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地方。“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是徽州的优良传统,读书科举是当时不少人的梦想。通过安徽省档案馆“千年‘徽’煌——徽州历史档案联展”上的一份份珍贵档案文书,揭开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科举兴盛之地”的奥秘。
春秋卫国大臣石碏的儿子石厚附从州吁,密谋发动政变,刺杀桓公自立。石碏忍无可忍,联合陈国,抓住了州吁和石厚。州吁最危险,立马就被杀掉了;石厚是石碏的儿子,大家都下不去手,还劝石碏念在父子之情,放过儿子。
清华简第十四辑所收的《成后》篇共由9支简组成,是一篇已经佚失两千多年的珍贵典籍,与西周前期的历史密切相关。整篇简文内容典雅古奥,语言风格与史墙盘有些近似,不易索解,加上多支简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更增加了释读的难度。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方苞“义法”说是桐城派的代表理论之一。然而,今人或执其一端,或望文生义,“义法”的全貌则未能通观。
周公是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不仅平三监之乱、稳定了周初的政治局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宋代“理学开山”周敦颐(号濂溪先生,世称周子)的文集独具特色,包含了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是我国传统文献宝库中的珍贵个案,承载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周子文集编纂始于南宋,迭经元明清,并延至近现代,总计40多种。这一连绵不断、宛如奔流的编纂史,是一部接力守护和弘扬理学···
语言研究需要建立在可靠的语料基础上。春秋时期是上古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选择何种语料来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特征,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对此,在选择春秋语料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我国大陆的学术界一般把《易经》《易传》统称为《周易》,而我国港台地区以及国外学术界则通常把《易经》《易传》都称为《易经》。《周易》是重要的儒家经典,是“五经”之首,也是“六经”“十三经”之首,其思想博大精深为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所重视,不仅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几千年,而且对亚洲及世界文化产生也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
孔府旧藏的砚台年代以清代为主,该时期是中国文房用具发展的兴盛时期之一,出现大量的文人用砚和自制砚品。孔府旧藏砚台更精益求精,不仅选材名贵,而且注重装潢,制作考究,造型多样,其中不乏名家题句篆刻。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因张英这首诗生成的六尺巷故事广为流传。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是儒学,儒学的根基是经学。
当全球科技界还在争论AGI(人工通用智能)的伦理边界时,DeepSeek以“数字龙”之姿,已将《周易》“保合太和”的古老智慧注入算法内核。这款根植东方哲学的大模型,通过三个维度重构了数字化生存的人机关系:技术整合的和合性、系统交互的共生性、知识传播的共享性。
无论是推崇“实录”的中国古代史家,还是追求“据事直书”的西方“兰克学派”及其后世学者,都将“真实地记录”视作历史著作的最高标准。然而,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著作中“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并不存在。
中国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美学精神。农耕文明以土地为命脉,土地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国农耕文明和中华美学精神都可以从汉字“土”开始说起。
古典学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也有自己的古典学。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登上时代发展的国际性舞台。准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生成语境、学科边界及价值意蕴,对于会通中西学术空间、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意义。
作为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历史上多以制礼作乐概括之,当代学者亦沿用此说。
现代汉语中,“渐”为副词,无独立义,似毋须探讨。然,古汉语中,“渐”义颇丰。拙文谈“渐”,取其哲学之丰厚意蕴。
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之规律的普遍真理,得到了越来越多先进中国人的认同和接受,并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最终成为他们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