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网按：有“文化保守主义之旗”之称的《原道》辑刊，由陈明先生创办于西元1994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个亮出鲜明儒家立场的民间思想文化刊物。2024年7月14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道》集刊编委会、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后以《〈原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实录》为题，刊载于《原道》第49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现将发言内容陆续摘发，以飨读者。

一、座谈会基本信息

主题：《原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致辞：肖永明（《原道》主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
李文邦（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社长）

主题发言：
陈明（《原道》创刊主编、编委会主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
朱汉民（《原道》原主编、编委会主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干春松（《原道》编委会委员，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曾亦（《原道》编委会委员、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院长）
唐文明（《原道》编委会委员、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陈壁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韩星（《原道》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章敏（《船山学刊》主编、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
柳理（政邦智库副理事长、凤凰网国学频道创始主编）
王桂贞（《原道》责任编辑）

主持：陈仁仁（《原道》主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教授）
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道》集刊编委会、湖南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4年7月14日
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二、主要议程

1.主持人开场发言

陈仁仁：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纪念《原道》创刊三十周年。三十是一个特殊的数字，三十而立，三生万物。下面我们将回顾《原道》三十年的历程，看看它“原”了些什么，“立”了些什么；还要展望《原道》的未来，看看我们希望它如何继续生发。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有：《原道》创刊主编、现编委会主任陈明老师，《原道》原主编、现编委会主任朱汉民老师，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李文邦社长，《原道》责任编辑王桂贞老师，岳麓书社总编辑、总经理马美著老师，政邦智库副理事长、凤凰网国学频道创始主编柳理老师，《船山学刊》主编、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章敏老师，《原道》编委会委员邓洪波老师、干春松老师、韩星老师、唐文明老师、曾亦老师、郭晓东老师。此外，当然还有《原道》现任主编肖永明老师和我，编委会副主任李清良老师、殷慧老师，编辑部主任陈力祥老师、陈岘老师，编辑部孙思旺老师，编务罗娟老师，以及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主题发言之前，首先有请《原道》主编、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致欢迎辞。

2.肖永明院长致欢迎辞

尊敬的朱老师、陈明教授、李文邦社长，各位嘉宾、学者：

下午好！

欢迎大家莅临岳麓书院交流和指导，感谢大家对岳麓书院、对《原道》的热情支持和鼎力相助。

从1994年创刊，《原道》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三十而立，对一种期刊来说，我觉得同样如此。我们在这里摆了《原道》从创刊到现在的46辑，还特意做了第1—46辑的总目录，可以供大家了解。看了以后，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深有感触，因为在《原道》的这三十年里面确实经历了很多。最早创刊的前几年，因为经费问题，《原道》辗转多个出版社，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特别是在刚开始的那几年。我记得1999年的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做博士后，从长沙到天津去，还要在北京转车。在北京转车时，我和陈明主编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两个人在火车站接头，在那里约谈。接头谈完之后，我就去转车，他也走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原道》到第8、9辑的时候，还曾更名为《新原道》，但后面又恢复了《原道》这么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珍贵的名字。

创办一个刊物非常不容易，这个过程中的很多艰辛可能只有陈明教授、朱汉民教授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在此我们要向《原道》的创刊主编陈明教授致敬！也向后续朱汉民教授、陈明教授以及他们领衔的编委会致敬！

《原道》最初几辑的封底都有这么一段文字：“中国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原道即是找路，找一条通向精神家园的路，找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路。”我们在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海报上面，仍然印了这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我觉得像一个宣言，也代表了三十年来聚集在《原道》旗帜之下的同仁的共同心声。事实上，我觉得聚集在《原道》周围的，包括组织者陈明教授、朱汉民教授，还有其他的编委会成员和很多的作者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陈明教授是理想主义者，我有切身的体会。1998年，谭嗣同就义一百周年的那天，我和陈明教授两个人就坐在谭嗣同的墓旁，静静地看着那个三十多岁就捐躯的英雄。我听陈明教授谈他的感悟、谈他的理想，深有感触。

我们看《原道》各辑的主题设置和文章的侧重点，发现这群理想主义者大多落脚于现实社会或学术热点。我们看到，第1辑里面关注“读经”，当时算是非常早的，第2辑关注“大陆新儒学”，第5辑关注“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等等，让我们感觉到大家对现实的强烈关切。我想，《原道》的建设发展之路就是由这样一群既有文化理想又有现实关怀的学界同仁共同探索出来的。

在《原道》的作者群中，有的年长者已经离我们远去，如第1辑里的庞朴先生、叶秀山先生，还有李泽厚先生等。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原道》创办三十周年，我想值得纪念的不仅仅是走过的那段岁月，还要纪念和缅怀那些一直支持《原道》，并且为探寻、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之道奉献了一生的前辈学者们。

从1999年的第5辑开始，承蒙陈明主编的信任以及朱汉民院长的支持，《原道》由岳麓书院组稿和资助出版，由陈明教授和朱汉民教授共同主编。之后经过10余年的发展，《原道》从2012年起连续入选CSSCI来源集刊，这是学界对《原道》的肯定。承上启下，传承发展。也承蒙各位同仁的信任，现在由我和陈仁仁教授担任共同的主编，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除了我个人，岳麓书院也会一直大力支持《原道》的发展，不仅集中哲学系、历史系的优势力量，吸纳资深学者、青年骨干作为编委会成员，而且成立了岳麓书院期刊办公室和《原道》编辑部。办好《原道》，引领学术前沿，继续扩大学术影响，是我们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在此我们也特别请求各位专家学者、各位编委继续多多指导支持《原道》的建设，期待大家惠赐更多的论文。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原道》、对书院的支持和指导，也要特别感谢湖南大学出版社对《原道》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

