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祭祀”成为社会治理：评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增订版）

作者：龙俊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

来源：“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廿四日丙戌

          耶稣2025年11月13日

本文作者简介

龙俊希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宋代礼制史、地方史与唐宋宗教史。

书籍作者简介

雷闻

1972年生，陕西旬阳人。2002年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2003—2021年，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为2007—2008年度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中古宗教史、敦煌吐鲁番学。著有《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官文书与唐代政务运行研究》《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增订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

当“国家祭祀”成为社会治理

评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增订版）

*本书评英文原版载于Cahiers d’Extrême-Asie, no.34, 2025, p.240-246.标题为编者所拟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源于雷闻在北京大学吴宗国教授（1934-2022）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该书于2009年首次出版，并于2024年推出增订版。作者雷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中古宗教史和敦煌吐鲁番学。

2002年雷闻博士论文答辩后合影

雷闻在书中介绍了理解中国古代国家祭祀框架的几个核心概念。国家祭祀（state sacrifices）指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所有国家认可的祭祀仪式，既包括皇帝在京城举行的国家仪式，也涵盖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皇帝祭祀（emperor’s sacrifices）指的是专门由皇帝在都城主持的正式国家祭祀仪式。

本书的标题“郊庙之外”，展现出作者试图挑战传统学界将皇帝祭祀作为隋唐礼仪研究核心的观点。副标题“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提出将国家祭祀定义为各级政府举行的所有祭祀活动。[1]这些祭祀活动是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的一种手段，因为其本身即具有的“公”的性质。这和中古中国的“国家”（state）概念密切相关。而将“宗教”与之并列更加清晰地表明了这个时期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性。

龙门石窟皇帝礼佛图线描图

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の研究》

该专著勾连了中国两个传统史学研究的典范：国家礼制的研究以及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数的礼制研究关注的是制度本身，以及它们与皇权意识形态、治国方略以及国家政治运作（特别是与中央政治）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对于祭祀与宗教信仰之间关系显然重视不够，同时又可能过于强调国家祭祀的政治功能，忽视了其中的宗教性内涵，以及佛道二教在当中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宗教介入国家祭祀才是隋唐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雷闻不满足于民间信仰研究中那种单纯追根溯源式的文献学路径，并设想是否可以尝试从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动态互动入手，从而探索出一条礼制史与宗教史的研究路线 。这个“动态互动”的概念强调国家权力与地方信仰体系之间相互作用、不断演变的关系——这种关系既非单向，也非静止。这样的理论框架揭示了以往研究的两个主要局限：其一，过分聚焦于礼仪制度的研究往往夸大了其在塑造宗教实践中的决定性权力；其二，仅限于地方信仰的研究则往往忽视了这些信仰对中央礼制政策制定的反向影响。通过综合这两种研究范式，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路径，用以分析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宗教—政治动态关系。

作者试图弥补上述礼制和民间信仰研究的不足，将二者加以融合，并提出新的观点作为本书的核心：在隋唐时期，国家祭祀不等于皇帝祭祀，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也不仅仅是与民众信仰无关的官方仪式。

增订版前言
序 一  吴宗国
序 二  荣新江
 
导 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第二节 隋唐国家祭祀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 研究史回顾
第四节 本书的总体构想
第五节 材料与方法
 
第一章 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
第一节 自然神的人格化
第二节 释奠礼制与孔庙祭祀
第三节 对于先代帝王的祭祀
第四节 散布长安坊里的皇家祠庙
小 结
 
第二章 道教、佛教与国家祭祀
第一节 皇帝图像与宗教祭祀
第二节 唐代前期的岳渎祭祀与道教
第三节 五岳真君祠与盛唐国家祭祀
第四节 国家祭祀、道教信仰与民间崇拜
小 结
 
第三章 “祀典”与“淫祠”之间
第一节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
第二节 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
第三节 中晚唐佛道教与地方祠祀的合流
小 结
 
第四章 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
第一节 礼法制度下的中央祈雨活动
第二节 州县祈雨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 祈雨反映的祭祀原则及其社会功能
小 结
 
