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

来源：“逻各斯与空间”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五月初三日壬戌

          耶稣2026年6月17日

“文明冲突论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

2026年5月16日，“文明冲突论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434会议室圆满召开。

中华古老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独树一帜，其对宇宙、人生和。政治的理解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令人叹为观止。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下的“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展开，中国古老文明与世界其他一切古老文明一样，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编辑部举办“文明冲突论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邀请有着不同学术背景而共同关注中华古老文明命运与前途的学者，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各种问题予以探讨。

会议于2026年5月16日8:30分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434会议室召开。主办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洪涛教授致欢迎词。洪涛教授欢迎各位学者到来。他表示，学本不分中西，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出笼，宣告所谓意识形态战争终结，亨廷顿在几年后便提出“文明冲突论”。多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意味着文明战争的开启。三十多年来，我们亲历或旁观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强势和古老中华文明的弱势。其实，所谓的文明冲突，依然只是三千年未遇之古今之变的表现形式。洪涛指出，各古老文明只有深切体认彼此的休戚与共，相互借鉴，才能有效应对现代人所面临的“文明危机”。而这，实有赖于对本己文明的深刻反思和深切体认，只有尊重并体认本己文明，才能真正认识其他文明，并且在资本与技术的狂潮面前，维持人类文明于不坠。在未来世界中，中华文明是否能有一席之地，中文是否依然是一种学术语言，普通的中国人是否还读《诗》《书》，中国人的宇宙观、为人处世之道，是否还为中国人所奉行，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

会议按照议题分为五场。

第一场由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任主席。按照发言顺序分别为：发言人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副教授，评论人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发言人聊城大学李政讲师，评论人海南大学余一泓副研究员；发言人同济大学陈姿桦助理教授，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教授；发言人中共中央党校任崇彬讲师，评论人复旦大学洪涛教授。

高瑞杰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先秦经学叙事的争论与中国哲学史的确立》。高瑞杰指出：谈到先秦经学的脉络，影响最大莫过于“诸子出于王官”说，此说由刘歆提出，又衍生出“六经皆史”等观点。近代以来，康有为等今文家发现如果坚持“诸子出于王官”说，虽可使六经赅备诸子百家，凸显六经的整全性与涵摄性，却一方面使六艺之教与诸子百家杂而不分，未能凸显正统与异端之别；另一方面六艺之教肇端于王官，则会淹没孔子对六经的述作之功。由是反对刘歆“诸子出于王官”说，甚或怀疑刘歆伪造群经，强调孔子制作六经，儒家为唯一传经者等鲜明立场。这一说法虽然遭致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经学家的批评，但又深刻影响了民国一大批受新式教育训练的学人。胡适、傅斯年等学者强调诸子盖因时势而起，突出其初始性和独立性，由此强调诸子的开端意义。冯友兰在此基础上斩断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又指出真正的六艺之学要等到汉武帝时才得以确立，经学时代由此出现。近代学术，经由“诸子出于王官”、东周王官失守而诸子学兴的古文经学叙事；转向孔子制作六经，为大地教主的今文经学叙事；最终形成子学兴起而后百家争鸣，于武帝时六艺定于一尊的哲学史叙事，可谓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学术反转。身处后经学时代，回顾先秦经学叙事之争论，兼顾王官学传统与“轴心突破”的解释框架，或是避免陷入晚清以来今古文经学意气之争的可能进径。

李政讲师的发言题目是《从〈周礼〉“命祀”制度看〈孟子〉“变置社稷”说之礼制意蕴》。李政指出：《孟子·尽心下》所载孟子“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之语涉及一系列人君祭祀社稷的典礼仪式规定。历来将“变置社稷”解读为“毁社稷”“加罚于社稷”的观点，不仅缺乏训诂依据，更不合于先秦儒家传承自“三代”的“神道设教”“崇事宗庙社稷”之政治传统。实际上，“变置社稷”的具体内容可归于《周礼》“命祀”制度的统辖范围。基于《周礼》“设官分职”体系考察，太宰、大宗伯、小宗伯、大司徒、小司徒等各级职官作为王之代表，向王畿内外诸侯颁布祭祀制度并监督其落实；诸侯依照王朝颁定之礼制，按时以一定规格祭其所当祭之神，此即“命祀”之总体规模。依“命祀”制度，诸侯在仲春、仲秋二时于国社、侯社正祭社稷；当国家遭遇水旱之灾，诸侯作为主祭者，须改变所着祭服、奉神牺牲、降神用乐等仪式规格，举行祷祈之礼向社稷之神表明自责之意、诚敬之心，从而为国为民求福去灾，是为“变置社稷”之实义。

