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仞宮墻與神道之間,闕里護城河也。明正德八年所鑿,至今五百餘年矣。石橋紐之,曰石橋,亦五百年矣。石橋之東九十步亦有橋,三拱,曰東橋。橋之西一百有五步亦有橋,拱同之,曰西橋。皆近十年所造。所謂闕里護城河者,即三橋上河也。遊三孔者,無不先遊之。
中国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阐释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来表述天命、理想、价值观、政治原则,从而形成连续的文化纲纪(伏羲炎黄尧舜禹汤)、完整的文化结构、完备的文化体系。
杨国荣教授于《酒的文化意义》中曾有精辟之论:“酒既是一种物(实体),又不仅仅是一种物;它同时呈现为一种文化符号,或更广义地说,一种精神现象。”
人生有时候很痛苦,面对此种困境,哲学常常被视为悲观主义或者虚无主义。不过,尼采和海德格尔在生活艰难之时常常强调心怀感恩的核心重要性。哲学家基格拉·格纳什维利(Gigla Gonashvili)论证说,思考本身能被看作一种表达感恩的行为,思考和感激共同拥有的一个特征就是,承认存在本身是不请自来的一种馈赠。
《洛神赋》是曹植写就的经典赋作,其创作年代大致在魏黄初四年(223年)之后,即其同母兄曹丕称帝建立魏王朝的时代。
“三全本”《诗经》,最近出现在北京卫视的一档读书节目中。
许博士超杰君大作《谷梁善于经:〈谷梁〉释经学及其建构史研究》即将问世,问序于余,余与许博士相交逾十余载,于学问性情皆相契,且序者缘情起意,述义道学,虽学不逮,有不容辞者。
近来,何俊教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出版,为在中国哲学研究不断自觉的背景下重思中国哲学与史料学的关系提供了恰切的契机与新的视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发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慨叹。这不是对人性本质的简单定义,而是对人类社会活动超越时空的深刻洞察,并揭示出隐伏其后朴素且强大的驱动力。
文明互鉴指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学习与融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医结合、中外教育相融、中外文化交汇、中外出版流通构成文明互鉴的主线,认清这点有利于看清文化的交互影响。
心异情睽。一时之兴,无改乎一世之志。吾东园有枫而青,西园有枫而艳,朝往东园,暮游西园,游人禽鱼,相与为亲,率兴往还。故予常言,心有山林,则城市为丘岳,心无青莲,则净土为红尘,孰弊弊以山林为是。潘岳云‘庭树槭以洒落’,此心常在,吾不拘于远子,岂必固于子义。子勿执,当万山红遍,自有一叶,为吾与汝笑于天地之间矣。
《阳明学人科举录辑刊》首次对明代中期阳明学相关科举录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科学分类,为研究阳明学士人群体及重构阳明学发展谱系提供了核心文献支撑。
宋元时期,诗学完成了一次重要转型,时段大致在南宋后期和整个元代。
译人是跨文化沟通的重要媒介,在汉代国家治理与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多层次、多民族的翻译群体,其活动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是汉代边疆拓展、民族交往融合与丝路繁荣的有力支撑。
儒家廉洁思想内涵丰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它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不贪不取,而更指向一种深植于心、外化于行、落实于政的道德完善与精神传承。
《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思想深邃宏阔,以独特的哲学智慧揭示了宇宙人生的深刻规律。其中,“复”作为贯穿《周易》始终的重要概念,既揭示了天地万物往复周流的运动规律,又蕴藏着返本复始的生成性奥秘。
言须总观,意须善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言语之无奈,而会者当知两朵俱在,更无分离。听言如摊大饼,会意如揉面团,始为得机。意既会得,便须躬行。为学到了,只是善养功夫,致浑沌一片。弥纶天地,不离当念,基命宥密,即在日用,舍此为学,庄子谓是蔽蒙之民,释氏谓是颠倒梦想。
早期中国的诗与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其背后都有一套入乐的系统,包括乐的表演形式、施用场合、道德赋义等。诗与乐的关系是开放且流动的。因而对诗与乐的理解,有不同的观察维度与分析面向。
西周孝亲尊老观的礼制化进程,将孝道从原始的祭祀先祖发展为涵盖家庭伦理、社会规范和政治伦理的综合性价值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结合,不仅塑造了“尊祖敬宗”的宗法秩序,更奠定了后世“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文化根基。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春日》是朱熹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