陈仁仁：感谢肖院长！创刊不易，它是陈明老师当时作为年轻人理想主义迸发的见证。今天上午颜炳罡老师在发言中特别提到，台湾的《鹅湖》创刊马上要50周年了，今年是《原道》创刊的30周年，这都是当时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所做的事业。当时有很多刊物，现在已逐渐消失了。一直坚持下来的刊物，可想而知过程之艰辛，稍后各位老师也会有所回顾。接下来，有请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社长李文邦致辞。欢迎！

3.李文邦社长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下午好！

我是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社长李文邦，今天能受邀参加CSSCI来源集刊《原道》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我倍感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向《原道》集刊编委会、各位编辑、专家学者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衷心的感谢！

三十载春秋，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而言，或许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一份学术刊物而言，这三十年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见证了无数思想的碰撞、交融与升华。回顾《原道》的出版历程，我们不禁要为它所经历的艰辛与挑战而感慨万千。三十年间，《原道》经历了多次出版社更迭，湖南大学出版社是从2017年第32辑接手出版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须臾的懈怠。

在陈明教授、朱汉民教授、肖永明教授、陈仁仁教授等四位主编以及各位编委专家学者的艰辛努力下，《原道》已出版47辑。一路走来虽步履艰辛，但仍然砥砺前行。在与湖南大学出版社合作的这八年里，书以刊为基础，刊以书为媒介，共同践行创新文化的初心，彼此成就，共同发展，成绩显著，值得庆贺。

三十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原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始终坚持学术净土，成为国内儒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它不拘一格，既延揽学界名家，也培养学术新人，吸引众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真知灼见在《原道》的平台上得以展现，不仅丰富了学术界的思想宝库，也激发了更多人的思考和探索。同时，《原道》还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深入传统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原道》用学术的力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当代学术期刊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阵地。

三十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原道》的成长凝聚着主编、编委会、各位专家学者的智慧，浸透着作者的汗水。回首过往，感恩前辈为《原道》的创刊与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展望未来，我们要牢记主办单位的重托，依托编委会和行业专家的力量，精诚合作，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更好地促进《原道》的发展，画好同心圆，共赴新征程。

值此三十周年庆贺之际，衷心祝愿《原道》在新时代浪潮中奋力向前，再续华章。我们共同期待《原道》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为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贡献应有的力量。最后祝愿本次座谈会圆满成功，欢迎大家到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指导。

谢谢大家！

陈仁仁：感谢李社长对《原道》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责任编辑王桂贞老师非常认真负责。接下来，我们进入座谈会的主题发言环节。首先有请陈明老师、朱汉民老师，然后我们就按这个顺序依次发言。

4.学者主题发言

（1）陈明（《原道》创刊主编、编委会主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

我一直是个边缘的、非主流的人，没想到今天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经过各位这番宏大叙事，突然变得很主流了，感觉十分的陌生，都有点被“整”不会了。

仁仁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以前《原道》所有的电子文档和相关档案。我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就因为这事，我一直是在一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里面做的，不知道哪天就垮掉了。这是一种破落户心态，倔强的穷人家心态。乡下的父母，生怕生下的孩子长不大，就给他取一个狗剩啊、铁蛋啊这样一些很贱很俗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容易被阎王爷忽视，这样生命力顽强，所以说内心深处是希望他能够健康地成长，活得久一点。我做这件事，不把它当回事，也正是这种心态。所以，每一辑书出版后，我就不再去想，过阵子就找不着了。退一步想，如果它真的重要，自然会有人想起，会有人去寻找的；如果没有，那就没有好了。

编最后一辑的时候，吴欢一定要我写一个《后记》。我说还是你写吧，很不错的。他说有始有终嘛。我就答应了。我引用了《雷锋日记》里的一句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意思就是说，把《原道》交给岳麓书院是对的，相当于把它放进了儒家思想这一个大海里。现在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十分轻松，十分欣慰。

上午的会议上有人说，“是陈明把《原道》带到岳麓书院”。这话你说错了么也没有错，但你说对呢也不对。从事情的实际过程来说，“是朱汉民把它接到岳麓书院来的”，这毫无疑问。但我觉得不妨玄学一点，换个视角看，那就是我和朱汉民两人的相识，《原道》的交接实际上是冥冥之中我们文化本身内在生命力的一种表现，而我们只是有幸成为大地上“冒出来的笋子”，象征着春天或者儒家思想的生命力。虽然我们很早就互相知道对方，但见面是在香港孔教学院的会议上，话题也是从孔教到《原道》。借用基督教的话说，我们是被拣选的、被召唤的，这是我们的荣幸。那些细节现在还历历在目，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再回首，真有一种天意君须会、“原道”待诸君的感觉。文化和文明，真要有点信仰才能进入心灵，才能感受亲切，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一点什么才好。

