话题丰富的研讨中有所收获。他还特别介绍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年会的两大特色：第一，采取邀请制，注重发掘古典学界的青年新锐，要让优秀的青年学者走到台前；第二，大会设置专题读书会，邀请学者拿出原创作品或重要译著，共同学习和讨论。
张文江副会长在致辞中首先提出了三点对于时代局势的判断：第一，世界秩序的重构要求我们重视地缘政治和历史教学；第二，AI发展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要求古典学持续关注并与之对话；第三，去年召开的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划时代意义，显示出中国古典学人数十年来的努力成果。古典学小年会特色即在于聚焦经典和培养古典学人才。
主旨发言
开幕式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系主任刘娟副教授主持大会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刘小枫教授和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张文江教授分别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
刘小枫教授首先以“世界历史地理教育与古典学”为主题发言。他从古典学教学的实践经验谈起，提出我国大学的古典学专业学科建设，应该在专业基础课设置中加上中国和世界历史地理课程，它与古典语文课程同等重要。刘小枫教授以迄今仍在影响现代世界国际政治的麦金德为例，说明这一课程设置的必要性。尽管麦金德是政治地理学名家，但他首先是19世纪晚期英国的一场“大学推广运动”的代表人物，一直积极推动高小至初中的地理-历史课教学改革。麦金德的出发点是英国当时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为今天的我国学界提供了历史的警示。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必须掌握重大历史变迁的政治地理知识。基于世界历史-地理的学科视角，我国的古典学才能更好地激活中西相通的古典德性理念，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文江教授发言的主题为“《阴符经》简义”。他首先提到《阴符经》存世的注释接近80种，历史上解读《阴符经》有内圣和外王两种方向：先出现的外王解读方向接近兵法，后出现的内圣解读方向接近神仙家言。早期的注释多出于托名，却也提示我们必须理解所依托的时代和人物的思想，才能理解《阴符经》。对《阴符经》作者的身份，存在三种观点，分别需要我们关注黄帝时代、南北朝以及唐代的安史之乱，警示我们政治文明体的建立，关联战争和文明的共生。随后，张文江教授详细解读了《阴符经》的两篇序文以及部分经文，总结该书根源于《易》老，追溯先秦古学，从天地人角度，探索人类的竞争结构，以象数建立认知格局。
开幕式和主旨发言结束后，进入分论坛讨论，本次大会在8月9日上午和下午分别设置两个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一
分论坛一由同济大学哲学系张文江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研究员、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张尚英副教授评议。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程志敏教授报告题目为“知善知恶论”。“知善论”部分，他分别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在个人修养层面，知善是社会判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在社会伦理层面，是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之途；在更高层面，则能达到万物一体的宗教境界。他特别指出舍勒的“道德责任的共负原则”，即他人的过失也是自己的过失，由此善恶相通；于是“知恶论”部分他进一步强调自恶（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坦然面对自身问题、主动开展自我批评甚至邀请他人批评，这与近代因西方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自卑情绪有本质区别。
