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暨主题报告

来源：“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五月廿一日庚辰

          耶稣2026年7月5日

2026年7月4日，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主办的“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在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围绕“经学的成立与历史展开”、“经学的思想与理论”、“经学与中国文明的构建”、“经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经学的文本及其诠释”、“经学的现代转化及其理论创新”、“经学与小学”、“经学与传统人文学”等前沿问题展开，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渤海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浙江省委党校、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淮阴师范学院、杭州医学院、郑州大学、五邑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乐山师范学院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从不同进路、以不同方式、在多个议题上推进了对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学术的研究。

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致辞。

周江洪副校长首先代表浙江大学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引用书记2024年11月7日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指出经学研究只有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中，以经学与古典学提供的智慧滋养现代人的精神与文化生活，回应人类当下的现实挑战，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被激活。马一浮书院作为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研究的重镇，理应承担时代交给我们的使命，推动经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杨国荣教授以“经学与文明”为核心，探讨了“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中国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多项跨文化比较课题。指出文明以人性为内核，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提出仁道的观念，肯定人是目的，并具有内在价值。近代以来，康德更明确地把人是目的看作是基本价值原则。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性存在，人包含着人之为人的尊严。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均涵盖文本研究、政教与意识形态多个维度。但古埃及等古文明已然消逝，而经学与中华文明则与时俱进。当代经学研究不能仅将其作为历史遗产，既要继承文本研究的传统，亦要结合当代理论挖掘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涵，立足当代、面向未来。

开幕式由马一浮书院副院长陈赟教授主持。

大会主旨报告

接下来，八位专家代表分别报告各自关注领域的前沿问题。

浙江大学虞万里教授提出，石经研究的方向与任务有：梳理、追踪重要残石出土及流转收藏轨迹，正确定位与复原残石，比勘残石与传世本文字，解释今古文文本和汉代经师汉读的关系。虞教授以台湾所藏《春秋》熹平残石为例，论证此石确于1934年出土于牌楼庄朱家圪塔，先由河南洛阳金村当地古玩商贾王道中收藏，日人曾以四万金市之，王氏坚决拒绝。后李杏邨以银元一万五千元购得。洛阳沦陷时，运藏在熊耳山深处。战后秘运西安。1964年入藏台湾历史博物馆。熊梦宾、马衡、朱铸禹等均为拓本题跋。战乱中，曾流传原石被毁的不实传言，九十年代方确认其存于台湾。罗振玉曾得拓本，并参照《经典释文》进行校勘，王献唐考证《春秋》残石用严彭祖本，马衡复参酌群经、金文、《广韵》等校理异文。台湾学者赵铁寒、吕振端、叶程义等纂续前修，在复原碑式、考释异文等层面迭有新证。

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带来“齐《诗》三基四始五际诸说新论”的主题报告。邓教授总结了汉代经学的几种致用取向：首先，“曲学阿世”与“以道正君”并存；其次，作为知识体系及价值之源的经学还具有教化之用；再次则是作为“道术”而得到朝野尊信的经学。后者尤其体现在以翼奉、郎顗及纬书所代表的齐《诗》学之中。邓教授梳理了汉代齐《诗》传承脉络，依托《汉书》、《后汉书》与《诗纬》文献，辨析三基、四始、五性、六情等核心概念，重构齐《诗》究极天人的理论体系。并讨论了汉代流行的几种推演“帝王世运”之法。

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以东京大学藏明应本、要法寺版《论语集解》为例，深入探讨《论语》在东亚区域的传习流布。吴教授指出，本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注日本古钞本《论语》文献，但对和刻本《论语》缺乏足够的重视。报告聚焦古刻明应本和古活字本要法寺版两种《论语集解》，说明其刻印过程和版本特征，揭示其与日本古钞本、正平版等诸本的版本关系，呈现其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从经学角度重新审视《文心雕龙》的文化渊源。戚教授认为，《文心雕龙》是以经典为根本，从经学内部生长出关于文章之学的基本理论。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刘勰以“道”为本原，以“圣”为楷模，以“经”为标准，可以说，《文心雕龙》是经学开出的文论之花。所谓“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文章不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雕虫小技，而是经学在制度、政教、礼乐、辞令诸层面的延伸和运用。《文心雕龙》以经典为根柢建立一套足以统摄文章源流、体制、技巧和批评的话语体系，从而成为经学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创造性展开，成为光辉灿烂的经学之“华”。

浙江大学吴根友教授分享了本人关注“马一浮性心论”的心得体会。他指出，作为第一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马一浮的性心之学特别强调每个人的性分自证自悟，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30—40年代里，他希望读书人与社会精英人士通过性分的自证自悟以挺立个体精神的主体性，同时也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性。他甚至认为，“六艺之道”也是从人的性分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圣人安排出来的，一切学问与一切事功，都只有从自己的性分出发，才能获得真正的根基，才能可大可久。在今天看来，马一浮的性心之学有夸大精神主体性作用的不足，但在他那个事事不如人的特殊年代，对于提升民族自信心，确立社会精英的个体主体性与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均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山东大学曾振宇教授的报告为“赓续与转向：董仲舒孝论特点发微”。他指出，孔子将“敬”确立为孝行的道德基础，曾子继而将孔子思想阐释为“忠爱以敬”。“敬”的本质是“爱”。董仲舒将“义”确立为孝行的道德基础，并从宇宙论和仁论两条路径论证孝存在正当性，从“火生土”推导孝属于土德，从“阳气仁”推衍子孝父。唐宋以降的思想家基本上舍弃了宇宙论而改从本体论证明孝存在正当性。周敦颐以“诚”论孝，朱熹以“天理”论孝。王阳明以良知诠释“为何要事亲”，以知行合一范导“如何去事亲”。王阳明将“深爱”建构为孝的道德基础，以“深爱做根”。从孔子、曾子的“忠爱”发展至王阳明的“深爱”，不仅是“爱”情感的复归，也是从血亲伦理到道德哲学的升华。

湖南大学陈仁仁教授揭示了“《易传》人道论”的文明论意涵。他分析，孔子论“仁”论“义”，将仁与义突显为一种根本性的思想观念。到《易传》以“仁义”为“人道”，进一步确定了“仁义之道”的形上基础。《孟子》则以“仁义”为“人性”，乃是对以“仁义”为“人道”在形上内容上的充实与具体化。以人性为基础的人道，才是真正的人道。人道与人性均从形上言，形上之“仁义之道”贯通于形下之“礼义”而通行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由此为现实社会生活之“文明”属性奠基。

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以“守先待后与因时而变——晚清大儒俞樾学术‘新变’的多维透视”为题陈述报告，他指出，俞樾既承乾嘉朴学之绪余，又在诸多方面做出深刻“新变”。在学术取向上，从纯粹的考据之学回归经世致用；在研究领域上，从以经学为中心拓展至诸子学、史学等众多层面；在学术立场上，从汉宋之争走向兼采、会通；在知识谱系上，从经学跨界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在语言学方法论上，从传统的训诂考据上升至文法规律的总结与归纳。这五个维度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俞樾学术“新变”的完整图景。俞樾的“新变”并非对乾嘉传统的背离，而是在“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驱动下，对朴学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大会主旨报告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教授、浙江大学傅杰教授担任主持。

截止发稿之前，4日上午的议程已告一段落，专家学者将于4日下午和5日上午继续探讨经学与中国文明的相关问题，期待本次研讨会能带来不同领域、不同文明范式及文化传统的交流互鉴，为经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撰稿：吴斌斌/摄影：蒋筑磊、叶浩然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