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诫子书》的智慧

作者：任俊华 罗舒瀚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十月十九日辛亥

          耶稣2025年12月8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蜀汉丞相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幼子诸葛瞻的《诫子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把名利看得轻淡，就无法明确真正的志向，不使身心宁静，就无法达到远大的目标。公元234年，诸葛亮于五丈原军中病重，在生命尾声写下此训。此时蜀汉对外北伐未竟，曹魏势大;对内后主暗弱，国势渐衰。《诫子书》正是诸葛亮在“时穷”之际留下的千古名训。全文仅八十六字，却将修身、治学、立志、惜时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价值体系。文章开篇明义：“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将“静”“俭”视为人生修养的起点。而“静”“俭”的终极指向，就在于这句脍炙人口的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个体修养与志向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不仅是父对子的殷切嘱托，更是一位智者对人生本质的洞见。

乱世中的修身箴言

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军第五次北伐，于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此时的他，“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以至于司马懿问道：“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可见此时，诸葛亮的健康受到了极大损耗，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蜀汉政权也面临空前危机：对外，数次北伐致使“民穷兵疲”，而强大的曹魏仍占据绝对优势，北伐大业前景暗淡;对内，后主刘禅暗弱，朝中亦有如黄皓等伺机而动的佞臣，国势呈现出衰微迹象。正是在这种“志决身歼”的悲壮时刻，诸葛亮提笔为子，将内心的坚守，化为对后代的殷切告诫。

从个人经历来看，诸葛亮早年“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其“淡泊”“宁静”心境的真实写照，使他得以远离纷扰，静观时变，涵养出高远的志趣与洞察时局的能力。出仕之后，虽位极人臣，但他恪守“俭以养德”的原则，志向始终在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三国志》记载，他临终前自表后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其家产之清寒，与他的权位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其“淡泊”与“宁静”并非空言，而是融入日常的严格自律。这种始终如一的实践，使得《诫子书》充满了由生命厚度所支撑的感人力量。

可见，诸葛亮将“静”“俭”置于人生修养的起点，绝非偶然。他生逢乱世，一生于政治、军事的风口浪尖上斡旋，深知外部世界的纷扰与不确定性是常态。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首先要做的，便是向内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的内心世界，从而具备高度的精神自律和情绪掌控能力，能够在面对诱惑时保持淡泊，遭遇危机时保持沉着，身处繁杂中保持专注。

“淡泊”“宁静”的哲学阐释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构建的修养路径，以“淡泊”与“宁静”，即“俭”与“静”为核心范畴。其中，“静”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其一，为“心性之静”，即主体情绪与思虑的调控能力，正如《中庸》所描述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平衡状态，旨在纷繁外部环境中维持内在的稳定与清明，此为修养之基础。其二，为“志向之静”，此即“非淡泊无以明志”所揭示的层面，意指通过超越物质欲望与世俗纷华，使主体的终极关怀与人生方向得以澄明和坚定，避免为外物所迁。其三，为“实践之静”，具体体现于“学须静也”的要求中，强调将内在的心性宁静转化为从事学习、思考与实践等外在活动时所需的专注力与持久力。这三个层次由内而外，从心境涵养延展至社会实践，形成了完整的“静”的功夫论。

与“宁静”相辅相成的“淡泊”，其哲学意涵远超出对物质的节制，是一种指向主体全部存在方式的节制原则。在时间维度上，“淡泊”体现为对生命能量的珍视与高效运用，即警惕“淫慢则不能励精”，反对因放纵懈怠而造成的时光虚耗。在心理维度上，“淡泊”表现为对意念活动的管理与净化，即克制“险躁则不能治性”，旨在减少无谓的心念波动与情绪消耗，使精神资源免于内耗，从而能够集中于具有根本意义的目标。因此，“俭”实质上要求主体在时间、心力等一切生命资源上施行“节流”，以达到“养德”的终极目的。

《诫子书》中的“淡泊”与“宁静”并非彼此孤立的美德，二者在修养实践中构成了深刻的辩证统一。“静”是“俭”得以实现的内在条件，心若不能宁静，则意念纷飞、情绪险躁，时间的有效利用与心念的节制便无从谈起。反之，“俭”亦是成就和巩固“静”的外在保障，通过对时间、物欲与心念的有效节制，减少了外部刺激对内心的干扰，从而为持守内心的宁静创造了外部环境。这种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的双向互动，共同为个体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锻造出不为外物所动的内在定力，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持。

“淡泊”“宁静”的思想渊源

诸葛亮关于“淡泊”与“宁静”的思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在道家思想中，“静”被视为宇宙本体“道”的根本属性和个体体认“道”的必然途径。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倡导“心斋”“坐忘”，皆旨在通过涤除玄览、消解物我对待的“静功”，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实现与“道”合一的超越境界。儒家一脉，虽更为强调积极入世，但同样重视“静”作为道德涵养的根基。《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是达成“内圣”修养的关键环节。又将此澄明之心导向儒家“修齐治平”的“致远”抱负，实现境界修养与经世志向的统一。

“节俭”之德，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具有基础地位的德目。在个体层面，“俭”直接关联“欲”的合理管控。孔子虽不绝欲，但主张“节用而爱人”，并赞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安贫乐道，其内核正是对欲望的超越与对精神的持守。《左传》更将“俭”视为一切德行的基础，提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著名论断，意指节俭是善德的共性，而奢侈是罪恶的渊薮。诸葛亮“俭以养德”的训示，正是对此传统的直接继承。此外，这一观念亦与墨家“节用”思想的实用理性及道家“少私寡欲”的生命智慧相通。

这种“静俭互济”模式，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所强调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敬”的功夫，以及“内外交相养”的修养逻辑。其终极指向，正是《周易》所倡导的“贞固足以干事”的君子人格，即通过内在的贞定与行为的坚固来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境界。因此，诸葛亮的《诫子书》虽为家训，实则精辟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智慧中，通过内在心性修炼与外在行为约束的统一，最终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完整人格养成路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