浙江省社会科学文化研究所的陈明珠研究员报告题目为“物的多重面相——《诗经·国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自然与礼法”。她首先强调了《野有死麕》的特殊性：不但从汉学到宋学再到现代解读分歧极大，而且诗作本身的“雅奥难识”也不同于《关雎》《桃夭》等直接呈现自然秩序的立法诗，而是通过复杂物象来呈现“诱之以礼”的动态过程。她提到《野有死麕》尽管表面暗黑玄奥，内核却仍符合《诗经》的雅正传统，是对自然与礼法关系的原初性思考：人在礼法失序状态下会沦为自然环境中的猎物。诗末“舒而脱脱兮”的活泼场景，则暗示礼法并非压抑自然，而是引导人以美善的方式对待生命中的珍贵之物，具有内生性、必然性和必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李致远老师报告题目为“《尚书·洪范》讲义”。他指出《洪范》作为中华政治文明的理想大宪章，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堪与柏拉图对话《理想国》中的“哲人王”理念相对话。他尤其聚焦于历代对“皇极”概念的种种解释（如孔安国等汉儒释为“大中之道”、朱熹则修正为“君王之准则”），并结合其他经典文本和考古材料予以阐发，试着还原九畴所模拟的天地生化万物的宇宙模型和动态立体结构，从而理解《洪范》其余部分所确立的中道标准和人世伦常秩序。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祁涛同学的报告题目为“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荀子对自然、圣王与礼法关系的重构”。他指出荀子思想中存在一个根本性张力：礼法究竟源于圣人的创制，还是圣人本身是礼法塑造的结果？这一矛盾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荀子思想中自然、圣王与礼法的三角关系，而关键在于对“自然”概念的再定义。荀子的“自然”并非与人文对立，而是礼法建构的起点与依据，其礼法观体现为“礼主法从”，构成对法家“法自君出”的批判。圣王是礼法与自然的中介，与之共同沉淀为持续演进的“礼仪之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张毅老师报告题目为“司马谈的命运与太史公的微言（上）——《封禅书》的笔法与思想解读”。封禅既是汉代最高政治工程，又是司马迁父子学术命运的象征，她通过反思前人解释并展开文本细读，指出《封禅书》前段（追溯上古封禅传统）与后段（批判汉武帝荒诞仪式）的断裂结构并非疏漏，而是司马迁精心设计的召唤性书写，引导读者思考封禅之“理想”与“实践”的差异。司马迁仅在两处提到“发愤”，以此勾连父子命运与古代圣贤传统，不可以轻易简化为个人遭际问题，也不可仅仅取其表面“惩恶扬善”的微言，从而错失更幽微的秘密。
最后，林鹄研究员、张尚英副教授分别评议各位发言人的报告，并提出相关问题与几位发言人进行讨论。
分论坛二
分论坛二由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张文涛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副教授、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勇副教授评议。
首先发言的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肖有志副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苏格拉底‘删诗’辨正（二）”。他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删诗问题理解为一个哲学问题，探讨了勇敢美德与灵魂自足性的关系。通过分析城邦守卫者教育如何通过言辞塑造灵魂，他指出苏格拉底对荷马史诗中眼泪描写的删减并非简单的道德审查，而是基于哲学层面对“自足者”概念的建构，真正勇敢者的灵魂不依赖外物，故无需悲痛表达。这一论证通过对比英雄的身体性悲痛与诸神的言辞性悲痛得以深化，并呼应了庄子和尼采关于自足的思考。
四川大学哲学系的张爽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王制》中的矫正性正义”。他提到，《王制》卷一呈现了“助友损敌”和“不伤害任何人”两种正义之间的张力，揭示出柏拉图正义理论具有自然正义（如天体运行）和属人正义（即矫正性正义）的双重维度。不同于康德不辨善恶的永久和平论，柏拉图不但直面洞穴之内恶的现实存在，而且强调向善的灵魂教育和惩罚，哲人王要通过教育转化机制将血气导向防御性正义战争和秩序建构，培养“爱智者”与“战争最优秀者”的复合品质。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的张遥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王制》中的正义与共同体意识”。他首先批评了当下讨论共同体意识的两种主流论证路径，即实证史学和功利主义路径，随后提出柏拉图可以为我们超越这两种路径提供政治哲学启示：柏拉图亲历的雅典帝国崩溃表明，共同体的瓦解始于正义观念的碎片化，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只是表象，实质是共同体意识先于军事失败而消亡。