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学刊廿五载 我欲因之梦船山

——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贺

作者：邓辉

来源：“船山学刊”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八月廿三日丙辰

          耶稣2025年10月14日

结缘《学刊》廿五载    我欲因之梦船山

——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贺

邓辉

邓辉，1972年生，湖南常宁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尤其是船山哲学，以及历史哲学和比较哲学。已出版学术专著、编著、评注等著作多部，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级省级项目多项，主要代表作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王船山道论研究》等。

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此庆贺，贡献了许多精彩的笔墨、智识和思想。这是船山学也是以研究弘扬船山思想为己任的船山学社及其创办的《船山学报》（《船山学刊》的前身）的重要时刻，意义非凡。此亦说明自从船山思想诞生，“三百年来神不死”（萧萐父先生有诗云：“当年瓮牅秉孤灯，笔隐惊雷俟解人。三百年来神不死，船山应共颂芳春。”），也应验了坊间所传船山自道“吾书二百年后始显”。船山学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方兴未艾，已成为现当代中国的显学，隐隐指向船山所谓“吾道五百年后大昌”的目标。

回想十年前《船山学刊》创刊100周年纪念，我适逢其会，因时任执行主编王泽应教授青睐有加，使我有机会在大会上作了主场报告。回想至此，不禁感慨万千，往事不断浮现眼前。

与《船山学刊》结缘源于船山，而与船山结缘则是偶然，抑或偶然中的必然，冥冥中似乎自有注定。按常理言，作为一个衡阳人，起码当知晓船山并以船山为傲。实则不然，愚自幼处陋鄙之乡，于船山所知几乎为零。直到大学修文念哲以至于备考攻研时，于思想史哲学史之船山才略有见闻，还多是星星点点的拼凑式了解，主要是为了各种考试所做的种种应付而留下的基本印象——王船山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气论思想的主要代表。

跟那个时代绝大多数70后一样，那时的我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都在贪婪吮吸所谓西方现代文明之奶，如饥似渴，兴奋不已。凡涉及传统中国的科目，愚都成绩平平，而属于海外的则必定优异。这也使我考研选定的方向必然是外国哲学。尽管大学期间我规定自己每天背诵一首古诗词，也有阅读四书之类的典籍，还曾在一本黄山书社出版的《老子译注》上恣意批注（今天看来特别可笑且可爱），但大都属于浮光掠影，所得之见亦肤浅。三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国哲学学习，自以为收获匪浅，尤其于历史哲学领域狠下了一点功夫，颇有心得，也信心满满，打算继续深造西哲，想要去北大跟随张世英先生学习。而我的硕导也是我的学术引路人刘启良教授却力荐我读博转攻中国哲学，他当时说话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中国的学问，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作点真正的贡献。机缘巧合下，他将我推荐给了武汉大学的萧萐父先生。犹记得当时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是那套萧萐父先生和李锦全先生主编的绿色封皮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教材，我曾反复认真学习过。

得天之眷顾，我终能时常出现在萧公家，正襟危坐聆听教诲。现在回想实在很梦幻也很奇妙。记得1999年的某日，萧公突然问起我对于衡阳乡贤船山公的了解，我极其惭愧，因为实在知之甚少。萧公不以为意，他说：“作为船山的家乡人，又有一定历史哲学基础，小邓，我建议你考虑以‘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萧公是海内外公认的船山研究大家，能够有机缘跟随老师研习船山，何其幸焉！作为萧公的关门弟子，我就这么热血沸腾又懵里懵懂地成了船山学研究的一员。

记得萧公指导我学习时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哲学一定要有“历史感”，这恰与德国大哲伽达默尔特别重视历史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东西哲人心理攸同、性命相契。萧公肯认“巴蜀高士硕学唐迪风先生之哲嗣”（萧公语）唐君毅先生论船山之说，以为：“船山之学，以史为归。‘史’在船山，非记诵之学，而是可资能动取鉴的镜子。……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可以唤起和培育巨大的历史感。”（摘自萧公著《船山人格美浅绎》，发表于《船山学刊》1993年第2期。萧公多次跟我提及关于船山所写的最满意的文字就是该文。）