陈姿桦助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朱一新论〈春秋〉重义不重制》。陈姿桦指出：晚清世局动荡、学术剧变之际，常州公羊学派盛行“素王改制”之说，以臆解经、穿凿群经，致使晚清《春秋》学学风空疏偏颇。朱一新秉持“返经求道、汉宋一体”的治学理念，立足孔子“吾从周”本义，对晚清公羊学核心命题展开系统辨正，提出“重义不重制”的核心思想，力图匡正经学流弊、守护传统儒学根脉。朱一新厘清“王鲁”“素王”“改制”诸说本义，指出“王鲁”是孔子借鲁史行事、寄托王道的解经笔法，并非另立新统；“素王”为后世对孔子的尊称，并非其自命，并无僭越改制之意。他严格区分《春秋》“事、制、义”三重维度，界定纲常名分之“义”为万世不易的天理根本，改正朔、易服色的典章之“制”专属天子，列国时政之“事”可供后世论学参考。朱氏驳斥清儒曲解董仲舒学说、放大改制义例的治学弊病，明确董仲舒所言改制仅为表层仪文调整，核心人伦道义从未更易，六经亦非专为改制而作，各有大义宗旨。其学调和汉宋，摒弃乾嘉汉学琐碎支离与今文经学虚妄附会的弊端，以严谨考据与醇正义理回归六经本旨，兼具学术考辨与忧世救弊的现实关怀，为晚清经学纠偏补弊，对传统经学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任崇彬讲师的发言题目是《孔子论为政之道——以〈论语·为政〉篇前三章为中心的讨论》。任崇彬指出：《论语·为政》前三章可构成一组，它们共同说明了孔子对如何为政之看法。不过，此三章当作何解，历来存在很多疑难。本发言通过清理旧注，对此三章进行了重新解释。第一章“为政以德”之“德”乃贤人之义；该章的意思是说，为政用贤，才能得无为而治之效。第二章“思无邪”之“无邪”本义为“直”，而在此处其义为“诚”；该章的意思是说，《诗》三百的特点乃是诚实无伪。第三章“道之以德”乃“教之以乐”或“教之以诗”之义，“有耻且格”之“格”为法式之义；该章的意思是说，若教民以政刑，则民可免于刑戮但无愧耻，而若教民以诗礼，则民心有愧耻而行有法式。《论语》编者之所以将“思无邪”章也就是孔子论诗一章，放在“为政以德”章和“道之以德”章之间，乃是为了对此二章进行说明：“为政以德”之“德”亦即“贤人”之养成，要靠诗教；而“道之以德”亦即“教之以诗”，本质还是诗教。总而言之，孔子所论为政之道有两条目，一为用贤，一为教民以诗礼。且无论“修己”还是“治人”，孔子均重诗教。

第二场由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任主席。按照发言顺序分别为：发言人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教授，评论人乐山师范学院齐义虎教授；发言人中国人民大学张士媛博士，评论人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副教授；发言人湘潭大学陈明教授，评论人云南大学洪晓丽副教授；发言人云南大学洪晓丽副教授，评论人湘潭大学陈明教授。

李若晖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以等级取消身份：墨家政治哲学探研》。李若晖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身份社会。中国传统身份社会奠基于周代。诸子都是针对周代社会制度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对周礼—儒学进行了改造。周礼—儒学制度以政治等级身份为核心，其要义是通过与政治等级对应的待遇来建构身份。墨家认为国家不能没有政治等级，但是政治等级不能成为固定的身份。于是墨家将政治等级和待遇等级相分离，并以二者之逆序重构了政治制度，即等级越高待遇越低，最高等级的天子享受最低等级奴仆的待遇，从而使得政治等级不能构成政治身份。

