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寻根与文明续脉

—— 评刘续兵《中国文庙释奠礼》

作者：孔勇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廿三日乙酉

          耶稣2025年11月12日

《中华礼乐文明大系：中国文庙释奠礼》，刘续兵著，济南出版社2025年9月，65.00元

当2025（乙巳）年公祭孔子大典的钟鼓之声在曲阜阙里孔庙悠悠回荡时，距孔子研究院刘续兵研究员策划新中国首次官方公祭孔子大典已逾二十载。这位深耕文庙释奠礼领域的实践者与研究者，将二十余年的践履积淀与学术思考凝粹为《中国文庙释奠礼》一书，归入“中华礼乐文明大系”，2025年9月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这部厚重之作，以历史脉络为经、礼制细节为纬、思想内涵为魂，既系统梳理了文庙释奠礼的千年流变，又深刻回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堪称礼乐文明研究领域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扎实之作。

历史脉络：释奠礼与文庙的千年合流逻辑

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礼”的溯源常因文献散佚而显得晦涩，刘续兵却以“释奠礼早于文庙”为破题点，搭建起清晰的历史叙事框架。商周时期的释奠礼最初与军事活动深度绑定，是贵族在“庙”中宣告行动合法性的仪典。随着“学”的功能日益凸显，释奠礼逐渐脱离“庙”的依附，发展出“常时之祭”的属性：春秋释奠、入学释奠、天子视学释奠等仪程的出现，让其与“教化”的关联愈发紧密。这种“从武到文”“从庙到学”的转向，为后世释奠礼与文庙的合流埋下了关键伏笔。

不过，该书对“释奠礼与文庙合流”的梳理，并未简化为“孔子地位单向提升”的线性叙事，而是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西周至秦汉时期，释奠礼的祭祀对象呈现“多元共享”特征：先秦时无明确祭祀对象；唐代周公、姜太公曾与孔子共享释奠礼，周公甚至一度居于“先圣”之位。唐代以降，对孔子的封赠从低到高，文庙建筑制度与祭祀制度逐步定型，最终让孔子获得“至圣先师”的独尊地位。

本书以“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为时序脉络，清晰勾勒出释奠礼的完善与变革轨迹：两汉魏晋是文庙释奠礼的“奠基期”，隋唐宋元是“制度完善期”，明清是“程式化变革期”，民国时期民间祭孔与地方文庙祭祀仍存“余音”，成为礼乐传承的“重要过渡期”。这种分期既符合历史逻辑，又精准提炼出各阶段的核心特征。正如作者指出，隋唐“完善”的关键是“将文庙与官学体系深度绑定”，明清“变革”的核心是“仪程的标准化与从祀制度的精细化”，让读者能精准把握礼制演变的内在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追溯流变时，始终紧扣文庙释奠礼“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从孔子去世后孔子后裔的“家祭”、孔门弟子的“尊师之祭”，到覆盖全国的“国之大典”，文庙释奠礼完成了由“家族事务”到“国家礼制”的跨越。这种变革并非对传统的割裂，而是“以新传统延续旧传统”：血缘性的孔氏家祭保留了文化根脉，非血缘性的国家公祭则扩大了文化认同，二者共同铸就“尊师重道”的神圣象征。这种解读跳出了“祭祀即宗教”的认知误区，深刻凸显了中国传统礼乐“文以载道”的本质。

礼制解构：文庙释奠礼的立体框架与文化寓意

若说历史流变是该书的“骨架”，那么对文庙释奠礼构成的细致剖析，便是填充骨架的“血肉”。本书将礼制构成拆解为“主祭对象”“乐舞器具”“祭祀形式”“释奠仪程”四部分，每一部分均兼顾文献考证与文化解读，既显学术严谨，又富人文温度。

作者对“主祭对象”的辨析，跳出了“祭祀孔子即释奠礼全部”的认知误区，明确指出，传统释奠礼存在“先圣”与“先师”的区分：祭祀“先圣”必用释奠礼，祭祀“先师”则用“释菜礼”。这种区分背后，是“道统传承”的文化逻辑——“先圣”开启文明，“先师”延续文脉，二者共同构成从远古到后世的文化传承链条；而文庙中孔子与从祀者的设置，正是这一逻辑的具象化呈现。

“乐舞与器具”部分的论述尤为生动，作者并未罗列器物清单，而是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寓意。佾舞的行列直接对应祭祀等级，钟磬乐器的音色追求“中和之美”，礼器的数量与形制则强化“敬天法祖”的文化理念。正如作者所言，这些乐舞与器具并非单纯的仪式道具，而是“以器载道”的载体，参与者在视觉、听觉的沉浸中，自然体会“礼序”与“伦理”的深层内涵。

