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行十论

——以《礼记·儒行》为引

作者：贺志刚（湖北武汉）

来源：作者投稿

时间：西元2026年7月23日

《礼记·儒行》载鲁哀公问儒之行，孔子备述儒者之德容、立身、进退、忧乐、出处。其言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礼记·儒行》）又曰：“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礼记·儒行》）千载以降，儒者之所以为儒，其本在此。然世易时移，人心迁变，功利横流，人文式微，古儒之道与今之世情多有扞格。古之行履，尚能践于今日？今之儒者，当何以立身行道、接续斯文？余静坐自省，积年深思，略得十端，不敢私藏，爰以《儒行》为引，试论当代儒者之行。

一、为学立志——儒者之始

《儒行》云：“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礼记·儒行》）立身之始，莫先立志。余年十五始读孔孟，初闻圣言，顿觉先贤智慧贯通古今，凡己百思不解者，圣人数语即破。遂立志承续斯文，以孔孟之道自任。继而泛览荀孟，旁参老庄，兼涉墨杨，愈知先哲之思历久弥新。今人或迷于功利，或溺于俗见，若儒者不复立志继往，则斯文谁续？余此后又遍览群经，通读国史，取汉魏宋明诸儒传承之绪，参晚清近代维新变革之章，终溯熊十力新学之旨（熊十力，《新唯识论》）。常自铭曰：承先贤遗风，继往圣绝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志者，心之所向，非空言虚论。有志者不迷，志定则知所处、明所为，立身有本，行事有序。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即是立志，立志即是立命。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无志则无立，无立则无新生。人生之始简，其终必巨，常人困于简易而怠惰，慕于宏大而贪求，立志正所以克此弊病。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儒家之本，不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此志，则妄称儒者，空论儒学。治平之志，可化为“为万世开太平”之愿。志立则本立，本立则道行。知本而无志，是为苟且；有志而践其本，虽不成亦不失君子之道。天下若无儒，则人心无归；儒者若无志，则斯文不传。兴儒之要，首在立志；多一立志之人，便多一线斯文之望。

二、修身克己——儒者之本

《儒行》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礼记·儒行》）此修身克己之旨也。余尝论：修身者，克己为先；齐家者，待人以礼；治平者，广教以仁。克己最难，待人次之，教化又次之。克己而后心定，心定而后身安，身安而后能立人。

克己之要，在乎诚其意。古人所谓“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诚也。《中庸》曰：“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率性非纵欲，乃尽其性分之当然。仁者先难后获，其难即在克己。世人非不知礼义，多是知而不行、行而不恒，病根在心不愿。知而不行，非真知也。

当代儒者通病，在于知易行难。然此病自古已然。古人行难而知易，今人知易而行难，盖古者尚群而求广大，今人趋私而争苟安。正因行难，方显儒者担当。能克己，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皆由此出。

三、守礼兴教——儒者之器

《儒行》备述儒者容止：“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礼记·儒行》）礼者，天地之序，人伦之纲，亦教化之器。余自幼习礼，童年聚议，已知揖让进退；及长愈知，礼非徒容仪，乃养心成德之途。

文字者，教化之基。仓颉造字，原以纪事；圣贤用文，以道化人（《说文解字序》）。故古人惜字如金，不敢轻著一言。今世文道衰微，文风浅俗，余深忧之。当代儒者当承韩愈之志，起八代之衰，复古文之质，振斯文之气，使人文重归醇厚。

礼非古礼之拘，乃日用伦常之节。行礼不必泥古，贵在因时制宜，不失敬、让、序、节之本。邻里相接、冠婚丧祭、乡饮酒礼，皆可损益旧制，制为新仪。礼行于日用，则人心有序；礼废而俗乱，则人伦无依。

四、尊道弘道——儒者之任

《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礼记·儒行》）此道尊于势之义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道统久绝，斯文不彰，当代儒者之责，在于续道统、明圣教，非借儒名以自重。

道不远人，即在日用伦常之间。以清高避世为雅，以空谈玄远为高，非儒者之正。道之不明，非道之故，乃人心昏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儒者正己之命，尽己之性，即是行道。

儒者不当避功名而遁于虚无，当明变化之道，守不变之仁。于变中求常，于常中守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利之辨即道俗之界。儒者志在明德济世，非为权位。孔子周游，非无用于世，乃道不行也。无王道则圣道难行，此千古之局。儒者之尊，在守道不失；人之不知，不足为病。

五、和而不同——儒者之度

《儒行》谓儒者“毁方而瓦合”（《礼记·儒行》），非同流合污，乃和而不同。君子之累，多在心量未开、意气未平。君子处世，当以义衡事，以情待人，可与俗处，不与俗同。然亦当慎择，毋为小人所累。

