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幸我与船山的结缘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作者：夏剑钦

来源：“船山学刊”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闰六月廿七日辛酉

          耶稣2025年8月20日

庆幸我与船山的结缘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夏剑钦

夏剑钦，1945年生，湖南浏阳人。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岳麓书社社长、编审。曾主编《十三经今注今译》，任《魏源全集》执行主编，参与校点和修订《船山全书》，退休后参与编纂《湖湘文库》，任编委会副主任。著有《浏阳方言研究》《通假字小字典》《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魏源传》《船山简明读本》《心仪集》《传道济民与湖湘文化》等，曾笺注《刘善涵集》。

我有幸结缘船山，参与《船山全书》的编校和修订工作，并涉足船山学的研究，应该从1982年算起。那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工作。其时我在浏阳一中读书时教我们语文课的邓潭洲先生正被借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校有关船山研究的著作，为即将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做准备。这些著作包括他自己系统研究船山生平思想的《王船山传论》。那时我和先生都住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在上大垅的一栋居民楼里。他家住四楼，我住六楼，我们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有一天先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是好时代，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多做点事。你学的汉语专业很有用，但也不要局限于古汉语与方言研究，还可以多读点别的书。湖南历史上有许多人物值得学习研究。你可以用古汉语作拐棍，钻研一点湖南的历史。”说到他正在撰著中的王船山、谭嗣同有关著作，他有些激动，认为这两位先贤都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人杰”。说船山作为一位遁迹荒陬、身居瑶洞的乡间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发愤著书如许之多，治学范围如许之广，更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其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特别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景仰。先生的这一席话，对我来说可谓振聋发聩、醍醐灌顶。

1983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吴慈生同志来长沙组稿，通过我社历史室主任徐日晖同志找到邓潭洲先生，请他为当时的“祖国丛书”撰写关于王夫之、谭嗣同的两种通俗读物。先生勉强接受任务后，将写王夫之一书的任务交给了我，并鼓励我说：“不要怕，这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机会，先读一些船山的著作和有关船山生平的书，读几个月再动笔也来得及。”他随即从书架上取下《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和《黄书》《噩梦》等船山的代表作，要我读后再来拿船山先生的年谱和师友记等资料。随后的数月，是我自复旦毕业后又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时光。先从各书的前言入手，了解大致的情况。苦读数月之后，即动笔以“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为题，写成8万多字的初稿，请邓先生审读后于1984年底寄往上海。1985年排出清样时，我已在桑植县任职锻炼。在桑植看完清样后，该书于1987年出版发行。这是我涉足学术，研读船山著作，撰著介绍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影响的第一本小书。感谢恩师的引领和指导，从此日益景仰船山，并于1995年在《求索》发表了《略论王夫之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一文。

1990年6月我被调入岳麓书社任副社长。当时的岳麓书社正在加紧进行《船山全书》的编校整理。负责全集整理重任的杨坚同志，是1983年就被评为编审的老专家。他曾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承担过《郭嵩焘日记》的整理编校工作，此时虽已年届花甲，但他深知兹事体大，且较之他编校《郭嵩焘日记》更艰难。《船山全书》不仅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四部，且文字古奥艰深，流传的版本复杂难断。为了加快进度，争取尽早全套推出，我调入岳麓书社不久，他就郑重邀请我参与《船山全书》的编校工作，要我帮助整理全集第十二册的子部八种。

我从杨先生手中接过已收集好的那一袋沉甸甸的书稿资料，首先翻阅《张子正蒙注》的2种抄本和6种印本时，顿感责任重大，必须谨慎为之。因为船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受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影响最大。邓显鹤在《船山著述目录》中说，船山“生平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原本渊源，尤在《正蒙》一书，以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之能易”。船山临终前自撰墓铭，有“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之语，足见其对张载横渠先生信仰之坚定深切。

