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阳明宇先生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曲阜这个地名也承载着儒家文化的精萃,与文化圣城相契合,体现出地名应有的文化形象。而“中国”的国名约定俗成中亦有冥冥的内蕴。阳明宇先生依据儒家文化的内蕴,对曲阜地名和中国之国名作出了全新的释义,且自成一家之言···
明清时期,“稗官野史”(多指小说)空前繁荣,并自觉地承担起明道、教化的使命。一些小说家反复强调:“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隋炀帝艳史·凡例》);“必足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千古之龟鉴,方得行于世而垂之无穷”(管窥子《今古奇观序》)。
为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在华生活了近30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对中国的文化风俗有很多有趣的观察,例如,他发现中国的文人特别喜欢写信,即便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住处很近的朋友,也依赖书信交流,而不常见面谈话。300年后的晚清文人日记,也能印证利玛窦的观察。我们读晚清杨葆光和吴大澂等人的日记,可···
“河图洛书”传说在河洛地区流传久远,主要包括龙马负图、神龟献洛书等内容,描绘了河图与洛书的由来,但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一直难有定论,而最新的考古成果为揭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契机。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向世界阐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怀有高远的社会理想。
“正经正注”语出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为经部类目之名称,兼指列为科举程序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经、注文)和程朱系统新注“五经四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范畴。
近些年来,“文明”成为热词,中华文明到底是五千年,还是八千年,抑或更早更晚?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学界对“文明”的内涵和标准有不同理解。
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我已在《文明论》一书中作了系统论述。在此只想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文明”概念并非舶来,而是中国先贤自主创造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因此,重建中华文明理论必须回归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及文献传统。
从形而上的哲学维度和视野出发,可以对文明和文化作相对区分。确定文明标准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西方坚持形而下的器物、知识和科技优先,以单一文明标准评判文明优劣高低;二是中国秉持和合哲学、伦理道德和仁义礼仪为优先,基于客观事实,强调文化是文明的前提,而不是文明本身。
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皮锡瑞《经学历史》将西汉元、成帝以降直至东汉划为经学极盛时代。清人倡明“汉学”实为东汉古文经学,确与西汉今文经学不同。虽然东汉立于学官者仍为今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勃兴,经过从西汉后期到东汉的反复博弈,至三国之际古文经学已经无可动摇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下面,我们以问题为纲,简要介绍一下东汉经学。
自南宋以来,迄止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儒学流派众多,何以是朱子学?从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以下尝试给出简单的回答。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主流出版社相继推出《论语》《尚书》《孟子》等中国古代典籍的插图译本,且此类译本逐渐显露出超越纯文字译本之势。这一现象标志着儒家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播正经历从“文译”到“图文互鉴”的范式转型。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蒙学教育不仅承担着基础语言教学的功能,更以其独特的文学化方式,完成了对一代代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塑造,其价值远超教育史范畴,直抵中华语言文明传承的核心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美学概念提出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生态美学已经形成了生态存在论美学、生态文明美学、生态文艺学、美生学、“生生”美学等研究领域,成为构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
何谓“比德”?《美学百科全书》的解释是:“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自然美观点,基本意思是:自然物象之所以美,在于它作为审美客体可以与审美主体‘比德’,亦即从中可以感受或意味到某种人格美。
“四书学”因其兼具经学与理学的双重属性,备受学者关注。那么,该如何看待四书所包含的四部经典呢?我们认为,当以“四书”来指称各自独立的《论》《学》《庸》《孟》四部元典,以“《四书》”来指称作为整体的理学经典体系。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自然累积或者有意创作,形成了庞大的书籍群。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它们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源头活水。
构成中华文明核心思想的儒学历来重视经典教材的编撰、传承、更新,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教材史,蕴含了博大精深的教材思想,对于当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学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
首先祝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