张士媛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庄子〉的理想政制——以〈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为中介》。张士媛的发言选择以“孔子形象”透视《庄子》中的理想政制构想。其中，“孔子形象”能够组成上升的线性图式与相接的环状图式。《庄子》在治理理念上秉持了老子所提倡的“无为之治”，并以寓言论证了“道”即原初秩序与秩序之源，还将该治理理念的范围从“小国寡民”扩展到“天下”。随着“孔子形象”的线性上升，《庄子》思想空间中的三个世界也随之呈现。而通过《庄子》环状图式中“孔子”的言说性，可知“孔子”在三个世界中的居间位置与中介作用。要言之，《庄子》构想了一个得道者组成的超政治世界，其对人间政治稳定的正向引导作用只有在与人间沟通无碍时才能实现。因此，身处修道者世界的“孔子”成了沟通三者的桥梁。一方面，“孔子”作为从得道者世界捕获道体真知的容器，另一方面，“孔子”还是向人间传播圣至之德与道体运行的屏幕与装置。如此，“孔子”便既避免了君王对人间至人（如哀骀它）的误解与忌惮，又可能培养出愿意留在人间、实现庄子理想政制的得道者。故而“孔子”是《庄子》实现其理想政制的最大帮手。

陈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意义与定位——以分封与郡县、素王与时王之概念或问题为中心的讨论》。陈明指出：从中华文明的发展成型这一角度看，董仲舒是孔子之后第一人。首先，他以“大一统”化解了周秦之变后郡县制与分封制在制度形式上的对立紧张。其次，他以素王和时王的区分，改造了三代政治的“天之历数在尔躬”、“我生有命在天”以及“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各种“圣王”叙事，面对秦皇汉武这样以军事实力获得大位的新型君主，在以圣人通天的论证中保留孔子“教化”权力即素王地位的同时，承认“时王”的行政权力，从而化解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与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紧张，为“霸王道杂之”的行政方式与文明结构扫除了思想障碍，开启了理论可能。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儒家以周孔代表的伦理精神是王道是其灵魂，法家设计的中央集权的制度以及由秦皇汉武代表的政治强权则是其骨骼肉身。准此以观，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其实具有超越“汉家制度”之策略意义，同时也是宪政原则，即具有国家和文明之构成的意义。这应该今天理解董仲舒工作和意义角度和根据。

洪晓丽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显德、经权与阴阳：董仲舒“德主刑辅”论的三重维度》。洪晓丽指出：刑德关系是汉代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董仲舒以儒家之“德”融合黄老阴阳刑德说重新构建的“德主刑辅”论，深刻影响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论者以为，从“显德”“经权”以及“阴阳”三个维度考察董仲舒“德主刑辅”论的逻辑结构特征：在目的层，以“显德”确立君主的主体性，将被动因循转化为主动的道德实践，讨论的是“以何主德”的主体价值问题；在方法层，引入“经权”范畴，超越客观时序，确立了“显经隐权”的治理辩证法，讨论的是“如何主德”的操作性问题；在本体层，通过“阳尊阴卑”将自然阴阳转化为伦理天道，为“德主刑辅”提供了形上基础，讨论的是“为何主德”的意义根据问题。董仲舒的这一理论重构标志着汉儒完成了从“刑德之术”向“德教之道”的升华。

第三场由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教授任主席。按照发言顺序分别为：发言人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评论人浙江大学吴彬彬助理研究员；发言人乐山师范学院齐义虎教授，评论人中共中央党校任崇彬讲师；发言人浙江大学吴彬彬助理研究员，评论人陕西师范大学苏鹏辉讲师；发言人复旦大学洪涛教授，评论人复旦大学夏蒙博士。