《张子正蒙注》是船山以注解张载所著《正蒙》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当时的《船山全书》编委会已搜寻到《张子正蒙注》一书的版本有2种抄本、6种印本，而其中由船山学社副社长王兴国同志1984年从船山十二代孙衡阳王鹏处所复印的标明为“朱宏燝较”的手抄藏本尤令人眼前一亮。

此抄本颇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字迹为正楷，体势端严凝重，点画结构一丝不苟，笔致与传世的船山手迹《显考武夷府君行状》《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自题墓石》及《噩梦》等完全相同，其为船山手迹无疑。二是此本文字只避明代帝王名讳和船山家讳，而不避清讳，如明思宗朱由检的“由”字缺中间短横或写作“繇”，“檢”字缺右下角的“人”，船山之父王朝聘的“朝”“潮”等字均缺笔，“廟”字则或缺笔，或写成“庿”。但原有版本中最早的湘西草堂刻本和刘氏抄本，都既不避明朝的讳，也不避王船山父亲的讳。三是这个抄本的末页有小字注明“乙丑孟春下旬丁亥成，庚午季夏月重订”，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二十七日船山67岁时成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船山72岁时重订。这一行小字与刘氏抄本所注的“壬申腊月二十八日蕉畦副本，丁亥重九后一日刘口口”小字，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船山之子王敔（号蕉畦）抄录副本，康熙四十六年（1707）刘氏重行抄写，正好说明了《张子正蒙注》一书先有船山手抄朱氏校本，再有蕉畦副本，再次为刘氏抄本的源流关系。第四点更耐人寻味，此抄本每面九行，每行17字，而照蕉畦副本所刻的湘西草堂刻本和刘氏抄本，及往后相沿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印的衡阳学署本、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节署本等，凡有脱落处，字数都与此抄本一行17字相合。如《动物篇》“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一节，船山注文“物物有阴阳，事亦如之。其[为同为异，各有所屈，各有所伸，以成乎多寡、]小大、吉凶、善恶之形；知其所屈，而屈此者可以伸彼，知其所伸，而伸者必有其屈”，刘氏抄本及各印本均无方括号中17字，此17字则恰为朱氏校本之一整行，可见蕉畦（王敔）录副时即跳行脱落，导致其后各本相沿脱落无从查知。

我十分庆幸王鹏家藏抄本的深藏复出，庆幸船山此著原始祖本300年后的今日再现。遂与杨坚同志商定，以此抄本为底本与原有各本进行对校，过程中竟发现各本相沿之脱文有40余处240余字，讹误20余处20余字。而用此本订正补出草堂本后各本因避清讳而出现的白框空格和糊墨之字就更难计其数了。如《可状篇》（别本为《乾称篇下》）“此人伦所以不察”一节，船山的注文云：“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其中的“中国沦没”被删，“肤发”改为“名义”，“蒙古兴”改为“宋亡”，就都靠这个祖本来补正。此本保留船山著作原貌的情况，我当时就在《求索》1990年第5期以《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版本新发现》为题予以发表，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此书8种，于1991年上半年编校定稿，1992年12月初版印行。这是我继20世纪80年代读船山著作、撰著《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以来，又一次集中研读船山著作的难得经历，对我进一步了解船山思想和提高古籍校读水平帮助很大。我在整理古籍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整理、校点古籍，关键在于求真、求善。真，是去伪存真，恢复作品的本来面貌。善，是拾遗补阙，纠正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形成的错误或缺漏。古籍整理工作艰苦，需要十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踏实细致的工作态度。而这一过程中，选好底本尤为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关键。只有认真选择底本，理清版本源流，找准比较原始的版本作底本，才能事半功倍，为读者提供一个完善而可靠的版本。所以我很感激杨公，他是岳麓书社最受大家尊重的老党员、老编辑，也是推荐我参与《船山全书》编校和修订工作的伯乐和引路人，我与他可说是心心相印的忘年交。