《王制》提醒我们，正义本质上是关系性德性，脱离共同体语境即失去讨论基础，而共同体意识则需要得到政治存在论、目的论以及自然法传统正当性的支撑。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薛璟明博士的报告题目为“《理想国》中的音乐教育与德性政治：以达蒙音乐理论为线索”。他首先介绍了达蒙这位音乐家的双重性：他既是“最卓越的音乐家兼教育者”，又是伯里克利民主改革顾问，其理论隐含音乐变革引发法律变革的激进命题。柏拉图改造了达蒙的音乐理论，更为看重相似性教育而非对立性纠偏，他仅仅将音乐作为感性秩序的建构手段，让音乐服务于德性教育，通过调式与节奏的严格筛选，在尚未定型的灵魂中植入稳定的和谐模式，从而为理想国的正义秩序提供情感基础。
荷兰莱顿大学哲学系的岳圣豪博士报告题目为“编织作为统治的技艺：柏拉图《政治家》的形而上学新基础”。他认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呈现出从《理想国》到《政治家》的范式转变：早期基于中期理念论的“理念摹仿”方案，但存在部分与整体类比、灵魂与城邦类比的内在矛盾而面临困境；晚期则依托《智者》《斐勒布》发展的通种论，在《政治家》通过辩证技艺调和勇敢与节制两种德性，达至比例和谐的城邦秩序。与此相应的是，在后期这一系列对话中，苏格拉底从主导者退居旁观者，让位于埃利亚异乡人。
分论坛最后，娄林副教授和马勇副教授分别评议，现场展开了深入交流。
分论坛三
分论坛三由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程志敏教授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腊研究中心黄薇薇教授、荷兰莱顿大学哲学系岳圣豪博士评议。
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的张文涛教授报告题目为“《安提戈涅》中的政治、礼法与自然”。他通过文本细读方法重审《安提戈涅》，批评了以往黑格尔式伦理冲突论、自然法/实证法二元论两种解读范式，揭示该剧的核心实为统治正当性问题：克瑞翁的僭政出自他凡人的心智和强权，是一种智慧或知识的僭政，而安提戈涅以血亲自然纽带为基础的质疑和抵抗，不仅解构了克瑞翁的敌友关系视角，更预示了古典政治哲学中“自然”与“爱”作为共同体存续根本的核心命题，凸显出政治高于人的神性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的罗峰教授报告题目为“欧里庇得斯笔下的自然与礼法”。她认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中通过狂女形象展现了自然与礼法的复杂关系：剧中合唱歌既将自然与城邦礼法对立，又暗示礼法本身源于自然传统。酒神精神呈现出双重性,既有组织性又具非理性暴力，特别是通过彭透斯男扮女装被弑的情节，凸显了自然欲望与政治压制的冲突。剧终酒神预言卡德摩斯化龙毁灭忒拜城，暗示城邦建立与毁灭都源于暴力，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复杂认识，既超越了赫西俄德对黄金种族的理想化描写，也与尼采推崇的酒神精神有所区别，展现了欧里庇得斯对人性自然状态的深刻思考。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邢北辰老师报告题目为“幽暗的爱欲：古希腊悲剧残篇中的女性暴力”。他首先强调了悲剧残篇的独特研究价值，有助于修正对三大悲剧家的刻板印象，揭示悲剧家个体心灵的丰富面相。他主张以自然主义方式进行文本细读，并以克吕泰姆涅斯特拉故事的三个版本、索福克勒斯《特柔斯》残篇以及欧里庇得斯《许普西琵勒》为例，展示出古希腊悲剧对于女性暴力问题的多元处理和理解，既非将其简化为施暴者也非将其缩小为受害者。悲剧女性身上的模糊地带和隐秘要素具有“越界”气质，引人反思公民德性的局限，也对平等观念和主体性扩张提出了警示。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谭宇泽的报告题目为“重审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学说”，他首先回应了学界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奴隶学说的两大批评，即论证不一致（混用两种灵魂模型）和有悖道德。随后他指出该学说的真正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难以从外部辨识自然奴隶，并且家庭无法脱离城邦独立俘获奴隶。家庭需要奴隶实现完整但必须依托城邦，而城邦实现后又不再需要奴隶，通过分析家庭与城邦的目的差异会得出结论，在人类共同体的充分实现中，奴隶/主人的自然划分将被公民/非公民的礼法划分所取代，而非公民不同于奴隶，能够参与城邦的整体行动。