结 论
 
附录一 《唐华岳真君碑》考释
附录二 唐代潜山的信仰世界
附录三 两《唐书》本纪所见之大旱与祈雨编年表
 
参考文献
索 引
初版后记
出版后记

《郊庙之外》增订版目录

除导言与结论部分外，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并依次在前三章中予以解答，然后于第四章通过实例阐释前三个问题是如何在国家祭祀的实际运作中得以体现的。

第一章回答的问题是：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祭祀，具有何种宗教性内涵？作者考察了被纳入隋唐国家祭祀的若干民间信仰特征，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是自然神的开始有了人格化特征。以山川神、风师雨师和后土为例，这类儒教神祇原本并不具有人的形象，而后逐渐开始具有历史和神话的对应人物身份，并被赐予了官方的封号。自然神的人格化在隋唐时期成为国家信仰的一个重要特色，而且这种特点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和宣扬。其二是向儒家先师供奉酒食的释奠礼制，以及孔庙当中相关的祭祀仪式，在实践中体现出了很强的民间信仰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偶像崇拜与向全国推广的定期祭祀的形式。另外，在釋奠礼之外的孔庙一般由巫觋住持礼仪，通过血祭的方式，在民间具有求子、求雨的功能。其三，随着帝国祭祀体系的儒家化——即通过礼制来表达皇权象征——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也以儒家经典的抽象原则为依据，逐渐被系统记录、规范于国家的礼典与法典之中。例如，《礼记》为国家对传说人物的祭祀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随着儒家正统的确立而被制度化，将其纳入法典与礼典之中。天宝年间（742-756）发生了两个关键的改革：（1）为某些神话历史中的形象置庙；（2）为历代开国之君在其肇基之处置庙。国家强调的是其代表的政权合法化问题，而百姓则将其视作地域社会中的灵祠，寄托着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其四，散布长安坊里的皇家祠庙，如皇后别庙、诸太子庙、公主祠堂等，它们本身与普通百姓无太多的直接联系，但这种立庙祭祀的方式被纳入国家礼典，体现了唐代礼制对于民间祭祀形式的吸纳。

在第二章里，作者引出的问题是：魏晋以后，佛道二教盛行，这种有组织的宗教对于国家祭祀产生了何种影响，隋唐国家祭祀体系又是如何回应它们的？本章主要讨论了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皇帝图像与宗教祭祀。在隋唐时期的宗庙祭祀实践中，偶像崇拜的色彩非常浓厚，各种图像的供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到宋代更为普遍。它为佛、道二教与国家祭祀的结合提供了契机，通过皇帝图像在各地寺观中的供奉，以及国忌日寺观行香制度的推行，皇家宗庙祭祀大大贴近民间，于是皇家祭祀又通过宗教的形式而被赋予“公”的性质。第二个话题涉及到的是唐代的山川祭祀与道教之间的关系。[2]作者以唐高宗、武则天在泰山举行封禅时道士的参与、以及山川祭祀中所体现的道教元素为例，分析了五岳真君祠建立过程背后的道教来源。此外，一些道教原则也逐渐被纳入国家祭祀当中，例如废除血食祭。分析认为，隋唐时期的山川祭祀与道教结合紧密，这种结合在沟通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岳镇海渎分布图

在第三章，作者回答了如下的问题：国家祭祀体系与为数众多、来源复杂的地方祠祀有何关系？我们又当如何认识这种关系背后所蕴含的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动态互动过程？作者在本章意在反对两种传统观点：第一种观点严格区分了民间信仰与国家祭祀，另一种观点则是将民间信仰完全等同淫祀（unauthorized cults），把一切不属于国家祭祀体系的地方崇拜都视为非法，从而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中间形态。雷闻提出，在唐代，国家祭祀和淫祀之间存在中间层面，具体来说，即由地方政府所承认的大量祠祀，而不是一种僵化的二元划分。作者首先介绍了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提供了地方祠祀的概况，以具体的生祠、城隍为例讨论其建立、运作管理的方式。作者同时又讨论了官员到任谒庙惯例。接下来作者介绍了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他总述了唐代以前国家对淫祀的认定办法、唐宋时期控制地方祠祀的方式和变化，以及随着北宋赐额、赐号制度的完善和所谓“祀典”的开放，建立起的一个由皇权支配的新的神明体系，并且随着这个北宋新神明体系的建立，“祀典”、“淫祠”概念也逐步落实。除此以外，作者还详细讨论了中晚唐佛道教与地方祠祀的合流。这种合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在国家祭祀体系当中，地方祠祀的地位逐步与寺观等同，这种变化从唐代开始，到北宋时期初步完成。其次，一些佛、道教神灵开始有自己独立的祠庙；再次，佛寺、道观的功能渐与民间神祠混同，成为祈祷祭祀之所，人们在与佛教神灵打交道时，使用的仍是中国传统的“报”的原则，即人神互惠的原则。