邓秉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齐学与西汉政治——几种流行的王朝推命之术》。邓秉元指出：晚近以來，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把政治权力（君权）理解为私人性统治集团所独占，政治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在这一视野下，政治领域常常被简化为利益竞逐的现场，学术则被化约为政治（尤其是统治者）的工具。殊不知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君者，群也”，政治因此也就是合群之道。在发言中，邓秉元总结了汉代经学的几种致用取向：首先，“曲学阿世”与“以道正君”并存；其次，作为知识体系及价值之源的经学还具有教化之用；再次则是作为“道术”而得到朝野尊信的经学。后者尤其体现在以翼奉、郎�及纬书所代表的齐《诗》学之中。在邓秉元看来，齐《诗》学的政治理论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以五性六情为中心的观人之术，二是以阴阳灾异观察时政，三是以三基、四始、五际之说推算国运。在发言中，邓秉元回顾了春秋时代“历法变革”对殷周天命观嬗变的重大影响，随之讨论了汉代流行的几种推演“帝王世运”之法：五德终始与《三统历》； 易学中的两种推运之术；等等。作者最后指出，基于对齐《诗》学三基五际等观念的重新诠释，两汉时代有关七十年更化、三七之厄、四七之际、五七之厄，以及大量与七十、七十二等神秘数字有关的历史观念可以得到系统的理解。不仅如此，发言中还重构了新莽与东汉初年的相关史事。

齐义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官制改革看王莽对儒家理想政治的制度想象》。齐义虎指出：自班固的《汉书》之后，古代史家对王莽的评价多视之为道德的伪君子、阴谋的篡权者。但20世纪以来，以胡适、顾颉刚、钱穆、吕思勉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王莽从以往的“全盘否定”变为“逐步肯定”乃至“全面翻案”，将其视作怀揣着儒家理想主义而最终改革失败的悲剧性历史人物。王莽改制并非仅仅出于其个人之政治偏好，实乃是西汉末年儒家思潮与政治现实的时代大趋势和共同期待。发言以为，不应以成败论英雄，通过对王莽改制中官制改革内容的复原，重现那个时代儒家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图景，并尝试分析其失败的原因，重新审视“王霸道杂之”的汉制理性精神。

吴斌斌助理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张浚与南宋初年的军政局势——基于史评歧异的考察和延伸讨论》。吴斌斌指出：南宋初年，张浚是除了高宗、秦桧之外，对军政局势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其在历史上的评价呈现出明显分歧：或比作周公、谢安等安定社稷的有功之臣；或以为志大才疏，应为当时的一系列战争失利负责。细案史料，可发现：张浚确实对南宋的宏观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是畿辅重地，还是川陕、京湖、两淮三大战区，张浚皆为扭转南宋的战略劣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其最终的失败则源自宋代系统性排挤武将（含掌握兵权的文臣）的制度环境。张浚曾立足儒家的贤能政治及心性哲学的传统对这一困境作出剖析并试图突破，但最终没有成功。“君主集权”与“贤能分权”的矛盾是重塑当时政治格局、战争局势的根本动力。

洪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率西水浒，抑或砦结水浒——“水浒”义考》。洪涛指出：“水浒”一词在今本《水浒传》中的出现，应不会太早于其成书，或就在其成书前后。前人已认识到“水浒”一词源于《诗经·绵》的“率西水浒”，但未能从正面揭示其寓意。“水浒”一词或联想自“梁山”。考“梁山”“水浒”二词的本事，在周人开国奠基史诗中曾发生过密切联系。《诗经·绵》和《孟子·梁惠王下》是有关此一史诗的两种基本文献，它们在述古公亶父迁邠止岐一事时，分别提及“率西水浒”和“踰梁山”。从两个文本看，作为周人王业之基的岐下周原皆不在“水浒”，二者的空间距离暗示了它们的精神距离。今本《水浒传》使用“水浒”一词，意在指向岐下周原（周道）这一隐身于小说之外、却于小说不可或缺的参照坐标，故欲理解《水浒传》作者之意，不能不明了何谓“周道”。据《诗经·绵》，周道含三要素：让之德、好色而重家、以农业为王业。以之对勘《水浒传》，二者之距离便昭然若揭了。恢复《诗经·绵》这一今本《水浒传》的互文性语境，是对《水浒传》有恰当理解的必要前提。