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张云天报告题目为“罗马公民共同体的危机与回应——西塞罗论罗马人民的Patria与Libertas”。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晚期共同体危机的本质在于，城邦式政治哲学难以应对罗马疆域大幅度扩张带来的问题，如公民身份认同危机和权力斗争。西塞罗的解决方案有二：一是建立超越个体自然母邦的法权共识和公民祖国，通过普遍自然法消弭多民族差异；二是构建权力平衡体系，执政官掌握权力、元老院保有权威、人民享有自由，既保障人民参与又防止民粹，不同于今天的三权分立。罗马对希腊的诸多概念有继承有突破，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更具借鉴意义。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徐健副教授最后发言，题目为“廊下派的神学宇宙论及其伦理意蕴”。他指出，廊下派将神视为内在于宇宙的“生殖理性”或“理性种子”，不同于伊壁鸠鲁派的机械论，也不同于柏拉图主义的的外在工匠神。廊下派还提出宇宙大火的周期循环，由此引出了人类自由问题，其解决方案在于，人对整体命运的无知要求他在在具体行动中自主选择。廊下派在伦理上还主张“模仿神”，意指宇宙毁灭时摆脱摆脱身体束缚的超道德自由状态。最后他引证西塞罗，指出学派差异源于对宇宙的直观体验：伊壁鸠鲁派感受无序，斯多葛派则体验到积极的有序状态。
分论坛最后，黄薇薇教授和岳圣豪博士分别做了精彩的评议，现场进行了热烈讨论。
分论坛四
分论坛四由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肖有志副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哲学系的张爽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郭潇老师评议。
首先发言的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雷欣翰副教授，题目为“《鹖冠子》的天人之法”。他指出，与其他法家不同，《鹖冠子》强调法的形而上性质和本体论意义，由道入法。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神明”，“神明”是“神”（近的本体）与“明”（远的功用）的结合体，直接等同于法。“明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天则》中，强调遵循自然、政令通畅以及符合人情。《鹖冠子》区分了圣人和作为具体执法者的君主两类理想人格，并对天人之法的效用提出三个期待：法度要不断更新，找到普适性的法律，推崇贤人以超越世袭。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郝悠扬报告题目为“‘天游’与‘大同’：《诸天讲》中的天人之学与秩序想象”。他认为，康有为认识到西方科学引入的无限宇宙观对中国传统天官地官体系及政教秩序的冲击，《诸天讲》则是他应对这一思想危机的思想实验，在无限宇宙观基础上构建新的天人关系，削弱地的位置，强调人直接面对天，不仅批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也批评现代西方万国竞争的世界秩序，由此提出独立平等的“天民”概念。康有为同时提出能够自觉为天人的“天游之学”，其能动状态不同于西方在觉醒到无限宇宙后产生的虚无主义和存在焦虑，而是在拥抱宇宙无限性的过程中确立人的真正自由和尊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温玉伟报告题目为“弗里德里希二世论机运”。他认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对机运观念的理解经历了显著变化。弗里德里希二世早期受伏尔泰等人的启蒙思想影响，在《反马基雅维利》中将机运贬低为诗人杜撰的概念，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主张制服机运女神的观点形成对比。然而，经历七年战争的残酷洗礼后，48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论机运》一诗中完全改变了看法。战争中的多次失败、亲人离世等打击使他认识到机运主宰着人世四分之三的事物，但他凭靠自己的卓越、独立和清醒认识挺了过来，坚守自己的义务和职责。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娄林的报告题目为“尼采的比喻”。他指出尼采以比喻认识世界，与柏拉图具有一致性。自然爱隐藏，世界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面纱，需要通过比喻的方式才能把握世界的整体性，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的认识论转向却以放弃对世界整体理解为代价。