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典学研究前沿”系列学术讲座：人伦与政治——王夫之的观点

来源：“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八月十八日辛亥

          耶稣2025年10月9日

2025年9月23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古典学研究前沿”系列讲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133会议室成功举办。本场讲座以“人伦与政治：王夫之的观点”为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鹄老师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潇老师主持。本次讲座吸引了不少师生前来参与，气氛踊跃。

林鹄老师首先从东西方思想传统的对比讲起。他以柏拉图的灵魂三分学说为例，阐述了西方哲学对灵魂和伦理关系的理解。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欲望和激情。这种三分可以进一步简化为欲望和理性的关系。在理想的灵魂中，理性能够节制欲望。这与儒家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孟子为例，如在孟子看来，人伦植根于人的自然情感。人的自然情感是天理的呈现，由性而发之情必定是中节的。但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情会过或不及，变得不自然。因此就需要礼来规范不自然的情感，使之恢复到自然状态。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柏拉图的欲望对应了儒家的自然情感，那么理性则与礼的角色相似。但是柏拉图认为欲望本身是无度的，需要理性来节制欲望，才能建立理想的人伦和政治秩序；而儒家则认为，礼顺应了人的自然情感，理想的人伦和政治秩序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之上。

▲主讲人林鹄老师

林鹄老师进而以王夫之为切入口梳理儒家对人伦与政治的理解。他首先解释了儒家对礼的基本理解。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对《论语·阳货》“君子之居丧”的解释是，礼的目的在于“协乎人心之所安”，因此不能悖逆人情，强不甘、不乐、不安而为之。相反，礼本于人性，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只不过人的复杂性往往使之不能保持在自然状态之中，需要礼来拉动人回到这一自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王夫之诠释了《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章。他表明，“人心固有之节文，必待礼而定”。林老师指出，王夫之这里的“人心”不是指个体的独特感受，而是指人性充分发育的状态。因此，所有人心都是一样的，有着客观的标准。比如孝顺父母，就是人心最根本的需求。于是，在王夫之看来，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是指礼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自然本真。故此，“礼”之“和意味着求内心的安定。然而，如果不以礼节情，听凭情感恣意，则会扼杀情感和人伦。林鹄老师进而分析了这一模式和柏拉图的理智节制欲望的理论的差别。儒家之礼，其节制的尺度是人性内在本然就具有的，因此礼法即自然。如果对应到古希腊思想的语言，就是认为城邦政治的根基是人的自然情感，这与柏拉图视理性为城邦秩序的真正基础有着根本的不同。

▲讲座现场

在此基础上，林鹄老师进一步通过分析王夫之对孟子的解读，来讨论儒家理解的人的自然情感。他指出，儒家认为在人的自然情感中最重要、根本的，不是西方传统中的爱智慧、爱上帝或自我保存，而是爱父母。林老师以《孟子·万章》中“舜号泣于旻天”为例，分析爱父母作为儒家视角中人性中最为根本的情感。舜竭力孝顺父母，仍不得父母之爱，在田地中号泣于旻天，舜的“怨”与其孝是否冲突？孟子认为，对舜来说，好色富贵，都不足以解忧，唯有顺父母，才可以解忧。王夫之的解释是，舜求父母之爱而不得，子女就算尽了赡养父母的责任，也不可能把父母的不爱置之度外。因为子女尽孝不是责任感的问题，而是出于对父母的天然的爱，包含了对父母爱自己的强烈渴求，希望父母能够爱自己。林老师据此指出，在儒家看来，孝背后是对父母巨大的情感需求。父母若是不爱自己，孝子便不能独善其身，仿佛是自己身体的分裂。因此，人对父母的情感，是最根本的、自然的，其他的好色富贵都是外在的。正如《孟子·尽心》所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王夫之在《训义》中对此解释，孩童什么都不懂，就缠着父母，说明这种亲爱是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在万念未发之先。王夫之进而解释了这种情感的哲学性根源。林鹄老师指出，王夫之认为从最根本的自然来说，人对于给与自己生命的东西有爱，即“本”，其他一切情感价值都是从这而来。因此，王夫之说“孝者，天地生生之理”。由此，他在解释《论语·阳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时说，“人无不自爱其生”。进而人也都爱生自己的人，所以爱父母。这种情感自然根本，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这种情感构成了儒家对待超越性尺度和构筑政治秩序的基础。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天地之化，天地之德，本无垠鄂，唯人显之。……人贵生，乃以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人对父母之爱，一直拓展到对天地的崇敬情感。人和天的关系，是人和祖宗关系的延伸，而人和祖宗的关系，又基于人对父母之爱。王夫之对于人天关系的理解，从他对墨家的批评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孟子批判墨家“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王夫之指出，墨家把人的生命都追到天，只是托父母以成形，故此主张兼爱、薄葬。这一学说“近乎理”，因而可以惑天下。相反，王夫之强调理生于人心，人不可能对天有对父母一样的情感。林鹄老师指出，王夫之注重的是人的道德直觉而不是理性思考，道德直觉才是判断终极真理的保障。而真正的终极真理，一定会和人的内心根本的情感、体验相契合。

王夫之认为，对子女而言，父母即代表了天。天是生命最终的源头，自义率祖，推到极致就是天。通过子对父的爱和敬的自然情感，最终会延伸为对天所创造的秩序的敬。因此，父子关系是一切秩序的出发点。王夫之就按照父子关系理解周天子和齐桓公的君臣关系，只不过君臣关系是后天的，而父子关系是无法解除的。因此，在儒家看来，爱父母，能够推到爱兄弟姐妹、夫妻相爱，进而扩展到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爱。这种爱和政治秩序必然是有差等的。对最亲的人的爱没有界限，但对他人则不是。墨家的博爱，表面上对谁都爱，实际上实则是把父母兄弟姐妹都看成一般人。因此，讲天下人博爱，必不出于心之诚然。

林鹄老师就此回到了中西思想传统对比的宏大视野中。他指出，康德认为，自然情感都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从而只有从抽象理性出发，才能构筑真正的道德。儒家反对这种观点，而是认为只有从人出发才能构筑其人伦和政治秩序。在儒家设想的政治秩序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脱离具体关系的是非对错，必须基于具体的亲情和人伦关系而定。最终，林鹄老师在对比儒家和古希腊悲剧关于“弑父母”的讨论中结束了精彩的演讲。

▲主持人郭潇老师

在问答交流环节，在场的听众与林鹄老师就讲座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万海松研究员提问，中国自古便有“博爱”的观点，“博爱”也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观念，那么博爱和王夫之的爱，哪个更适合现代社会？对此，林鹄老师回应，王夫之认为不是要调和不同的爱，而一定基于某一种道德，否则会是虚无主义的。因为人作为有限的个体，判断终极真理的标准，除了理性之外，只能诉诸自身的感受，博爱可能缺乏这种情感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贺方婴研究员指出，中国的人伦制度，奠基在孝的基础上，而柏拉图等古希腊哲人则希望城邦建立在友爱之上，友爱剥离了血缘关系。她提问，面对现代商业社会，孝和友爱哪个才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林鹄老师回答，在儒家看来，君臣和父子关系很相似。君的任务不是统治，而是教化，是让人尽可能地变成理想的人。此外，林鹄老师还和现场听众延伸探讨了儒家的“性”的概念与古希腊的灵魂观念的异同。

在热烈的氛围中，本场讲座圆满落幕。

▲林鹄老师与古典学研究室同仁合影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