讲完这些八卦再回到这里，我报的题目是“《原道》三十年：三个节点与中国思想界的一种变化”。为什么叫作“原道”？这个命名的缘由很简单，也与这个时代有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宣告启动新一轮改革，文化的空间也随之变大了一点。我们一帮社科院的朋友，像冯国超、江小涛，还有张文修等，当时都在琢磨着怎么挣钱，想到的路子就是卖书。什么样的书好卖呢？算命的书。哪里有算命的书呢？社科院宗教所。当时我在宗教所工作，有很多港台出版的算命方面的书。我负责从图书室把书借过来，他们负责抄和编，然后冯负责联系出版社和市场销售。本色是书生嘛，真挣了点钱后，就开始筹划办刊。办什么刊物呢？20世纪80年代的余热还在，他们倾向于办《新青年》或者《湘江评论》这种风格的。因为我当时已经博士毕业，他们主要是硕士，就让我来负责办刊的事。我是1989年入学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做完以后，我的立场或思考已经由西化转向了回归传统。因此，我就想了“原道”这个名字。除开“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向往，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北大的陈少峰、丁一川，他们办的刊物叫《原学》，我觉得《原学》，还有此前汪晖他们办的《学人》定位都是学术或学术史，与八十年代是一种相反的取向，如反思八十年代之类。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在学术上确实比较空疏，但那种躁动的热情却是生命最本真的冲动，是可贵的。今天应该做的是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就是由“原学”到“原道”。陈来老师曾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从原学到原道》，也是把这看作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这很符合我们内心的想法。我说，做“原道”要研究传统文化；他们则更倾向于做思想启蒙和政治，这就产生了分歧。怎么办？我是个性急的湖南人，当时听到让我牵头的时候就已经按自己的想法去约了各种稿子，现在也只能赶鸭子上架把书出出来了。随随便便地拉了一帮同学、朋友做编委，跌跌撞撞就印成了书，更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就受到了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楼下博思书店的老板，一个身形高大的北京人大朱，他说，陈明你这书今后就由我来帮你卖吧。就这样，第2、3辑就跟着出来了。

那时新一轮改革启动，各种各样的思想开始冒出来。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之外，好像上海、厦门也有同人刊物出来，广州还有《岭南文化时报》。我这个人比较固执，觉得《原道》有自己的特质，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就应该小车不倒只管推。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原道》，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各种议论批评，我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总的来说，鼓励与支持比较多，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像李泽厚、余敦康、庞朴等。尤其是李泽厚先生，他在国外，需要一个能及时发声的渠道，几乎每辑都给稿子，条件只有一个——“发头条”。其实，在思想理念上我跟他或他跟我并不很一致，他讲“西体中用”，我讲“中体西用”，但他有影响，我有平台，并且又是老乡，能吃到一块聊到一块。刚才肖永明把《原道》封底的那些话念出来了：“……原道即是找路，找一条通向精神家园的路，找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路。”这是我真心的想法，但李先生并不赞成。我问他：“‘原道’两个字的英文应该怎么写？”他说：“Chinese Logos.”

第1辑中有我的三篇稿子，因为约稿不易，所以约完以后我自己也写了。很神秘的一点是什么？我专门写了第一篇文章《中体西用：启蒙与救亡之外——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展现（上）》，意思就是还是应该回到近代，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承接“五四”，有点像现在讲的“不忘初心”。这和我们大陆新儒家讲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的救亡语境是一致的。但是，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当时怎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写了“上”，实际上并没有“下”，好像只是要表达“原道”就是要越过“五四”，从晚清的曾湘乡、张南皮他们那里接起而已。这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并不像现在这样想得很清楚，真是很神秘，也很幸运。刚才永明念出这段封底文字，我觉得并不过时。

现在讲五千年一以贯之的“道”应该是什么。有人问我：“陈明你现在在干吗？”或者：“你想干吗？”我说：“我就是想把中华文明是什么讲清楚。”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我想起一个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1900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说说看二十世纪的科学最重要的工作会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说是到月球上面去抓苍蝇。抓苍蝇是一件很明确的事情，难就难在你如何去月球。中华文明是什么？问题很清楚，但要讲清楚却不容易，需要有宗教学的视角。不仅要讲清楚儒教，还要讲清楚儒教与犹太教、婆罗门教相比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是“原道”的深化。文明意味着某种关于世界的基本论述被社会长期接受，凝结成一种生活方式、意义结构。这就必须回到儒家，回到经学。现在我们讲文化自信与文明自觉，但主要在时间长度上用力，讲连续性发展，这当然没问题，但远远不够，太外在。讲五千年，寄希望于考古学，考古学能讲清楚五千年文明吗？无限往上追溯，最终到了猴子那里。文明是观念的凝结，是对观念的信仰，孔子才是真正的节点，这就是孔子的工作，整理文献，然后制作《易》与《春秋》，再然后经由董仲舒与汉武帝合作，中华文明从精神灵魂到政治肉身蔚然成形。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一架构之内，这就是我的感想。

《原道》三十年，可以分为三个十年、四个会。第一个十年，自1994年始。刚才讲到了，其实是懵懵懂懂的，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或直觉。从我个人讲，可能是因为博士论文确立了对传统的正面肯定的立场，然后是时代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相信西方叙事的情感和思维都随着苏联解体但并不被西方接纳这一事实惊醒了。当时我的想法是，启蒙情怀要继承，启蒙话语要超越。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也从反面提醒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文明是什么？它与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是什么关系？如果二者有冲突，那么我们先要明白自己是什么。1994年的会是在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东院开的，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租了一间房子做办公室，会议室是找同学借的。当时只是想搞个首发式，为了找朋友过来，就取了个题目“90年代学术文化思潮座谈暨《原道》首发”。来了很多人，老的有余敦康、庞朴，年轻的有何光沪、郑家栋、汪晖、李陀、吴国盛、陶东风、刘军宁，记者有祝华新、谢玺璋、王迎等。讲了什么不记得了，也没有记录。印象深刻的是庞先生，大冬天的骑一辆旧自行车，戴着民工才戴的纱布手套，头发被吹乱，鼻子冻得通红。