第四场由乐山师范学院齐义虎教授任主席。按照发言顺序分别为：发言人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评论人同济大学司雯博士研究生；发言人陕西师范大学苏鹏辉讲师，评论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家宁副教授；发言人同济大学司雯博士研究生，评论人同济大学陈姿桦助理教授。

唐文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儒学》。唐文明指出：余英时注意到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区别，但无论是余英时还是余英时的批评者都未能深入探究这种区别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对道统与道学所对应的两个历史阶段的分析，本发言将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儒学刻画为一种以圣王主义为政教理想、以新民主义为实践途径、以以德配位为秩序化原理的等级共和主义。不过，由于以传心而非传学或传教为道统叙事的内核，宋代理学家的道统叙事存在着敉平化的危险，而要避免这种敉平化，我们必须基于孔子为至圣的经学认识对孔子挺立学统与教统的历史事迹做出清晰的刻画。具体来说，道德之学与道德之教开显于皇，政刑之学与政刑之教开显于帝，礼乐之学与礼乐之教开显于王，而孔子作为集大成者，以道德之学统合政刑之学与礼乐之学，以道德之教统合政刑之教与礼乐之教。汉代经学家试图在新的历史处境中重建政刑之教与礼乐之教，而宋代理学家则试图回到孔子，以孔子的统合思路重建儒门学术与教化，虽然他们可能低估了民性堕落的严重程度。

苏鹏辉讲师的发言题目是《君民一体：〈程氏易传〉中的“戴君说”发微》。苏鹏辉指出：自汉儒推尊经学，即以《周易》为政教渊薮。在这一传统下，作为北宋义理易学之典范的《程氏易传》，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哲学内涵。“戴君说”为其经世论政之要目，见于<比><否><观>等卦的注解之中。本发言基于观念史的考察，将《程传》“戴君说”溯源及于《尚书·大禹谟》，考究汉唐间“戴君”的语辞应用，认为其传统解释限定在现实式的、功能性的范围内，从养民之政的绩效角度解释君道根据。《程氏易传》则突破了汉唐解释传统，在新的本体哲学基础上系统论证君主政制的思想理由。回到经学视野，《程氏易传》中的“戴君说”基于《大禹谟》颇具幽暗意识的心性发微，于公共世界的万象分殊中推求天理之一，重新构造了君民一体的王道理想，展现了古典政教哲思深探群学之要的精义。

司雯博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扬雄〈太玄〉中的君道构想及其在理学语境下的再审视》。司雯指出：扬雄因仕于新莽，被宋代诸多士人视为德行有失。其中，扬雄所著《剧秦美新》最受诟病。《剧秦美新》在各个角度论证新朝代汉的合法性，同时也体现出扬雄对新莽政权的复杂态度。这种矛盾，可追溯至扬雄早期的拟经之作《太玄》。《太玄》展现了扬雄对天道因革规律的认知以及其君道构想，同时也隐含着他思想中“作者—王者”相分的困境。扬雄理想中的君主，能够对因革之道形成自觉体悟，故而尤为强调君主之“智”。到了宋代，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对扬雄人格与思想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他们以“天理”为核心，确立君臣道义的统一性，由此形成“君臣共治”、以道辅政的理想模式。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士大夫与现实君主之间以道义相维系的紧密关联。理学对扬雄思想和形象的解读与重构，既是对“正统”观念的强化，也使扬雄对天道循环、历史变易的深刻思考，在“莽大夫”的评判下被长期遮蔽。跳出“正统”观念的束缚，有助于对西汉与宋代两种不同君臣关系的建构予以同情之理解，进而厘清以扬雄为代表的西汉士人在帝制初期的政治理想，及其对后世政治文化发展路径的潜在启示。

第五场由复旦大学洪涛教授任主席。按照发言顺序分别为：发言人海南大学余一泓副研究员，评论人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发言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家宁副教授，评论人聊城大学李政讲师；发言人复旦大学夏蒙博士，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张士媛博士。

