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儒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小品文的名篇,历来被各种散文选本所看重,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此文不足120字,但在历代众多描绘莲的作品中,其内容别树一帜。
张载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对于宋明理学之理想追求精神的一种集中表达。
从战国至汉代,儒家经典在传抄过程中多有舛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藉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传自远古的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先秦经籍中没有明确的说法。到了西汉末,随着谶纬之术的兴起,出现了大量冠以“河图”“洛书”的图谶之作,也就是一些预言吉凶的神秘性作品。由于后世王朝禁绝图谶,这类著作在隋唐之时就渐渐散亡无传了。北宋以降,在易学领域出现了一种黑白数点图像样式的《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在中国历史上兼具多重意涵,既是《周易》《尚书》《论语》《礼记》等经典文本叙事中的重要文明意象,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天降预言与神话传说等神秘性质。
宋末元初之后,经由朱子改造后的黑白点《河图》《洛书》很快成为图书易学中的权威范式,其文化影响也逐渐拓展到了民间。
汉字“中”,是解读中华文明特质的一个重要符号。从早期文字的“旗帜”伊始,逐步演化出超越空间方位的深层含义。
君子言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比比皆是。践行君子文化,需要在日常着手。人生平凡的日常,的的确确平凡无奇,可是日久则从平凡趋向非凡的境界,孕育和体现了君子人格理想。
山东曲阜明故城内有一座颜庙,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回的庙宇。颜庙内有一座亭子,名曰“乐亭”,乐亭不远处立有“陋巷故址碑”,“陋巷”便是当年颜回居住的地方。这里的“乐亭”和“陋巷故址碑”都是为了纪念颜回而修建的。奇妙的是,“陋”与“乐”这两个反差极大的字,却都用在了颜回一人身上。
如果将先秦诸子的思想看作是指点未来的道路,荀子之道无疑是其中无法绕过的那条。若不经过它,中国思想史又怎么能从先秦走到秦汉呢?
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相遇不是新现象,但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构建则是新的时代性学术任务,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部分,更是中国心理学一百多年来的梦想。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无不源自文化和科学的巧妙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宝贵滋养,更蕴藏着调和矛盾对立的深刻智慧。
《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在孔子博物馆开展中,展览向观众们系统讲述儒家文化的形成历史脉络,阐述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礼记》一书中,除了《大学》《中庸》外,在宋明理学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乐记》篇。因为《礼记》的其他篇章多记述孔门的德行论和君子论,如《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而《乐记》重视人心和性情,与宋明理学重视心性论的需要正好相合,于是《乐记》的一些思想、观念便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基础。
王阳明的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朱熹相比较,王阳明的思想方法更多的是浑融的、综合的、不断有新的进境的。
宋明儒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高峰,由于要回应佛道的冲击,所以对于“性”与“天道”这些曾经“子不语”的议题,有十分“哲学化”的表述,因而成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最为受人重视的部分。
阅读黄庭坚的《山谷集》,我们会发现从元祐后期到南迁黔南、戎州期间,山谷诗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以经典为诗料进行说理的倾向。
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一文系统提出了关于诗歌的见解,历来学者多认为这是黄庭坚“温柔敦厚”诗学观的阐述,如章培恒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于内敛的心态”。
《论语》记载了一则趣事,孔门弟子言偃任武城宰,孔子携众弟子前去探望,刚入城便听到弦歌之声,孔子笑说:“杀鸡何必用牛刀。”言偃回答道:“我曾听老师您说过,‘君子学道则爱护百姓,百姓学道则易于管理。’”孔子马上正色说:“同学们,言偃说得对。我刚才是和他开玩笑。”
从国际宗教学界的学术演进来看,“宗教概念暨宗教观”实乃基础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与突破口,但凡有所创见,都深含宗教思想观念史的发展线索。一部宗教研究学术史就是一个不断更新与完善“宗教概念暨宗教观”的探索过程。中国宗教研究,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我国国情和宗教实际相结合。本文试从“宗教概念暨宗教观”发微,要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