在尼采那里，比喻不是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指向时间性和生成性的认知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导致真理不再是形而上的固定概念，而是每一次比喻都传达一种真理，但尼采也清楚地区分了最高比喻和普通比喻，不同于后现代思想。最后，他分析了“上帝死了”这一比喻的具体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滑骐印同学报告题目为“谁是尼采的阿里阿德涅”。他首先批评了以往解读者将阿里阿德涅看作尼采最终政治神学构想的观点，并根据尼采遗稿和晚期作品确认阿里阿德涅的真实身份为“自由精神”，可与女人、真理、生命、大地等意象剥离。这种理解不仅能够呼应尼采早年恩培多克勒戏剧计划中的思索，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晦涩的《阿里阿德涅哀歌》。破解阿里阿德涅谜题，有助于厘清“瓦格纳事件”，意味着接近尼采一生关于同情问题的困惑：持有孤独德性的狄俄尼索斯不需要阿里阿德涅这样的爱侣或回应，他必须做阿里阿德涅的主人。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勇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论谭嗣同对西方的理解”。他提到，甲午战争的惨败成为谭嗣同思想的分水岭，使他从传统士大夫的“夷夏之辨”转向世界主义，但其变法逻辑并非基于复仇雪耻的民族主义，而是以“道器合一”重构中西关系，将西方文明纳入“圣人之道”的普适性框架，甚至赋予其更高地位。这种理论转变使其能够自由吸收西方制度经验，将其与中国传统理论相融合，但也带来新的困境：一旦破除文明等级观念，就难以确立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明确位置。这种思想转变在甲午战败后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
分论坛最后，张爽副研究员、郭潇老师分别做了精彩深入的评议，各位发言人予以回应。
8月9日晚上举行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学会理事就第四届年会、学会发展、古典学学科建设等事宜作了讨论。
专题读书会
8月10日上午为两场专题读书会，由刘小枫教授主持。两场读书会的阅读文本早在会议召开的两周前已经发给全体与会人员，以期与会期间能充分讨论。
第一场读书会：《〈春秋〉笔法——孔子与历史书写》
第一场读书会讨论的文本是林鹄研究员的新作《〈春秋〉笔法——孔子与历史书写》，由林鹄研究员本人领读，主要与谈人为郭潇、张尚英、雷欣翰、张毅、郝悠扬、祁涛。
林鹄研究员在引言时指出，作为现代人，理解《春秋》笔法，首先需要对以实证为核心的现代史学方法的弊端有清醒认识。通过对列国政治的微妙呈现，孔子揭示出，个人如何才能在历史情境限制下，获取对个人及政治共同体而言，与义合一的利。和西方政治哲人不同，孔子认为，政治的根本是人伦，这一看法源自其人性观——生命源于父母塑造了人最根本的情感需求，这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石及终极服务对象。
在简短的引言后，六位与谈人分别谈到自己阅读后的心得。
郭潇提出林鹄老师这本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实证史学的历史书写方式，即“良知史学”，并建议参考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等作品，进一步澄清“良知史学”以及《春秋》的特殊性。
张尚英认为“良知史学”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道德评判，为现代人提供了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保持自我的启示。随后她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分析战争时应补充“偏战”与“诈战”的区分；二是需要澄清“春秋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这一表述的确切含义。
雷欣翰提出四点建议：首先，要强化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论证；其次，需明确区分《公羊传》《谷梁传》与《左传》的性质差异；第三，要避免将传说性材料与史书直接类比；最后，建议精简引文、灵活呈现内容，并明确作品定位。
张毅建议引文需附翻译或明确解释，避免读者因逻辑跳跃而误解。接着她指出《公羊传》与《左传》的叙事视角差异，可以更从容地展开讨论，探讨历史可能性以张开人物自由意志与道德评判空间。