到2004年的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会议在北京燕山大酒店举办。会议的主题叫作“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与‘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为什么叫“共同的传统”？因为我认为儒学应该是左、中、右三派都没法避开的选择。原五千年的文化之道，这是一个儒家的目标。但是它也不只属于儒家，而是属于整个中国。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属于中华民族所有人的，我们应该遵循共同的传统。这次会议有很多“左”的、基督教的，还有“右”的各色人物，像何光沪、刘军宁，还有已经去世了的刘海波，他属于左派，当然儒门人更多，陈来也去了。那个时候中国知识界已经分化，左派、右派已经泾渭分明，汪晖他们已经很不愿意参加这种互动了——可能因为他们的话语是国际化的，主要言说对象是欧美学界。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与官方关系相对密切，对于民间活动比较警惕吧。

到了2014年，会议主题是“儒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为什么提这个口号？因为已经有了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原道》2012年被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接纳为C刊，因为这个缘故，朱汉民收留了这个漂泊无定的浪子，至少出版的经费有了保障，感觉上有点进入主流的圈子，所以开始讲学术性了。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更深刻的考量是，儒家的旗帜已经打出来二十年了，也相当程度上被认可了，所以要巩固阵地。你要有存在感，还要保持你的存在感。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到稳定？要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找了很多年轻人，做法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这样一些人来开会，这一方面可以为儒学提供全方位的论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儒学的发展提供方方面面的动力。我认为，儒学不专属于哪个学科，而是作为精神、价值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两三年前，邹晓东专门跟我说， 《文史哲》现在倡导儒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陈老师你走在前面”云云，我很开心。

再说2024年。走到现在，我还是经常会跟大家说要守住初心。《原道》就是寻找这么一个道。道是什么？在2004年的访谈里，李泽厚调侃说：“《原道》十年了，你陈明原出了什么道没有？”他这个人不太认同儒家。因为我跟他关系很好，就趁势反问：“那你原出来什么道没有呢？”他说他原出来了。“什么道？”“巫史之道。”这肯定是不对的。中华文明之道怎么会只是个巫史之道呢？孔子明确说自己“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这显然是与孔子背道而驰的，这就是区别。他的目标是在一个中西比较的视域里面，从知识论的角度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特点，而我们讲的“原道”是中华文明之为中华文明的世界图景、信念体系，就是前面说的引导我们走向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的东西。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感恩李泽厚、庞朴、余敦康还有叶秀山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另一方面也要清楚，知识并不都在老年人手上，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深受“五四”影响的一代，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王国维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基本上是照着西方的葫芦想象勾画中国的瓢。现在肯定要超越这个层次了。

另外一点差异就是，我认为“道”很难说就是某一个概念、命题，它是信仰对象，以实践为原则，“仁”为“欲者”至，“道”向“原者”开。这是一个双向开显的过程，说是一物则不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讲中华文明是有知识和价值、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如果说我的研究有什么个性特征，那就是这两点在我这里是统一的，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其实就是我们儒家讲的、湖湘学派所强调的知行合一。

经常有人问我：“《原道》准备坚持多久？”我还真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年限。“五四”时同人刊物搞得最久的是《东方杂志》，办了二十五年。我当时的回答是“二十五年就行”。结果办到第十八年，然后交给岳麓书院，可说是超额完成任务。也可说是功德圆满——我自己就在湘江边长大，记得小时候爬岳麓山还曾到书院躲雨，记得里面的芭蕉树在雨中摇曳，水流潺潺。别人问我经验是什么，一个是刚才讲的那种风雨飘摇或临深履薄的戒慎恐惧心态；另一个是技术上的——三个和尚没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和尚挑水喝，就是要做一个自己挑水喝的和尚。我不是要反体制、反合作，两位主编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把自己当成最后的责任人来做。“原道”不是一个单位的工作，而是一个儒者的事业，要内化为“为己”之学。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请求。

我说完了。

（2）朱汉民（《原道》原主编、编委会主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刚才陈明已经对《原道》三十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顾，我站在我的角度讲一点。首先这个会议开得比较巧：偶尔聚会时大家谈到《原道》已经三十年，我说岳麓书院今年正准备开一个儒学的学术研讨会，如果把这两个会合起来开就更好。虽然我和陈明一起担任过《原道》主编，但《原道》是陈明创办的，而且他长期主导《原道》的办刊方向和具体事务。

这就要回到三十年前，当时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复兴事业还在推动过程中，远没有现在的地位和影响。一次偶然听到一个朋友说，北京学者最近创办了两个不同宗旨的刊物，一个是《原学》，一个是《原道》。我听后马上联想到中国传统学术的汉宋之争，那《原学》的学术宗旨可能是乾嘉汉学，而《原道》的宗旨可能是宋学，或者说义理之学。尽管你（看向陈明）不喜欢宋学，但是我就是这么理解的。（陈明：说义理之学是可以的，但义理之学不等于宋学。）当年我还想到，有学者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原学》应该与这个背景相关。但是我很高兴仍然有学者认识到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创办《原道》应该就体现出这一学术追求。后来我也找到《原道》看了，确实印象深刻，也很喜欢。

有一次我参加香港的一个儒学会，当时正好与陈明坐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原道》主编陈明。陈明很活跃，还对我说早就知道我，虽然我不一定知道他。我与陈明经过一番交流后，才知道他是长沙人，因为我们共同致力于儒学事业，所以聊得很好，之后逐渐有很多的来往。当时陈明是年轻学人，充满热情，语速很快，思想非常活跃，当然现在他也没有很大变化。我跟他聊天很开心，聊得比较多之后，就聊到《原道》刊物。他也讲到他刊物的一些困难，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掌握了一些资源，可能是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当时我确实有了这个想法。

