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5篇《非相》篇。
王阳明是明代中期心学巨擘,罗钦顺则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容肇祖在《明代思想史》中称罗钦顺为“朱学后劲”,王、罗二人的学术及私交关系颇类似于南宋时期的陆象山与朱子。王阳明与罗钦顺曾围绕格物论、《大学》古本以及朱子晚年定论等问题,以书信形式展开辩论。他们的学术观点相差很大,是明代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一次重要学术交···
宋明以来,儒家学者对佛、道资源进行充分吸收,一方面尽可能将内心平静、“胸中无滞碍”的洒脱境界吸收进儒家的心性论和工夫论中,扩大以经世致用为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引进了具体的修养工夫,如静坐、调息等,结合个人的修养实践与反思,以求深化儒家心性论的理论内涵。
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学是为了成己,并非出于某种功利目的。心学就是一门为己之学,从确立为己之心,到克己修持,最终成己。成就自我的根据和动力是良知。良知自发地随物感应、无物不照,发用于生活事务。
《礼记·昏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冠礼(也就是古代的成人礼)者,成男女之礼也;昏礼者,成夫妇之礼也;丧、祭者,死者、鬼神之礼也。冠、婚、丧、祭之礼,是古人最为重要的人生礼仪,贯穿了人们的一生。“夫礼始于冠”,冠礼是人生礼仪的开始。
“志”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儒家传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既是成学之本,亦为成人之基,贯穿于知识追求、人格养成与公共实践的全过程。
中华文脉的赓续,离不开中华古籍的整理、研究、利用与活化。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需要我们充分聚焦价值更广泛、影响更深远的经典古籍,深入挖掘其价值和理念,重点分析经典在不同时空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此而言,十三经的传承与传播不失为一个生动的文化个案。
昆仑文化是中华先民共同创造、当代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相,具有天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特性。
讨论“昆仑石刻”真伪或相关问题,离不开对秦人、秦文化、秦国与“天汉”观念在西汉水上游的形成与传播的探讨。“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鲜明特征。笔者试从这一角度探析“昆仑石刻”的真实性。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转折时期,其文化、制度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严复曾言:“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什九为宋人所造就。”
“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词语或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当中。
中华诗教已有三千多年传统,一直注重以诗育人,其基本目标是培育诗心、诗性、诗趣,在此基础上培育诗才。受教育者都要读诗,通过读诗、诵诗、唱诗,尽可能精准深切地理解经典诗歌中蕴含的情怀、智慧、思想、意趣。受教育者涵泳之、直觉之、体悟之,从而养成诗意的审美思维和气质,进而形成有诗性的情怀和品格,提高自身的生命境界。
诗教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源远流长。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云:“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五帝时期,诗是配合乐、舞的歌谣,且与乐、舞统称为“乐”,故而当时的诗教被包含在“乐”教之中。
殷墟甲骨文是研究殷商文明的第一手史料,其中有大量商王朝高祖、先王先妣的记载,因此甲骨文刚一发现,王国维就将其与《史记·殷本纪》等古书对比,考察商王世系,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经典文章。
钱穆曾言,“游中国山水,即如读中国历史,全国历史尽融入山水中”。
殷墟甲骨文是研究殷商文明的第一手史料,其中有大量商王朝高祖、先王先妣的记载,因此甲骨文刚一发现,王国维就将其与《史记·殷本纪》等古书对比,考察商王世系,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经典文章。
上古被赋予了瑰丽的想象,后人著书造论皆以三代之治为圭臬,旌表品评都以三圣为标杆,尧舜禹最终成了“治国平天下”这一最高理想的化身。
均平是儒家思想中十分关键的伦理范畴,均平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均平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可和追求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体现出中国文化追求正义和谐的重要特征。
《周易·系辞》讲:“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哲学更多强调“生”的本源价值。《说文》云:“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
眉县横渠书院正蒙读书会第50期——“让张载关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活动成功举办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本次活动得到了全国张载后裔关学思想文化学会及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