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周代启蒙”图景的全新描绘

作者：石海光（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七月初五日戊辰

          耶稣2025年8月27日

《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祁志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第一版，160.00元

2020年，祁志祥教授提出“重写中国思想史”的宏大命题，引起学界关注。这是一位总是能用行动践行愿景的学者。继2022年完成出版“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4万多字的《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之后，祁志祥最近又推出了“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54万多字的《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前者是纵向的历时叙写，后者是横向的逻辑建构；前者是“有思想的学问”，后者是“有学问的思想”。本书在《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若干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主要范畴和命题入手，以“人的觉醒”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周代思想史的内在逻辑，全面描绘出了“周代思想界的启蒙盛景”，有力论证了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具有奠基意义的“启蒙”时代。书中也就许多关于先秦思想史演变规律的成见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第一至第九章着力构建周代“人的觉醒”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制度根基及其核心表现形态。第一章概述夏商神学蒙昧的思想面貌，为周代祛弊启蒙提供了鲜明的历史反衬与起点。第二章基于对以往中国历史发展“原始公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段论的匡正，深入探究了周代思想繁荣的制度根源——政治分权的封建制，创新性地论证了催生思想相对自由直至百家争鸣盛况的关键土壤，揭示了思想解放与社会结构的深刻联系。第三章作为“破题”之作，系统阐释了“人的觉醒”的核心内涵，即周人对“人”自身的本性、作用、地位的全面自觉。这构成了后续一切“人道”思想的基石。第四章则将视野投向外在世界，分析周代世界观与认识论的理性发展，证明“人的觉醒”不仅关乎自我认知，也体现在对客观世界理解的深化，同时对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之问做了有力回应。第五至七章分别从“百家之学”的宏观风貌、逻辑学（名实之辨）的思辨高度、游说学（纵横之术）的心理洞察三个具体维度，立体展现了“人的觉醒”在周代各个思想领域的璀璨成果，印证了理性精神的蓬勃生长。第八章聚焦“天人之辨”，动态梳理了周人如何从早期“尊天敬神”“以人法天”，逐步转向“贵人”“先人”“人定胜天”的“以人为本”主导倾向，清晰勾勒了人神关系重心转移的思想轨迹。第九章深入阐述了崇德观念与德治思想的崛起，揭示了周人如何将“德”提升至近乎“天命”的至高地位，并通过制度设计将其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成为周代区别于商代的最显著标志。此章既是对“人的觉醒”在社会价值层面最高体现的总结——人通过道德修为主宰自身祸福，也为下编系统展开以“德”为核心的“人道”（内圣外王）体系铺设了道路。

下编第十至二十六章在上编奠定的“人的觉醒”与“崇德”基石之上，系统、深入地剖析了周代“人道”思想的结构系统，特别是其“内圣外王”的总体框架及其丰富的政治伦理实践。书中详细阐释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君子之道”（仁、义、礼、智、信、孝）与道家虚静无为的“真人之道”，构成了周人“修身之道”的完整图景；同时，通过对“孝道”从行为规范到伦理内核再到“孝治”的政治化提升的论述，以及对周代教育思想（学以致道、有教无类、师道尊严）及其制度化实践的挖掘，全面展现了周代“内圣”之道的深厚土壤。“外王”方面，作者系统揭示了周代政治思想中闪耀的理性光辉与现代性萌芽，详实论述了君权来源的理性化、君臣关系的双向契约、“君臣异术”的治理智慧、“尚贤”理念的制度呼唤、“民本”思想的基石地位、“革命”权利的合法确认、“仁政”思想的历史绵延，以及富民为本、民心为要、礼乐教化、法辅仁政、“仁义”之下的用兵思想。如果说上编聚焦于“觉醒”何以发生及核心表现，下编则致力于揭示“觉醒”所构建的完整思想大厦——“人道”的理性蓝图。上下两编各居其要，经纬绵密，宫商得宜，构建了一个既恢弘扬厉又精微朗畅的思想体系。

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系统论证周代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的划时代意义。作者明确指出，这一启蒙的核心特征在于“人的觉醒”，即以“人本”思想深刻重塑了人与神（天）的关系，以“人道”的理性探索显著提升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它并非简单否定神（天）的存在或刻意贬低其权威，而是通过强调“德”的重要性（“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将对宇宙秩序和人间祸福的解释重心，从纯粹依赖神意（“神道”）转向了人类自身的道德实践与理性认知（“人道”）。通过详实的个案研究，全书清晰勾勒出这一思想重心转移的轨迹：从西周初年对“天难忱斯”的警觉和对“德”的倚重，到春秋时期“吉凶由人”“祸福人召”的明确宣言，再到战国时期“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高扬。这一过程并非静态的范畴演绎，而是动态的、充满内在张力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构成这些认识基本出发点的是，针对将“启蒙”的特定所指与一般内涵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其概念狭隘化（仅指西方近代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作者明确强调回归“启蒙”本义——“祛蔽启蒙”，即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这便为其将周代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启蒙时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其对争议问题的直面与突破。例如前述之通过对社会形态“三段论”的匡正，对上古至三代的社会形态发展做出了“公天下—家天下与氏族封建并存—宗法封建制”的重新界定。又如厘清“启蒙”的一般内涵与特定历史所指，论证了将“启蒙”用于分析中国思想史的正当性与深刻性。除此，另一重大突破在于明确了“人的觉醒”的时代定位。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将东周与西周割裂，避谈西周的文武周公之道对周代“人道”觉醒的奠基意义，而将“人的觉醒”归功于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本书则通过扎实的文本分析，指出不但孔子“吾从周”并非虚言，其他如道、兵诸家也都能在西周初追寻到思想渊源。无论《尚书》的“惟德是辅”，《诗经》的“昊天不平”，还是《周礼》的“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六韬》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都说明西周人已经对天的绝对权威产生理性反思，具有了明确的“人本”意识。这就将西周纳入了“启蒙”范畴，证明“人的觉醒”并非东周突然的“断裂式”突破，而是周代八百年渐进深化的过程。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绝非沉溺于故纸堆的考据之作，其终极关怀始终在于当下。作者开宗明义指出，周代丰富的思想财富“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参考、启示意义”。书中阐释的“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革命”权利对权力的警醒、“富民”“民心”的为政之本、“选贤与能”的治理之道、“礼乐”蕴含的秩序与和谐精神、“法辅仁政”的治理智慧，乃至“君臣异术”的权力制衡萌芽，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精华。本书启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深植于自身悠久而辉煌的文明传统之中。

《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是一部厚重而富有创见的学术力作。它以宏阔的视野、缜密的逻辑、详实的史料和勇于突破的理论魄力，成功地将周代推上了中国思想史上首个“启蒙时代”的应有高度，系统重构了以“人的觉醒”和“人道”体系为核心的周代思想启蒙景观。它不仅填补了学界对周代思想进行逻辑化、专题化、全景式阐释的空白，更在史料辨伪、概念厘清、理论争议回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对于所有关注中国思想源头、探寻中华文化基因、思考现代中国精神资源的读者而言，本书都是一部不可错过的著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