岳麓书院本身就是儒家的道场，张栻强调岳麓书院应该以“传道济民”为宗旨。我记得我曾经领陈明参观岳麓书院，当我们看到讲堂上的“道南正脉”匾额时，陈明马上说他们做的很多事情跟“道南正脉”是一致的。其实我长期的文化学术关切也是由岳麓书院的“道南正脉”进到中华文化之道的传承发展。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撰写出版了《湘学原道录》，今年出版了《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这是我对岳麓书院学统与湘学学统的一些个人思考。当然，这个“道”不是任何一个学人、学派能够垄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需要后代学人继续不断地研究、探索和实践。《原道》的办刊宗旨与岳麓书院的建院宗旨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很乐意支持。

最初《原道》的出版并没有正式纳入岳麓书院的体制，所以我们对《原道》的帮助是很小的。后来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就是陈明在《原道》出版时面临更多的困难，不得不经常变换出版社，往往不能够按时出版；其二是《原道》被选入集刊的C刊目录，得到了体制的认可。《原道》想要稳定地办下去，需要获得体制的稳定支持。所以我做了两件事，正式将《原道》纳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编的正式刊物。其一，为了保证《原道》的不间断出版，让《原道》正式长期纳入湖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规划，不再更换出版社。由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出版社正式签订长期出版协议，岳麓书院负责约稿、审稿与提供出版经费，湖南大学出版社负责连续出版。其二，我们向学校报告，将《原道》列入学校的正式刊物，由学校聘请陈明担任主编。此后，《原道》终于被纳入学校的刊物，按陈明的说法，是收编进入学校体制内，刊物能够继续办下去了。《原道》的办刊宗旨没有变化，但是原来的《原道》出刊不稳定，断断续续，现在终于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我再特别说明一下，我认为我们共同做对了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原道》这个刊物的坚持不懈。陈明刚才说我们要继续“原”这个“道”，我很赞成，而且我们今天渴望“原”这个“道”的心情，应该更加迫切。我们讲五千年中华文明没有中断，文明的背后一定有一套核心的东西，那个核心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考察中华五千年文明，考古学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拿出五千年文明“器”的物证。国外学界不承认我们有五千年文明，我们需要有“器”的确认和证明。考古学能够把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器”打通，我认为这是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道器一体的文明体系，而且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道历来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探索中华文明之道应该是更加重要的工作。中华文明的“道”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仍然具有连续性。中华文明之“道”深藏着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而不中断的文明基因，每天仍然可能在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我们仍然可能日用而不知。确实，我们今天更加需要“原道”。

其实，“原道”不仅要探究过去的道是什么，更要探究未来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道是什么。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原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理解这个过去、现在与未来，不一定仅是《原道》刊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还可以是我们中华文明之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刚才讲到中华早期文明的巫史之道，我认为五千年前可能是巫史之道，但是三代圣王逐渐从巫史之道走出来，到孔子时就发展出儒家的人文之道和天人之道，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儒家人文之道和天人之道就有不同的发展和改变，后来的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与孔子之道显然是有巨大变化的。我曾经在《原道》发表过一篇写郭嵩焘的文章，题目就是《天变道亦变》。所以，一方面，我们“原道”的精神历程是回溯的，即按照时光隧道逆向探索，找到中华文明的原初之道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原道”的精神历程是面向未来的，即思考中华文明的未来之道应该是什么。而且，我们还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原初之道和未来之道应该如何贯通？我认为，如果《原道》能够这样去“原”，就不是几十年的问题，我们可以一直“原”下去。岳麓书院已经“原道”一千年了，后面可以继续“原”下去。（陈明：所以说放进大海了。）

（3）干春松（《原道》编委会委员，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首先要祝贺《原道》创刊三十周年，虽然我个人并不认为期刊年限的长短跟刊物的重要性成正比。刚才陈明也讲了，《东方杂志》也就二十多年。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很多特别有名的杂志，虽然只存续了三四年，但是，依然成为我们去回溯那个时期的思想面貌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原道》已经成为我们去回溯这三十年思想文化发展的见证者。我记得王心竹写过一篇文章（《原道》第9辑《注定做不了旁观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学》），她当然是吹捧陈明的，说他不想做个旁观者。但是我觉得像《学人》和《原学》，其实也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原道》就很意外地有了岳麓书院这样一位“接力者”，然后延续下来，并越发壮大，这是《原道》的幸运。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早期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参与《原道》的事情比较多，我跟壁生就是在十周年的时候在燕山大酒店认识的，还有邓勇（笔名邓曦泽，是郭齐勇老师的学生），他们那些年轻人都是《原道》的积极参与者。我觉得《原道》那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像陈明刚才讲的，它深度地参与了各种思潮交锋的过程，这一点也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我认为，儒学如果不能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的思想版图里面，参与到各种思想的交锋里面，它的生命力是堪忧的。当然，现在许多思想其实隐而不彰，但这并不表明思想不需要与时代共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依旧要保有对社会发展的关切，如果我们去约稿或者去组稿的话，《原道》这个刊物要继续成为某个思想版图的一面旗帜的话，它就需要保持风格。我刚才举的《东方杂志》的例子，杜亚泉走了，《东方杂志》也就死了，因为后来者很难担任这个角色，因此没有必要办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章太炎他们也是这样，杂志与主持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依存性。