在第四章，作者以祈雨为实践案例来进行分析，把上述三个问题整合起来，通过国家祭祀、宗教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反映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面貌。祈雨是一种政府行为，有严格的礼法规定。虽然儒家传统中的“大雩之礼”依然是国家祈雨祭祀的中心，但在实际操作中，更经常的情形则是向地方神祇祈祷，如山川神、宗庙、社稷等。同时，佛、道等宗教仪式也逐步进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祈雨活动中。在地方政府的祈雨活动中，各种具有地域信仰传统的祠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现象既反映了部分地方祭祀被纳入国家礼制体系之中，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在天灾时期出于凝聚民心的现实需要。归根而言，对祠庙神祇性质的界定，构成了地方政府行使的一种灵活权力形式。

武则天投龙简，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郊庙之外》一书融合了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其材料丰富详实，对史料的考据和统计也很周密。作者在对学术史动态把握非常明晰的情况下，跨领域提出新的视角，新的概念，新的诠释，具有非凡的学术史意义。该书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与西方及日本学界的主流研究展开了对话。此外，作者还运用了多样化的资料，尤其是碑铭文献，并辅以大量图表以强化论证，出版之后便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好评和讨论。 妹尾达彦称赞本书为 “唐朝王权礼仪史上的划时代性成果” 。[3]

不过本书依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部分，在第一版本出来之后已经先后有七篇书评对本书进行了恰当且中肯的评价，[4]以下几点建议既综合了这些书评中的意见，也体现了与本书评分析相契合的思考方向。首先，文章结构设计上有一些不均衡，一方面是在讨论佛教与国家祭祀、民间信仰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比较薄弱，对佛教材料使用不充分。其次，一些表格内容的考据不够精细。如吴丽娱提到书中《宋会要》所记载的祭祀时间表，建议参考《大唐郊祀录》进行对比考证。[5]其三是一些概念的厘清尚待进一步加强：比如对“国家祭祀”（state sacrifices）的性质的解释不充分。书中未对以往学界关于“国家祭祀”概念的讨论作出回顾，本书正文中使用的是中文术语“国家祭祀”，其英文书名与目录采用的译语为“state sacrifices”。然而，朱溢在其书评中举出了部分学者使用“state ritual”（国家礼仪）的例子来翻译这个概念；[6]而林佩莹在其评论文章中则交替使用了“state sacrifices”（国家祭祀）、“state ritual(s)”（国家礼仪）与“state sacrificial ceremonies”（国家祭祀仪式）等术语指代同一概念。[7]然而后两者在意义上与“state sacrifices”其实略有差别。这表明雷闻及其编者在选择书名译语时，并未对“国家祭祀”的概念范围作出严格界定，也未充分考虑其英文对应词与中文原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由此，从英文读者的角度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作者为何在书名中区分“国家祭祀”（state sacrifices）与“宗教”（religions），以及“礼仪”（rituals）、“祭祀”（sacrifices）与“宗教” （religions）之间的关系？难道祭祀就不是“宗教性”的行为吗？从词源上看，英语“religion”一词源自拉丁语 “religio”，其本义为“对崇拜规则的遵从”（respect for the rules of worship）。因此，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人而言，宗教主要体现为仪式与崇拜的实践——这与中国的情况或许有相似之处。由此，有必要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重新审视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与差异。另外，吴丽娱提出本书中对“后土”的意义说明不足。[8]孙英刚也提到一个类似的翻译问题，他认为书中部分外国汉学家的名字翻译不准确。[9]

