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诗与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其背后都有一套入乐的系统,包括乐的表演形式、施用场合、道德赋义等。诗与乐的关系是开放且流动的。因而对诗与乐的理解,有不同的观察维度与分析面向。
西周孝亲尊老观的礼制化进程,将孝道从原始的祭祀先祖发展为涵盖家庭伦理、社会规范和政治伦理的综合性价值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结合,不仅塑造了“尊祖敬宗”的宗法秩序,更奠定了后世“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文化根基。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春日》是朱熹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之一。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自《诗经》雅颂、楚辞《九歌》到历朝历代的雅乐乐章,以及描绘郊天祭地、朝觐盟会、出征告捷、祈谷祷雨、敬老立学、婚冠喜庆、岁时赛社等仪式的诗歌,层出不穷。礼乐诗歌应用于典礼,摹写的核心内容是典礼仪式。具有“仪式”与“诗歌”的双重“情境”。
儒家在关于士大夫从政之道的讨论中,最为后世所熟知的就是《论语·泰伯》篇中“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之类的提法。
“四子侍坐”章是《论语·先进》中的经典篇章,其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句(以下简称“本句”)历来难解,纷纷不一。
王阳明心学又称王学,江右王门是王学的重要分支。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今人亦指出吉安乃至整个江右是王学传播发展的核心区域。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数千年来传颂不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日新又新,是人生的进德修业,是国家的革故鼎新,也包含着文化的返本开新,更升华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哲学境界。
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残断《诗》简(简称“海昏《诗》简”)1200余枚,其中相对完整的目录简部分最引人注目,它庶几为我们呈现出海昏《诗》本的整体性面貌。
海昏《诗》简对《诗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海昏简和其他版本的对比,不仅可以探究《诗经》文本的流变,也可考察汉代《诗经》传播和流派情况。
体用范畴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同格的对偶范畴还有道器、理气、本末、心物、知行等,集合为特定术语共同体,形成了中国哲学固有的范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句话道出了中华文明的最高秩序理想。天下不是一人、一家、一国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它指向的是一种既包含个人、民族、国家和文明,又超越它们的普遍秩序。天下是一种秩序理想,也是一种个体精神的情结,还是一种构建世界秩序的方案。
“阴阳”观念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诗经·大雅·公刘》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以“阴阳”象征地理方位;宋玉《九辩》有“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道出了四季更迭中阴阳的运行无法与人世悲欢同步的悲伤;杜甫《望岳》则有“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造化”指的就是大自然,杜甫将“造化”与“阴阳”相对,也就把自然现象与哲···
今天许多大学都有书院的设置,这是模仿古代书院,但并未得古代书院的遗意。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数千年来传颂不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日新又新,是人生的进德修业,是国家的革故鼎新,也包含着文化的返本开新,更升华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哲学境界。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事实上,中华文明从诞生之初就深切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形成了以此为核心的知识论与宇宙观。
中华文明可久、可大、可新,如同奔涌了五千多年的大河,虽然有时快,有时慢,甚至有时仿佛停滞,但总体上是不断吸纳百川,奔涌向前的。中华文明生命力源于固本开新的智慧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既坚守文化根基,又不断开拓创新;既坚守文化主体性,又在交流互鉴中汲取养分。
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主体性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自觉意识,以及对推动文明生命更新的主动精神。文化主体性是“实践的事情”,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中生成、建构、巩固。
清代弹词书籍业发达,文人、书坊主、艺人等普遍参与编创、刊刻,弹词深受儒家“四书五经”影响。清廷推崇的儒家理学与礼乐教化,促使弹词书籍业编刊转向“宣名教”与“尚儒雅”。陶贞怀云:“盖礼之不足防而感以乐,乐之不足感而演为院本,广院本所不及而弹词兴。
三不朽是先秦时期兴起的一种价值追求,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完整表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