第三点，如果从思想版图的意义上来讲，它一度毫无疑问是大陆新儒学的一个家园。大陆新儒学这个词，我觉得可以从中性的角度去理解，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标签。大陆新儒学，从总体来讲，现在是一个很丰富的版图，可能已经有很多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包括社会科学化，我们也应该是大陆新儒学的一个方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它是一种思想的先声。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来说，不管它是思想淡出也好，学术凸显也好，对传统文化的“贬低”，到了今天，其实都还没有完全消失。我觉得我们会强调儒学文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文化自信或者文化自觉。即使是两个结合，对第二个结合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恰好是时代的先声。随着这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必然会迈向对自己文化传统的重视和肯定，这是肯定的。它需要一个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表述，它最终会成为民间力量和官方力量的合力。一个有情怀的思想家或者有情怀的思想者，应该在这样的风浪中体现出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我跟陈明认识的时间也算比较长了，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他不太爱看书，他爱想，他属于“思而不学”。我对他有一句评价，他后来自己也是认可的，叫“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他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能力就是灵感，他经常用灵感来描述自己。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书看得更多，但是没有他的精气神，没有他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下把这个杂志支撑下来的精神。

我跟陈明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我也想帮他。不过我没有朱老师这个能力，好多事我也一直想帮陈明，但是没帮成，包括那时候他想去中国人民大学，我也操作过，但是没操作成。他如果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我相信他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他的声音影响力可能会更大。

最后一点，我觉得刊物就是这样，永明兄和仁仁兄都是目前我们学术界最重要的学者，我早期参与杂志的事比较多，现在仁仁每次见到我就说让我给《原道》写个稿，我希望能写出好稿子来发表。

（4）曾亦（《原道》编委会委员，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经学研究院院长）

我觉得最近一二十年跟八九十年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刊物比较重视学术性和专业性，而像《原道》这样一个思想性很强的儒学刊物，能够存活到今天，真是太不容易了，其中自然离不开陈明的学术个性和坚持。而在八九十年代，各个领域都非常强调思想性，我发现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学问，直到现在还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现在办刊物不一样，我和郭晓东正在办的《春秋学研究》，就比较重视学术性。虽然《春秋》的研究本身带有很强的思想性，我也写过不少思想性很强的文章和著作，但在今天，还得做一些纯学术性的研究，没办法，现在的大气候就是如此。正因如此，陈明兄的坚持真是难能可贵，也希望未来的《原道》能把这个风格保持下去。

我刚才把《原道》这几十辑目录从头看了两遍，发现很多论文记录了某一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比如第30辑有“回到康有为”这个专题，所以，《原道》又具有历史实录和时代精神反思的意义，非常珍贵。

我认识陈明兄，稍晚于唐文明和干春松，不过都是一见如故，后来就成了好朋友和学术、思想上的同道。此前我与陈明是有交集的，那时我还在读博士，复旦的林宏星教授当时是《原道》的编委，问我要了一篇文章给《原道》，我就把一篇关于宋明理学的文章给了他，后来林宏星说不符合刊物的主旨，就被退稿了。（陈明插话：《原道》以前不发宋明理学的文章，我那时对宋明理学有偏见，看来是不对的。）基于这个因缘，我对《原道》的定位有了很深的认识。后来我和陈明兄订交后，就写了一篇关于“夷夏之辨”的文章（刊于《原道》第17辑的《内外与夷夏——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这是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春秋》学论文，也算是我对《原道》办刊宗旨的认可。

另外，我发现，《原道》被岳麓书院收编以后，稿源好像有一些变化，尤其是自由来稿多了。原来每一辑几乎都会有一个专题，但最近几辑好像都没有了，这对于刊物的影响力不是一个好的做法。我觉得，每辑能约几篇文章，尤其是名家的稿子，就某个主题进行深入讨论，这对于保持刊物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原道》这样一个定位于思想前沿的刊物来说，更应该如此。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建议和期待。

（5）唐文明（《原道》编委会委员，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上午我曾说岳麓书院是现代书院复兴中的典范，现在我想说的是，《原道》在如此困难的状态下能够坚守三十年，而且始终保持着旗帜鲜明的立场，也真可以说是儒学界同人刊物的典范。

颜炳罡老师提到《鹅湖》杂志在1975年创刊，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港台的儒家学者肯定是受其触动的。而那些实际创办《鹅湖》的港台中青年儒学学者其实又得益于老一辈，即现在被称为港台新儒学的学者。但我认为这个称呼太过狭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问题。在那样一个长辈的庇护之下，他们能够凝聚力量来发声，这和内地的背景显然是很不一样的。

回到《原道》来说，首先我觉得陈明是个非常有学术敏锐性的人，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1994年这个创刊时间节点是很特别的。因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从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基本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就是政治立场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对立。但是陈明没有局限在这个对立当中，他的思路可以说是很彻底的，比如他追问的两个“究竟是什么”，有点像佛教讲的打通厚壁、问个究竟的意思。这种思路实际上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学术生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另外，可以说，陈明经常是即兴演奏一曲，遂成经典之作。这个即兴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需要有参照物但又超出参照物的。《原道》的参照物就是《原学》。我在北大的时候曾参加过陈少峰老师的语言学编辑工作，但那时北京大学的很多人都说《原学》不如《原道》高屋建瓴。我觉得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评价，与陈明其人的特点有关系，可能非陈明不足以创办《原道》。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基本上以1994年前后为界限，我觉得这和新左派有关系，因为一般讲到汪晖关于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也是在1994年。当然，我们现在对现代化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要寻找一个新的方向，那么1994年或者1992年可能仍然是我们绕不过的起点，只是对其意义的理解会全然不同。