海外华裔学者严寿澂教授曾就此专门寄来厚重大函（内含其所作船山研究的博士论文复印本）与萧公辩驳探讨，并特别指出为一般人所忽略的《庄子解》《楚辞通释》等船山文本的神学特质且以《远游》一篇为例详加论述，故极力争辩船山学宗旨当在宗教性上。是时，愚正在萧公指导下埋头攻读《船山全书》。萧公特意把我叫到家，展开厚厚信件告诉我来龙去脉并逐一辨析义理、讲授异同，还将严教授的信件复印一份赠我，嘱我细细体会认真思考，争取会通其义。这是我首次真切感受老师“漫汗通观”“从容涵化”之博闻多识和兼容通达的治学精神与灵魂。当我熟悉船山后，也有了更深的体会、更多的省悟，这或许就是萧公涵化船山“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出入汉宋、与儒佛道西夷诸说皆可“入其藏而探之”，即入垒、袭辎、暴恃、见瑕而后复道之系统学术精神与方法的结果。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师兄李大华教授访美带回的布莱克女士的船山研究专著，港台学者唐君毅、许冠三、曾昭旭、林安梧等教授的研究船山的代表性著作，船山学社所编辑的海内外研究船山的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林纾关于船山史论的评选、嵇文甫先生的船山哲学研究、王永祥和张西堂先生各作的船山学谱，侯外老（萧公对侯外庐先生亲切的称呼）的《船山学案》，云南陆复初老先生逾百万言的船山系列研究，还有萧公自著的多种关于船山的著述手稿，等等，这些都是最初由萧公提供（有的直接赠予，有的交我复印）或指引我阅读的。要求我于诸家之说力求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此船山所谓“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两端生于一致”“仇必和而解”之正学精神。如此，方可得其中道，因为“两者相耦而有‘中’”“‘中’者入乎耦而含耦者也”。正可谓：萧公亲授屠龙艺，破雾穿云谒船山。

正是有了老师的指点和帮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能够很快上手，历经一年左右的时间收集整理消化海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写作了《船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综述》一文。稿成，很自然地投去了做船山文献综述时常会遇到的杂志《船山学刊》，没想到就此结缘。该文后正式刊发于《船山学刊》2001年第1期。

2001年年头，我突然收到湖南汇寄的最新一期《船山学刊》，还有一笔400元的稿酬。这次发表对于当时正努力学习船山学的我，是莫大的鼓励；这笔稿费对于当时身处困顿囊中羞涩的我，无疑是一笔巨资，更是一种实质的肯定！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完全无法自已，因为一直以来在船山研究者心目中《船山学刊》可是承继《船山学报》历史发展而来的关于船山研究最重要、最权威、最有分量的百年老刊，我这个稚嫩新手的文章居然能够在上面发表，与历史上诸位耆宿硕儒之不朽文章并驾齐驱，真是莫大之荣耀，更是增添了我的自信！

数年后我才知道，发表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船山学社老社长王兴国老师的首肯；也了解到，《船山学刊》那些年也不容易，经费其实很紧张。这是我关于船山学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船山学研究的起点，对我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经此契机，在全面精读《船山全书》以及反复研读其中重要文本的基础上，我发现船山思想系统将哲学与历史反思融为一炉，具有一种厚重深邃的历史性意识，进而确认船山哲学经历了一个上遂于道的形而上思辨再到下达于器的历史事实之反思的过程，形成了由道而史，由史而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性哲学体系。正是从这里开始，我逐渐形成了关于船山思想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自觉的研究方法，也开启了与《船山学刊》二十多年的漫漫情缘。

以此为基，历经五年苦功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也获得了学界的一些肯定。尽管如此，所经种种艰难困顿实在难以言表。后来才知，当年毕业延期两个寒暑，曾让年近八旬的萧公忧心忡忡，担心“门”是否能顺利关上。愚实在罪过，羞愧不已。然萧公对我却从未不假辞色，始终以他那博大宽容的胸怀包容我、支持我、提点我，殷切勉励、时时肯定又谆谆教导。还委托郭齐勇教授和吴根友教授批阅我的论文，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一些硬伤，提出了很多中肯恰切的修改意见。其中种种因缘和深情厚谊无法一一诉说，唯有铭记永生。正是萧公的引领和诸位师友的帮助，我才得以成为一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者并以此立足学界。