经他苦心搜集、精编精校的《船山全书》于1996年整体推出，一次性印行1200套，受到读者欢迎。杨公获第四届“中国韬奋出版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船山全书》也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我又应杨公之邀，参与审读修订了《船山全书》的第九至十三册，在修订中纠正了原书的一些差错。后来又在修订湖湘文库版《船山全书》过程中发现了第十四册《楚辞通释》所用的湘西草堂本，为给该书所录王扬绪、王扬绩《跋》文所缺148字白框缺文全部补齐，我到了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当年造成白框是因为杨坚同志编校时所依据的是湖南图书馆的湘西草堂残本，而没有借到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所藏该书的完整全本。我于2017年5月到省社科院图书馆善本珍藏室借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湘西草堂刻印的《楚辞通释》两册，惊喜得双手有点发抖，发现其内容完整，一字不缺，解决了原来存在的诸多问题。于是在《船山学刊》2018年第5期发表了《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的编辑出版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张子正蒙注》版本的新发现与《楚辞通释》足本的借阅，是我与船山先生有缘而难得的幸遇，我感激这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时代，使我能够结缘船山，受到船山文化的滋养，乐在自己喜欢的古籍整理事业中。

通过这段时间对康熙年间湘西草堂本船山名著整理、传播及其影响的了解，我又相继写了《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船山学刊》2017年第4期）、《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第一代学人》（《船山学刊》2019年第4期）等文在《船山学刊》发表。多年心仪船山，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与《船山学刊》和众学者之间的交往与了解，尤其是几十年坐镇船山学社且负责主持学刊工作的王兴国先生，不仅使船山学研究蒸蒸日上、长盛不衰，且使我们这些叨陪左右的人都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对于我来说，不仅要感谢他为《船山全书》编辑出版所作的重大贡献，更有对我个人帮助的有求必应和鼓励支持。学社、学刊朋友圈的亲热和学术氛围更令人时思奋发，如王泽应、陈力祥等先生的船山研究成果就常使我感佩不已。

2019年，为纪念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我也老骥伏枥，为心仪的船山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岳麓书社之约，为方便读者入门船山学，选注了一本浓缩船山诗文与学术精神的小书《船山简明读本》，以作为祭奠船山先生英灵的一缕清香，并借以表达我多年心仪前贤、景仰船山的一片赤忱。二是为纪念20世纪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的整理出版，撰写了一篇《船山学社、岳麓书社与〈船山全书〉》的长文，由《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刊出。此文叙述了船山学社、岳麓书社搜集整理船山著作，而最终集大成出版《船山全书》的历史。这篇文章从20世纪80年代船山学社的恢复、岳麓书社的创建开始叙述，重点叙述了《船山全书》的编纂体例、版本资料收集、存世版本以及新编《船山全书》的特点及其获奖、修订等要事逸闻，可说是一篇详细记叙《船山全书》整理出版的专题信史。

其中在叙述新编《船山全书》的特点时，我特别增加了第四个特点，那就是除前十五册系船山著作外，杨公还广泛收集船山传记、年谱、杂录等有关船山的各种资料，辑为第十六册以供读者阅读船山著作和研究船山之重要参考。此书字数达117万，大都是杨公一人苦心搜索后一字一句手录于湖南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的，可见其为全书完善之艰苦卓绝和良苦用心。其时省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均为杨公专设了工作室，杨公索书后即一边研读、一边录其所需。他中午也不休息，就将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一个馒头一杯开水作午餐，吃完又手书不止，直至馆方人员下班。所录蝇头小字，后又整理誊抄为书稿，其所书丛集稿纸足高二尺，当时发稿至出版科，让人咋舌称奇！

吾生也幸。尽管一辈子做的是与文字、与出版打交道的编辑工作，但能有幸结缘船山学，并在整理船山著作和做注释推广船山著作中得到船山思想和精神的滋养，得到《船山学刊》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深感三生有幸。值此庆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之际，祝愿学刊继续发扬已形成的“立乎其大”“着眼于远”和“显察于微”的独特风格，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姿态和船山先生“开六经生面”的追求为职志，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祝百年老刊历久弥新，越办越好，让更多的学人从《船山学刊》得到有益的帮助！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