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时代,在传统中国的两千余年里,都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可自十九世纪末始,“大同”变成了历史发展的目标,牵引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大同”与我们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联系,仍在默会之中。我们必然要回顾和追问:“大同”何以对渴望步入现代的中国人富有吸引力?当时的中国人如何透过“大同”畅···
关于“清代哲学的主流是回归原始儒学”,许多学者都曾发表灼见。这一“回归原始儒学”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循学界惯例,本文所谓“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在华生活了近30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对中国的文化风俗有很多有趣的观察
《司马氏书仪》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撰写的一部重要的礼学著作,是研究宋代社会史和礼制的重要文献。
目录学作为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分支,属于冷门专精领域。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各种目录极为重要,被看作治学门径。
台湾演员利晴天(林典璋)手持族谱,寻找“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刈树下”——这个200多年前的古地名,在全网接力下,不到两天就锁定了汕头澄海盐鸿镇鸿沟乡。6月19日,他在澄海林氏宗祠认祖归宗。
本组朱子书法拓片,均为吴宝云先生收藏
朱子墨韵润闽北,金石清风传千秋。近日,“石上清风·墨韵千秋”朱子书法碑刻拓印作品选展在延平双溪楼开展,本次展览特别甄选武夷摩崖石刻修复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宝云先生收藏并精心修复的朱子书法拓片逾九十幅,这些拓片或撷取自名山摩崖,或辑录自馆藏珍碑,全方位、系统性地展现朱子书法的独特神韵与深厚学养,让尘封于金石的朱···
儒家重视“仁”与“智”两种德行,认为一个人若能兼备此两者,便达到了理想的圣人境界。孔子强调,“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位列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与商丘古城千年相伴、共生共长。如何让这座千年学府真正融入古城发展大局?6月20日,“挖掘书院内涵 弘扬时代价值”学术交流会在商丘古城应天书院的应天大讲堂举行。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踏勘了归德府文庙及府学、范文正公讲院、文昌阁。围绕应天书院历史价值、遗存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与会学者深···
“诚”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是可以与“仁”并列的德目。至宋明理学,“诚”被提升为一个统摄性的观念。
无论是“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文明传统的发扬,抑或宋儒对于“四书五经”的重新阐释,古典学从来不只是学者的名山事业,更与整个时代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作为传统主流学术的儒家经学逐渐瓦解分流,以西学为参照系的现代学科分别建立。相较于文学科、史学科,“哲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具争议。
道路者,国之脉也。中国古道的意义远逾交通本身:历代王朝不独将其视为基础设施,更将其锻造为融政令传递、疆域控制、经济调控与文化统合等于一体的复合型国家制度。秦“车同轨”以立制度之基,汉通丝路以拓治理之疆,唐置驿传以构运转之级,元设站赤以成贯通之网——道路以线性空间嵌入国家权力结构,形成制度化的治理形态。
中国古典诗教尤为重视人的心性涵养,要求在快乐和痛苦上保持适度,为人“温柔敦厚”。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我们耳熟能详:“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学而》)。
中华文明被誉为“礼乐文明”,礼乐制度及其背后的“乐教”思想,构成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
在汉字体系中,“能”字文化底蕴深厚,从象征猛兽之力的自然禀赋,逐步衍生出才干、担当、作为的人文特质,再发展至孟子“良能”的道德哲学,具有多重人文内涵。如果把它放在我国古代治国思想与实践中考察,还会发现它与为政、事功、民生等治国理政深度勾连,承载着丰富的政绩观思想。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是战国时期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被称为“亚圣”,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仁学思想,将敬德与保民有机结合,提出了仁政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政思想蕴含着民贵君轻、浩然之气、仁者爱人等鲜明观点,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融合智慧,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也为来华在华外国人的跨国界、跨文化融入提供了独特的文明视野与理论指导。
文化主体性指一个国家、民族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内在本质及独特特征。古代文体学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极具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的学术领域,也是集中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筑基于儒家政治、礼乐文化和实践理性精神,在文体内涵、谱系、功用、审美追求以及文体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等层面,共同淬炼了中华文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