余一泓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皇极”之后：从辨伪〈周官〉到思考共和》。余一泓指出：近代中国君政向民政的嬗替，深刻改变了儒家政论的格局。作为传统外王学要籍的《周官》，其权威虽大不如前，却仍因传统学术并未退场，持续引发从康有为到熊十力等学者的批判性阅读，衍生所及，出现了从本国历史中寻找共和政制资源的学术活动，钱穆的言说即为显例。与此相对，则是张君劢与牟宗三对“旧外王”与“新内圣”关系的重构，以及徐复观对《周官》恶政的判定。对照精通《周官》的薛学潜所撰共和蓝图《政本论》，更可看出政制新思与经史旧学脱节之必然。隐藏其间的民权落实与秩序建立之张力，在现代中国思想中重要而略受忽略。本发言以“君政—民政”为主线，重构从《周官》辨伪到共和思考的思想历程，为理解儒家政论的现代调适提供新见。

顾家宁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典范与桥梁：钱穆的黄宗羲诠释与儒学精神的现代转化》。顾家宁指出：黄宗羲在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诠释提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构成了理解儒学理想精神的典范；另一方面，《明夷待访录》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价值原则，代表了历史演化的高级阶段。政学问题与法治问题，构成了钱穆理解、反思中国传统政教文明并进行现代转化的关键立足点，《明夷待访录》有关“学校”与“治法”的论述，正构成其思考儒学政教理念现代转化的思想基础与灵感来源。从黄宗羲到钱穆的学术谱系，构建了儒学政教精神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思想桥梁。钱穆的黄宗羲诠释呈现出明清之际至二十世纪两代儒学代表人物间的思想传递轨迹，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儒学现代转型的典范与路径，此即在坚守文化主体性与历史延续性的前提下，吸纳融合自由、法治、民主等现代价值，探索其与中国历史语境的创造性融合。

夏蒙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天文、史官与早期中国政治秩序的起源》。夏蒙指出：政治制度的设置及其形态，是不同利益群体经过一段时间政治斗争后的结果。一个文明的早期政治制度就内蕴了这一文明体在成形之初的政治斗争结果。因此，通过对早期中国政治制度的探究，可以洞悉早期中国政治秩序的逻辑，从而反推早期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如何起源的。“天官”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极重要又极具封闭性的一类职官，其重要性自有夏一代直至明末清初不曾有减，但“天官”的实际职权却在上古三代以后被逐步削弱。同时，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官僚制度中，“史官”是作为天文职官制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而后才逐渐分化成独立的官职。通过对中国古代天文职官制度及其演变趋势的考察，可以透视中国上古政治秩序的演变逻辑。在此基础上，关于中国文化思想根源的“巫史传统”论，似可再商。

复旦大学洪涛教授最后致会议闭幕词。他说：经过一天的畅所欲言、精彩纷呈的讨论，会议圆满结束。感谢各位学者的发言，议题涵盖面甚广，讨论富有深度，留下许多思考空间。在座各位，或更关心古代政制的存亡继绝，或更关心如何从古代政制中转出现代政制，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些人更保守一些，有些人更开放一些？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答古代政制，还是现代政制，何者更能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这涉及对当下时刻的认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明，曾经万众景仰的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出了问题，遭遇了挑战，这一点，哪怕建制派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也是承认的，他们意识到伴随于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体化程度的日益提纯的，是“利维坦”的日益强大，是一种全控制世界的降临；他们意识到自由主义对古典文明的积极瓦解，同时也在截断自身的源头，使自己日益枯竭。显然，20世纪西化派那种以灭绝自身传统为代价，照搬“西方现代”的做法，今天已不可行，因为这个“西方现代”早已问题百出。今天，距离写下《君主论》已511年，距离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建立也有三百多、近四百年了，五百年有王者兴，人类已经到了一个新立法时代。中国人缺席了现代立法，但可以不缺席未来立法。中国的“天下”传统最深厚，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中国人，有能力参与到为未来的天下之制奠基的事业中。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