君子之困，常在于无人相知。在朝不遇，则志不得伸；在野无友，则心无所寄。然真儒不以世之知与不知为忧。君子之志，在天地古今，在心性天命，在继往开来，非在一时之得失、一世之荣辱。此乃大儒之胸襟。

当代儒者身处俗流，尤需此度量。不争一时之短长，而志在千秋；不较一己之荣辱，而守仁义之常。能容众，能化俗，斯为儒者之风。

六、继志述事——儒者之孝

《儒行》虽未专论孝道，然儒者立身出处，皆本于家国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余谓孝道，非盲从顺从，非墨守旧规。《中庸》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礼记·中庸》）继志非守迹，述事非泥古。父道有可继者继之，有当变者变之，有当革者革之，此为真孝。守旧不变，非孝也；知变而能承，方为继志。

家国同理。国之兴，在顺势变法；家之昌，在继志创新。当代儒者，孝不盲从，忠不愚忠。子能匡父之失，家道乃兴；士能谏君之非，国本乃固。此为忠孝之真义。

七、读史明道——儒者之鉴

《儒行》称儒者“博学而不穷”（《礼记·儒行》），史学为博学之大端。六经皆史（章学诚，《文史通义》），史者，道统之所寄。古人重史，故文脉绵延不绝；今人轻史，故文化无根无源。不知来路，焉知去路？文化精神，皆自史中出。

昔科举取士，必重史学，以史明治；今世之学，重术轻道，重今轻古，故士人无根，人心无归。文之不振，由史之不续；人之不才，由不知史。愿当世读史之风再起，则斯文可复，道统可续。

读史者，非记其事迹，乃明其义理、知其治乱、识其道统。儒之兼容广大，在六艺统摄诸学；儒之能久，在通古今之变。当代儒者不可不读史，不可不明统。

八、观时用势——儒者之智

《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礼记·儒行》）此审时度势之智也。时者，变化之序；势者，变化之机。道之行，必待其时；道之行远，必借其势。

儒者能察势，亦能守道。察势者，知世事之变；守道者，不逐功利之趋。小儒逐势，大儒驭势。逐势者，势变则道变；驭势者，道立而后势从。

时观古今，势察当下。不知史则不知今，不知今则不能造时。当代儒者，当以道帅势，不以势帅道。志在天下归仁，非图一己之名位。儒兴则仁兴，仁兴则世安。

九、明辨义利——儒者之衡

《儒行》云：“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礼记·儒行》）义利之辨，儒者立身之大节。

功名利禄，人情所不免，不必苛责。然取之有道，处之有度。义者，正其位也；位正而后利得其宜。义利相衡，则人心定；位序不乱，则世风淳。

今世之弊，在民知利而不知义，士知私而不知责。义利不分，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教化难行。当代儒者，当以义为先，以利为后，不诱于利，不迫于势，守义不移，立身不苟。

十、人心重建——儒者之行

《儒行》终篇曰：“儒有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宽裕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宽裕非苟同，乃大度以行道。

百年变革，传统断裂；近世以来，教化陵夷。今世倡兴儒者众，或倡读经，或结社讲学，然皆难成大势。盖兴儒非一人一事之功，乃时势、人心、制度合力之果。然时当可为之世，儒者尤当奋发。
儒者之用，重在治世，不在得天下。《论语》之道，内圣外王，非权谋之术，乃王道之本。当代儒者，不当空谈高远，当通时达变，知行合一。圣贤无不通世务，无不变通，亦无闭门独守而能化天下者。

兴儒之要，首在正名，次在重建人心。国人非无信仰，乃失传统价值解释体系。人心重建，必由斯文教化。再造士风，重塑君子人格，使有德者为表率，使斯文化为日用。或依托民间书院、社区儒学等教化载体，培育新型士人群体，此乃当代儒者之大任。

乡治淳则民俗厚，士风正则人心正。钱穆谓古代乡村自治自由，乡绅族长维系教化（钱穆，《国史大纲》），此道今日仍可借鉴。现代治理重经济、重绩效，道德教化日渐式微，当代儒者当深思之。

结语

《儒行》所言儒者之行，非高远玄虚，乃日用躬行之实。当代儒者承先贤之志，续往圣之学，究天人，通古今。其为学也立志，其修身也克己，其行礼也因时，其弘道也入世，其处世也和而不同，其孝亲也继志创新，其读史也明道知统，其观时也守道驭势，其义利也守义安人，其兴儒也重建人心。十端并举，即是当代儒者之行。

道在天下，不可一日无儒；儒在当世，不可一日无行。儒者笃行，则道在其中矣。

谨以此论，共勉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