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朱子著述,不难发现他屡屡强调圣人“教人有定本”,即圣人进行道德教化是具有客观的与普遍有效的公共性基础的。在朱子看来,道德教化必须保证道德之理的可理解性和可沟通性,盖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教化都离不开清晰的语言、形式型的知识,这一主张在当代语境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出自《荀子·荣辱》。把道义放在利益之前的人会得到荣耀,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的人则会蒙受耻辱,安危利害的基本规律在于义利先后顺序的选择。这既反映了荀子的义利观,也是儒家德福一致思想的重要主张,体现了将个人德行、现实奋斗、社会回馈与天命时遇融为一体的观点,让道德修养不再是抽象理念,···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时代,在传统中国的两千余年里,都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可自十九世纪末始,“大同”变成了历史发展的目标,牵引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大同”与我们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联系,仍在默会之中。我们必然要回顾和追问:“大同”何以对渴望步入现代的中国人富有吸引力?当时的中国人如何透过“大同”畅···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礼记·礼运》“大同”、《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庄子·齐物论》“万物与我为一”、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明代的王阳明在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以道德良知为根基的一体思想。
2026年6月3日,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举办的同济·敦和经学高端讲坛系列讲座在同济大学云通楼410室举行。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黄黎星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周易经学与古代建筑文化》的讲座。本场讲座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谷继明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益鑫副教授与谈。
心理学作为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理解中国人心理行为规律、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着特殊使命。
从辞源学层面言之,《说文解字》释“公”曰:“平分也。从八从厶。厶音司。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可见“公”字本义为“平分”,引申为公平、公正之意,常常与私相对。在《诗经》《尚书》中“公”字出现数百次,多为官职之意,如“周公”“三公”等。其中,不乏指代公共、共有的意蕴,《诗经》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按照井田制,公田指代···
正确政绩观不仅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正确政绩观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仁的合理内容,并实现了时代性更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性、政治智慧,也蕴含着数千年的治国理政经验,不仅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而且历经岁月淬炼,凝聚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为正确政绩观构筑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厘清其间的逻辑关联,不仅可以深入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性,还可激发出新的时代意涵,进而推动其转化为更强劲的治理效能。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经过百余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我们可以得知,礼乐制度发端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夏商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西周时期走向制度化。
法律要保护未成年人,也要理解中国家庭伦理。好的司法,不是把家庭关系完全个人化,也不是让家庭伦理吞没弱者权利,而是在情、理、法之间找到平衡。孩子的钱,既不能被冰冷地切割出家庭,也不能被糊里糊涂地混同为父母的钱。家庭有情,财产有界;父母有权代管,更有义务守护。
古人著书,有“为尊者讳”一说,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史家论及时政,往往替本朝皇帝开脱,将过失推到君主身边的小人身上。在现代人看来,这一传统荒唐透顶,贻害无穷。鲁迅批判儒家伦理,讥讽道:清代儒生看到唐人文章谈及公主改嫁,“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
“生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周易·系辞上》云:“生生之谓易。”方东美将“生生”阐释为“生命的创生”(曾繁仁《生生美学》),此一精神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艺的生命本体论基调。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经典之作《四时田园杂兴》,即以“生生”为精神内核,构筑出包孕生机的诗学境界。
孔子为改变春秋末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仁者人也”的哲学命题,肯定人的主体地位与社会价值,并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曲阜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阳明宇先生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曲阜这个地名也承载着儒家文化的精萃,与文化圣城相契合,体现出地名应有的文化形象。而“中国”的国名约定俗成中亦有冥冥的内蕴。阳明宇先生依据儒家文化的内蕴,对曲阜地名和中国之国名作出了全新的释义,且自成一家之言···
明清时期,“稗官野史”(多指小说)空前繁荣,并自觉地承担起明道、教化的使命。一些小说家反复强调:“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隋炀帝艳史·凡例》);“必足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千古之龟鉴,方得行于世而垂之无穷”(管窥子《今古奇观序》)。
为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在华生活了近30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对中国的文化风俗有很多有趣的观察,例如,他发现中国的文人特别喜欢写信,即便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住处很近的朋友,也依赖书信交流,而不常见面谈话。300年后的晚清文人日记,也能印证利玛窦的观察。我们读晚清杨葆光和吴大澂等人的日记,可···
“河图洛书”传说在河洛地区流传久远,主要包括龙马负图、神龟献洛书等内容,描绘了河图与洛书的由来,但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一直难有定论,而最新的考古成果为揭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契机。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向世界阐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怀有高远的社会理想。
“正经正注”语出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为经部类目之名称,兼指列为科举程序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经、注文)和程朱系统新注“五经四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