唐玄宗泰山封禅图，出自高平仙翁庙壁画

而在增订版中，作者对原来的文本进行了大量的修订与增补。首先是作者对书稿的结构进行了调整，他将第二章原本的两节拆成了四节，重新编排了图片和表格顺序，并且在每章开头加入了清晰的导言，节标题之前也都插入简短的说明文字，使得内容更清晰、结构更明了。其次是作者进一步完善了对山川祭祀的研究内容，作者在两个章节中都提到了山川祭祀，占全文的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可见这个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作者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又在附录中增加了《唐代潜山的信仰世界》一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内容。其三，作者对表格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比如在《唐代岳渎投龙表》中，对老版表格内容中的名称、时间及其他细节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全书还新增了大量图片，尤其是碑文照片。最后，作者在新版中同步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弥补了第一版中欠缺的内容。比如在第二章中，作者新增了周郢关于泰山无字碑新见题刻的研究分析；[10]又如在第一版中尚未找到任何与中岳真君祠相关之石刻的线索，而在新版中补充了《田僓墓志》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田僓墓志

此外，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它启发了后来学者进一步探讨国家祭祀的性质及其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相当大的一部分篇幅专注于山川祭祀这一主题，该议题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持续受到多个研究团队与学者的深入探讨。例如，在贾晋华的主持下，FROGBEAR 项目通过实地考察与综合研讨，对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山川祭祀传统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最终结集为一期专题刊物，[11]其中亦收录了雷闻本书第二章的英文译文。[12]另外，2024 年12月在浙江杭州举办的 《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及其相关研讨会也将作为国家祭祀的山川祭祀与道教洞天福地传统放在一起加以阐释，[13]当中不乏有对雷闻研究的回响与反应，雷闻本人也担任了这次展览和研讨会的顾问之一，这进一步体现了国家祭祀、山川祭祀、宗教仪式对国家礼仪的影响这三者是近年来中国中古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和研究新趋势，而雷闻的这本著作无疑是这个研究方向里的一座里程碑。

本书评英文原版载于Cahiers d’Extrême-Asie, no.34, 2025, p.240-246.

【注释】
 
[1] 根据雷闻的表述，国家祭祀在空间层面上可分为三类：其一是由皇帝或者有司在京城主要国家坛庙举行的京城祭祀；其二是由中央政府下令、地方长官主持，为五岳、历代先王等重要神祇所举行的诸州祭祀；其三是包含季节性农业祭祀仪式与地方神祇崇拜的在内的，通常以与地方宗教传统相关的祠庙为中心的地方祭祀（第18页）。
[2] 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起源于自然崇拜，后被制度化纳入国家礼制体系并成为中国治国方略中重要组成部分。其崇拜对象包括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以及由国家指定的山川神祇和具有地域重要性的名山大川。
[3] 妹尾达彦《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1-392页。
[4] 该书的第一版出版后，共有七篇书评对其进行了评述，其中包括：
(1)  吴丽娱书评，台北《汉学研究》第28卷第1期，2010年，第397-404页；
(2)  孙英刚书评，《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373-382页；
(3)  林佩莹（Lin Pei-Ying）书评，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6, no.3, 2011, p.466-468;
(4)  许凯翔书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9月，第204-307页；
(5)  朱溢书评，《中国学术》第9卷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460-467页 ；
(6)  游自勇、邓庆平书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6-205页；
(7)  王志跃书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5期，第87-89页。
[5] 吴丽娱书评，第403页。
[6] 朱溢书评，第464-465页。
[7] 林佩莹书评。
[8] 吴丽娱书评，第403页。
[9] 孙英刚书评，第381页。
[10] 周郢《泰山无字碑新见题刻考：兼述其与敦煌遗书<大云经疏>之联系》，《世界宗教史研究》2023年第12期，第65-70页。
[11] 该专题源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FROGBEAR（From the Ground Up: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Religions）项目下的“东亚宗教遗址数据库”（Database of Religious Sites in East Asia）子项目的研究成果： Jia Jinhua 贾晋华, ed.,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Ritual System of Sacrifice to Mountain and Water Spirits”, special issue, Religions,2022,https://www.mdpi.com/journal/religions/special_issues/Sacri_MW.
[12] Lei Wen and Zhao Luying 赵鹿影, “ Daoism and Sacrifices to the Five Sacred Peaks in Tang China (618-907) ”, Religions 13, no.5, 2022, p.398, https://doi.org/10.3390/rel13050398.
[13] https://www.caa.edu.cn/gmrx/2024/12y/202412/82790.html.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