毕业后，我返湘从事大学教研工作，作为船山研究者，与《船山学刊》和它的初创者船山学社有了更多更密切的联系，先后成为船山学社理事、常务理事，《船山学刊》的特邀供稿人、组稿人和审稿人。这些都说明了我与船山、船山学社、《船山学刊》的福缘深厚。还记得首次赴长沙参加船山学社理事会，第一次见识王兴国老社长的风采，精神矍铄，双目炯炯，声如洪钟，令人感叹。不几年又得遇见章敏女士，初次见面，那时的她才到已归属湖南省社科联主办的《船山学刊》编辑部不久，工作还略显生涩，如今早已成为《船山学刊》主编，沉稳而充满活力，十数年来将自己的青春融入《船山学刊》，化作刊物蒸蒸日上之蓬勃气象，令人赞叹。而《船山学刊》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锐意进取，内容越来越丰富，程序越来越规范，质量亦随之越来越向上，此皆令人欣喜。

虽然近十年来，我因调往上海工作，与湖南学界接触变少，但编辑部仍将《船山学刊》每期赠予我，令我受益匪浅。更加重要的是对船山的矢志不渝的热爱，让我始终关注船山学社和《船山学刊》，也始终坚持研究传播船山思想。承蒙诸位师友厚爱，我陆续出版了关于船山的著作多种，在海内外各种刊物发表关于船山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在《船山学刊》上就有《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人极立而道术正”——论王船山“立人极”思想的历史意义》《王船山思想渊源略考》《论王船山之“道”的历史性特征》《王船山的“治乱合离”论》《船山之“五经”关系论——兼析船山思想由崇朱而尊张之原因》《论王船山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等多篇船山专论，获得了《船山学刊》的高度认可和信任，也获得了船山学同仁的肯定，交到了许多知己朋友，可谓人生一大乐事。这也是船山赐予我的莫大荣幸。

学习多年，反复考索，我个人颇有些心得体会。船山思想虽蔚为大观，庞大复杂，包罗万象，在人类文明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极大成就，可谓通儒，但其思想并非一蹴而就并始终一贯的。生当明清鼎革、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乱世，王船山的思想其实经历了一个早晚期的变化，即从早期尊朱到晚年归张的变化过程。他一生“以发明正学为己事”，希求“守正道以屏邪说”，故力辟佛老却能“入其藏而探之”，遍注经、史、子、集，“参伍濂、洛、关、闽”，前半生“僭承朱子之正宗”“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最后晚年归宗于张子之“正学”。船山早年对朱熹推崇较高，晚年则从朱熹移向张载，回归他所说的“正学”。这从船山早年几未有直接针对朱子的批评，多批之于朱门后学，而晚年在《四书笺解》《周易内传发例》《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重要作品中多有直接针对朱子的批评，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

船山明确指出其所尊奉为正学之张子学即为易学，并且在其晚年易学大著《周易内传发例》中多次指责朱子之过，言其“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以儒者自居而立其本的船山，其所尊崇的周、孔之正学是以易学真精神为鹄的的。换言之，船山所示之儒学真精神是以《周易》所传，尤其是《系辞》之思想，为周、孔圣贤之正道所在，进而扩延至四书思想系统，以此为基，再创造性地诠释其所发明之思想大义的。晚年船山衡定易道思想为华夏文明之学脉正统，判定朱子于《易》有过，“异于孔子甚矣”，“舍周、孔以从术士”而背离孔子之至教，故朱子虽然“师孔子以表章六艺”有功于圣学，却未能成为圣学传承的正源。而张子之学接续发扬了自古圣贤相传的易道真精神，能“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成为船山心目中的圣源正学所在。因此，船山正是以《易》为轴心来处理儒家核心五经之关系，即以《易》为统宗，《易》能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而《诗》张其志，《书》言其事，《礼》伸其节，《春秋》显其大法，四经皆为《易》之羽翼尔。也正因如此，晚年船山才会最终归宗张子之学。