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学术、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国内的局势，国际的局势也同样在改变，现在很多自由派都在崩溃，新左派也遇到困境。无论中西，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在这种状况之下，有大量新的时代问题需要我们处理，这是未来《原道》所要面对的。

陈明此前已经为《原道》的方向、目标和标准设立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接力棒已经交到岳麓书院，我觉得这当然是两个典范的结合，只是说后面《原道》怎么来办，或者说往什么方向去办，这是现在岳麓书院的各位同仁所要思考的问题。我也很担心《原道》会办成一种地方性书刊。《原道》创办的初衷是能够把握这个时代的前沿问题。我们仍然可以按陈明所指示的彻底问个究竟的方式来思考，但是首先要确定足够重要的宏大问题，不能被社会科学化或者说过于细节化、碎片化的学术现状所左右，要能够超脱出来。我相信，岳麓书院是有这个条件和能力的。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群策群力，而后面的事就看岳麓书院同仁的了。

我的基本建议是，《原道》之后还是每年或者固定隔多长时间开一次编委会，编委们共同讨论这个刊物，来确定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方向，或者像曾亦讲到的每辑组织一个专题。此外，除了论文，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形式，比如书评、访谈之类的。只要能够反映儒学界或一般学界的新动向，以及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动向，就可以不拘形式地收录。

（6）陈壁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很高兴今天参加《原道》三十周年的座谈会，前面十周年、二十周年的座谈会，我都参加了，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我简单地谈一下三点感想。

第一点，谈我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跟《原道》的关系。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成为《原道》的作者。还记得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给《原道》投了论文，在陈明老师的支持下，论文得以发表，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还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学生，也当过《原道》的编委。大概是2004年前后，我在中山大学念书，陈明老师让我给杜维明先生做了一个访谈，发在《原道》上。

第二点，我觉得参加的这三次关于《原道》的周年庆，基本上可以说每一次都有一定的时代方向转折的意义。第一次是2004年《原道》创刊十周年，当时我们是在燕山大酒店，那次我记得应该是第一次见到陈明老师、朱汉民老师、干春松老师，还有韩星老师。在燕山大酒店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应该叫“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与‘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它最终落实在儒学，把儒学理解为是三个不同派别的共同传统。当时来的人很多，各路人马都来了。《原道》从1994年创刊到2004年，恰好是中国知识界最活跃的时期。其实当时没有儒学的声音，即使有时候有一些，比如说讲儒学或者讲文化保守主义，但是真正说儒学的，而且是代表儒学声音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原道》的存在，使儒学的声音出现在公共知识界，我觉得这是《原道》在这一段时间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简单来说，刚才干春松老师谈到的，说儒学的意义就在于深度地参与各种思潮交锋的过程，在那些年《原道》深度参与各种思潮的交锋过程，事实上就是儒学参与各种思潮的交锋过程，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说过去这三十年里面，有一个大陆儒学复兴的话，这个儒学复兴的表现并不是研究著作和论文的增加或者是质量的提高，而是它开始面对现实问题，并且直接地参与讨论现实问题。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像《原道》的十周年会议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然后过了二十年。二十周年其实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即新时代的到来。二十周年其实没有太多充分的讨论，但是因为那个会已经是2014年了，儒学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分化了，《原道》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个多元化的表现，比如社会科学化，在这个意义上，《原道》仍然是多元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声音。在中国大陆儒学复兴思潮中，《原道》一直在场。

第三点，《原道》其实是中国大陆儒学复兴三十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见证者——如果从杂志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见证者。刚才各位老师都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些同人刊物，但坚持到现在的也不多。我们其实可以说《原道》的三十年就是中国大陆儒学复兴的三十年。其实每一次儒学的复兴都是通过“原道”完成的，比如董仲舒、韩愈，当他们讲“原道”的时候，都是一个推动儒学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的过程。

我也有一些建议，比如说《原道》可以考虑每年编到四辑，作为一种杂志来说就成为季刊。《原道》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常规化出版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这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资金问题。

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扶持年轻学者和研究生，比如说我自己读书期间在《原道》发了两三篇文章，对这个杂志就会有深厚的感情。还可以举办常规性的论坛，扩大杂志的影响力。

（7）韩星（《原道》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我们经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道》走过了三十年，正好从河东走到了河西。我先从大的方面讲。当初《原道》这个刊物的形成是在思想活跃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是李泽厚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直至今日。但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三十年的转折时期？不能这样老弄学术，现在学术也出现了很多弊端，很多人把学术当成了追逐功名利禄的工具。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可能很快就会面临非常激烈的变革，是不是又呼唤“思想家凸出”了？我觉得今天这次会议也非同寻常，或许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转折点。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原道》仍然可以，也应该反映当代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真实状况。特别是大陆新儒家，我觉得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原道》创刊的时候正是人性自由、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时期，后来由于政治变革、社会变化，很多人退回书斋，埋头做学问，学术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在这个过程中，《原道》逐渐从一个思想性刊物往学术性刊物转变，特别是2012年进入C刊。这从一方面来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未必是好事。宏观地说，我觉得今后《原道》还是要不忘初心，继续“原道”。因为我们当代的道统还没有重建起来。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道”，现在仍然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事情。陈明已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具体地讲，这个“文化之道”，我觉得就是儒家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统。你要讲中国文化之道，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儒家之道，所以要通过“原道”来重建“道统”。

讲到这个问题，现在可能涉及整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现在大家讲的“两个结合”问题，到底以哪个为主体，哪个结合哪个，这实际上就涉及“道统”的问题。我不用深论，大家都明白。