郝悠扬提到春秋学中存在已久的诸多争议，如“微言”和“大义”究竟如何区分、“义例学”理解的普适性、“公即位”和“王正月”的不同含义以及《春秋》近《易》还是《礼》等等，认为需要进一步回应。
祁涛认为不必完全抛弃实证主义方法，其在历史考据中仍有价值，建议明确其适用范围并与“良知史学”平衡；其次，他指出“良知”概念源自孟子而非孔子，建议考虑更贴近孔子思想的范畴。
随后，许多与会学者在自由提问环节发表见解，林鹄研究员一一做了回应。
第二场读书会：《罗马兴志》第六卷
第二场读书会讨论的文本是珀律比俄斯的作品《罗马兴志》第六卷，由译者马勇老师领读，主要与谈人为顾枝鹰、张培均、谢清露、岳圣豪、张云天、谭宇泽。
马勇老师首先介绍了《罗马兴志》第六卷的要点：其一，论证混合政体的稳定性；其二，描述罗马政体中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的相互制衡，强调其基础是“恐惧”而非理想化的和谐，并将罗马军事体系视为政体成功的延伸；其三，比较斯巴达、迦太基和罗马政体，同时探讨斯巴达政体由圣贤设计与罗马政体依赖“机遇”形成的差异，但未明确孰优孰劣。
领读结束后进入与谈环节，六位与谈人都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心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顾枝鹰通过详细对比古希腊原文，指出译本需在术语统一、概念脉络和逻辑衔接上进一步优化，以更精准地呈现原文的精巧构思、传达珀律比俄斯的意图，尤其要注意“灵魂”“自然”等关键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培均指出尽管混合政体被视为最佳，波利比乌斯仍暗示罗马的巅峰后终将因奢侈与权力斗争走向衰落，因此他并非彻底的“制度决定论者”，而是坚持德性决定政体命运的古典政治哲学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谢清露首先提出《罗马兴志》译名的合理性问题，并指出由于珀律比俄斯的政体循环论并非单向堕落，值得思考政体向上转型的具体原因。最后，她认为政体理论的历史解释效力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荷兰莱顿大学哲学系的岳圣豪博士分析了珀律比俄斯政体理论的复杂嵌套结构，即世界循环套大循环套小循环，并且指出其人性观也具有双重维度，即柏拉图式三分再加上特权欲望和平等欲望的对立。进一步可以思考，在珀律比俄斯心中他所处的罗马属于哪一阶段。
张云天认为罗马作为环地中海的多民族帝国，其政治经验与希腊城邦范式不同。珀律比俄斯等罗马思想家在最佳政体和政体持续问题上提出了更具现实性的思考，对希腊思想有所突破，也更值得今人借鉴。
谭宇泽认为珀律比俄斯将德性与政体品质定义为逆境中坚守形式原则的静态能力，逆转了亚里士多德应对机运的动态德性观，使得混合政体只能延缓而非阻止衰败，在缺乏统一性的情况下依赖更高的习俗和律法。
随后，其他与会人员也都分享了自己阅读心得，并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问题一起讨论。在学术的纯粹里，时间总是过得太快。读书会的时间快结束了，大家仍在热烈的讨论中，都显得意犹未尽，不时响起一阵阵笑声。在气氛热烈的读书会之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三届年会迎来闭幕式。
闭幕式
闭幕式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秘书长贺方婴主持，会长刘小枫致辞。刘小枫会长首先肯定了本次年会的成功，同时期望今后的研讨和读书会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充分的讨论时间。此外，刘小枫会长还指出，古典学应该对自己的历史处境有更清醒的认识，同时面对AI时代持有学问上的自信，坚持德性追求、家国情怀和教育使命，避免盲目扩张和专业泛化的倾向。
最后，贺方婴秘书长向参会学者和会务组表示诚挚感谢，提出今后的年会将会缩短个人的报告时间，增加讨论时间。她指出连续三届年会都设置的读书会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好评，未来将会坚持做下去，今后每年将遴选一部高质量的原创著作提交大会共同阅读和讨论，期待古典学年会能为学界同仁提供更好的学习交流平台。随后贺方婴秘书长宣布，古典学研究分会理事会将第四届会议主题定为“古典世界中的国际秩序”，不久将会向学界广泛征求高质量的参会稿件。
至此，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三届年会暨“古典世界的自然与礼法”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与会人员一致向辛勤承办本届年会的四川大学古典学系的全体会务人员鼓掌感谢。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