晚年船山尊奉张子之学为正学，以之为《论语》《孟子》要归。他对张载思想别具慧眼，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定“张子之学，无非《易》也”。何以如此判定呢？船山的回答很直接：“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那么，船山又何以判定张子确是承往圣之传，其学为正学，即《易》为正学所在呢？原因正在于船山对《易》的深切体认和卓越洞察。船山毕生极其重视易学，自28岁始有志于学术，便从事易学研究，初作《周易稗疏》《周易考异》，37岁撰《周易外传》，58岁有《周易大象解》，再到68岁完成了易学史上公认的义理派解《易》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周易内传》以及精到醇正的《周易内传发例》，前后四十余年呕心沥血躬耕不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将张横渠之学与易学会通一处，称之为“正学”，并将此精神化为灵魂，一以贯之，并将其具象化、落实于其以史论为代表的著作中。这恰是船山与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儒家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船山思想系统别于诸家的最大特点。船山以为，作为正学之儒家思想当为“所众著而共由”的核心中轴恰恰在《易》。《易》为中华往圣所传之大道所在，是中华文化即融会诸子百家之学，贯通儒释道三教甚至包含西夷之学而有的真正儒家思想之学脉正源与圭臬。故萧公与许苏民合著《王夫之评传》之《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一文对船山思想如此论定：“船山之学，以《易》为宗，以史为归。其以《易》为宗，正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复归张载。”

船山易学思想之要旨看似以“乾坤并建”为纲宗，故熊十力以为有二元论倾向而不够圆融之论；实则船山于《周易外传》明论为“乾坤并建而捷立”，这才是船山易学思想之根本大旨，为一体之论，非可以一元二元观之。而船山自题墓石所云“希张横渠之正学”，正是船山以易学为华夏思想之根本正源而作出的判别。船山承续《周易》精魂，尤其是《易传》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精神，发挥张横渠《正蒙》思想大旨，最终建构起以易学思想为本的统括经史子集四部、涵摄古今诸子百家、出入儒释道三教而归宗于儒家的庞大思想体系，其中易学精神正是贯穿其整个学术思想的活的灵魂所在。总之，易学者，正学也，船山学之根本所在也。于此，还有一大公案值得一提，即所谓船山继承张子之气学而为气学之集大成者之论。此论似是而非，实则船山无有今人所谓“气本”之论。现代中国学人言气论实质都是实在论，不过西方哲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投影罢了。朱子、阳明等中国传统学人无有不言气的，离气无以言理；亦无有以西式实在论，即所谓“存在论”或“是论”以言气的。理气一也，中也，和也。气在中国人那里，当然也在船山那里，即中和所谓形式与质料、物质与精神等等的一体之论；既非二元论，亦非一元论，因为无论二元或一元，都是西式自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的二分世界论。借用柏拉图之洞穴喻言之，西方哲学成了那个真神理念，中国哲学反倒成了其投射在洞穴壁上之影像。气即易，易亦即为气，不过就其不同逻辑面向以方便言而已。进而言之，横渠、船山之气论，非所谓附魅西式的气本论，而是一体流变之论，亦即易本论尔。以上所述，仅是愚研习船山的一点心得体会，管中窥豹，不一而足，仅供参考，绝非不易之论，读者诸君自有识断，恰如船山所谓“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

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在此特表庆贺，祝愿百年老刊越来越好。愿《船山学刊》能以船山为锚定物，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中国化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也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贡献出独特的价值。萧公毕生治学的一大根本在于寻求历史“接合点”，就是以明清之际的船山为典型代表，将中国传统和现代“接合”，一方面是传统的现代转化，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的中国化，实质上是在进行中国文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进而才可能迎来中华文明的真正复兴。近年来，回到船山，逐渐成了众多学人的共识。或许这才是船山“吾道五百年后大昌”的应有之义所在吧。敢不奋进？愿与诸君同道共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