另外，就是重建道学。我刚才讲道统重建，但是办“原道”是不是也不能太学术化、太技术化？我觉得现在的学术太学术化、太技术化，其实是学者自我的束缚。是不是就像《论语》里面讲的“由学致道”，类似宋明儒的“道学”，也就是说，我们《原道》是否还要追寻这种“道学”？这种由“学”而致“道”的道学，就是为已之学，就是有道之学，就是圣贤之学，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以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的这样一种学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原道”就要为儒学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大家期待的。谢谢！

（8）章敏（《船山学刊》主编、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

非常荣幸今天能和在座的各位专家老师一起来参加这个会议。今年是《原道》三十周年，上午有专家老师也讲是《鹅湖》五十周年，我来做一个补充，今年还是《船山学刊》复刊四十周年，这也是历史的一种机缘巧合。但是《船山学刊》有个传统，一般是以1915年创刊来做一个纪念活动，但确实是1984年复刊。今天在座的很多专家也是我们的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我们的编委、我们的作者、我们的约稿专家，请各位专家老师以后支持《原道》，也支持《船山学刊》。我们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谢谢！

（9）柳理（政邦智库副理事长、凤凰网国学频道创始主编）

我心里有个感慨，想起《原道》创刊二十周年的时候，我跟随朱汉民院长到北京参会，见到了在座的很多老师。当时因为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量高涨起来了，我记得会上有人问陈明老师一个问题，大概意思是当年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了“天人三策”，今天的学者面对当下的语境，应该怎么回应。当时与会的学者们对此讨论得很热烈。

从古至今，儒者无不以“弘道”为首要使命，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道”必先“原道”，从“原道”“行道”到“弘道”，传统知识分子一直有这种文化自觉，我认为这是一种人文的理想主义。《原道》能坚持三十年，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因此，我很钦佩陈明老师所追求的这种理想主义，而且，我觉得到现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依然要高高举起。

正如韩星老师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变局，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支撑性和引领性的东西。那么这种引领性如何内化到我们这个刊物中来？尤其是随着形势、环境、语境的变化，《原道》该坚持什么宗旨、该调整什么策略、传播形式如何顺势而变，这些问题，其实是所有严肃学刊、所有严肃内容生产者普遍需要思考的。前面有不少老师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赘述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三十年是很能够证明人的定力和精气神的。只要阵地还在，将以有为也，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我向陈老师、向《原道》致敬。谢谢！

（10）王桂贞（《原道》责任编辑）

担任《原道》的责任编辑，我确实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压力。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学术表达各有风格，而我们作为出版工作者，始终希望能将每一份深刻的思想与成果，以最恰当、最完整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在编辑过程中，我常怀敬畏之心：既担心学术把关有所疏漏，又恐误解文意而引入新的误差。因此，每逢存疑之处，必反复查证、多方核实，或直接向作者请教求答。这份谨慎，源于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这些年来，我能够持续承担《原道》的责编工作，特别要感谢陈明老师的信任与支持。这份支持不仅给予我前行的信心，也成为我不断精进的重要动力。编辑工作虽辛苦，却也是一个持续学习、深度参与思想对话的过程。它让我得以贴近学术前沿，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这于我而言，是极其珍贵的机会。衷心感谢《原道》提供的平台，也感谢每一位学者的包容与协助。未来我将继续努力，与各位一同守护这份学术的严谨与真诚。谢谢大家。

5.主持人总结发言

陈仁仁：今天这个座谈会回顾了《原道》的过去，也展望了未来。对于未来《原道》如何发展，各位专家学者提了非常好的建议。

《原道》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境，比如整体上是学术性、规范性变强了，但是过分强调学术性和规范性的话，也常常掩饰内容的平庸、掩盖思想的创见。很多文章看着很有学术性，实际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和思想。很多有创见的文章，它其实不一定显得有学术性。《原道》前面几辑有些文章题目是“谈什么”“谈谈什么”。如果现在用这样的题目写文章投稿，人家会觉得你这只是“谈谈”，只是个感想，没有学术性，是不会给发的。实际上那些“谈谈”的文章里头有很多有非常好的思想见解、思想的火花。追求学术性和规范性，思想却被束缚住了，这不符合《原道》的风格。

另外就是刊物的作者问题。刚才陈壁生老师也讲过，要支持年轻人。年轻人是学术思想上的后备军，确实应该扶持，但是现在刊物要提升层次，要进这个榜单、那个榜单，有好多的规定和要求，很多东西不好弄，包括作者的层次、引用率之类，非常麻烦。这也是现在很大的一个困境。

刚才老师们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虽然现在处于这样的情形之下，但我们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依然应该去思考一些大问题。不一定能像以前那样形成某种思潮，但是我们不应该停止思考。《原道》应该促进甚至引领一些思考，可以通过约稿、开展座谈等多种形式激发思考，很多思想都是激发起来的，然后形成一些思想的共识。

还是应该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大家看了我们《原道》的总目录，很多都是直接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在评论，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现实地参与社会思想和精神建设乃至建构，是使思想发挥现实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我们如何对社会现实问题做文化评论、思想评论，同时又有学术性，符合刊物的这些规范，这也不容易。但是这个应该也是要结合起来做的。

虽然面临很多的困境，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还是有努力的空间。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做。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希望各位师友继续支持《原道》。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很抱歉，有的嘉宾、编委来不及发言，我们再找机会畅聊。纪念《原道》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然到此结束了，但是《原道》的“原道”精神永在，并将以这种精神继续前行！

（罗娟根据录音整理，各位发言专家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