对“从祀制度”的研究，堪称全书的亮点之一。作者指出，从祀制度绝非简单的“陪祀名单”，而是“建构儒学正统性的核心工具”，其历史变迁清晰反映了儒学的演变轨迹。从祀制度的构成逻辑同样蕴含深意：“四配”是孔学的直接传承者，构成“道统核心层”；“十二哲”是不同时代的儒学中坚，构成“道统延伸层”；“先贤先儒”则涵盖儒学发展的关键人物，构成“道统拓展层”。这种层级结构并非随意设置，而是“文化传承的可视化呈现”，从中可以体会“道统不绝”的信念。

思想内核：文庙释奠礼的三重意蕴

本书从“文化”“政治”“信仰”三个维度，深入挖掘文庙释奠礼的思想内涵，实现了从“礼制考据”到“文化阐释”的关键跃升。

作者紧扣“文庙是传统文化至高殿堂”的定位，指出释奠礼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文化记忆的唤醒”：祭祀孔子，是纪念其文化建构之功；从祀“四配”“十二哲”，是传承“阐发儒道、接续文脉”的精神；祭品的选择、乐舞的编排也暗含对先秦礼乐文明的致敬。因此，文庙释奠礼不仅是对孔子的纪念，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理念的集体回望。

在政治意蕴的解读上，作者并未回避“礼制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本质，却也跳出了“工具化解读”的误区。文庙释奠礼始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但这种“政治属性”并非对文化的异化，而是“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儒学为政治提供“仁政”“民本”的价值引领，政治为儒学提供“州县皆立孔子庙”的传播保障，二者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

在信仰意蕴的阐释上，作者突破了“中国无宗教信仰”的刻板认知，指出文庙释奠礼反映了传统中国“以文化为信仰”的特质——人们通过祭祀孔子及历代儒者，表达对“仁义礼智信”价值观的认同，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的追求。这种信仰无需宗教仪式的束缚，却能通过礼乐仪程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

当代回响：礼乐传承的“守正”与“创新”

作为新中国首次官方公祭孔子大典的策划者，刘续兵对当代文庙释奠礼的反思与建构极具现实关怀。可以说，该书给人的深刻“现场感”和“代入感”，是其有别于纯学术著作的显著特征。

作者对当前释奠活动的评价客观而辩证：既肯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曲阜“祭孔大典”的恢复意义——尤其是2004年官方公祭的重启，将其视为“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体现；也直言现存问题：部分地方祭祀活动流于形式，对传统仪程的理解浅尝辄止（如随意简化“三献礼”，忽视了“分献礼”），甚至出现“商业化表演”（如加入与礼制无关的歌舞），导致“教化性不足而娱乐性有余”。这种反思并非苛责，而是基于对礼乐本质的坚守——释奠礼的核心是“敬”，若失去敬畏心与文化内涵，便沦为空洞的仪式表演。令人感到欣慰是，经过二十余年的祭孔实践，这些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作者在“后记”中提及的细节尤为动人：如今参与祭礼的人群中，“衣着不得体、态度不庄重”的现象日益减少，人们脑海中的诚敬意识越发提高。这既是民众文明素养提升的体现，也印证了“礼乐普及”的重要价值。

基于多年的反思，作者提出了当代文庙释奠礼的建构路径：核心是“守正”与“创新”的平衡。“守正”即保留传统仪程的核心要素，如“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必须完整呈现，这是礼制精神的核心承载；佾舞、器乐等核心形式需遵循传统规范，避免随意篡改。“创新”则需结合当代语境：简化部分繁琐仪程（如减少敬献花篮次数）以适应现代节奏；增加公众参与环节（如学生代表献花、读经），让年轻人感受礼乐魅力；利用数字技术（如线上直播、虚拟文庙）扩大传播范围，让礼乐文化突破地域限制。这种构想既避免了“复古保守”（如全盘照搬明清仪程），也拒绝了“解构传统”（如彻底抛弃礼制框架），为当代礼乐传承提供了可行路径。

在“后记”中，作者写下这样一句话：“‘受命于祖’‘受成于学’，一代一代中国人传承中华文明，这本身就是价值所在、义之所在。”这句话既是其二十余年研究文庙释奠礼、组织祭孔活动的切实心得，也是全书的精神主旨。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文庙释奠礼已不再是历史遗迹，而是“活的文化资源”：它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尊师重道”的伦理滋养，为文化认同提供“道统不绝”的精神纽带，为文明对话提供“以礼相待”的传统智慧。刘续兵以“实践者”的现场经验为根基，以“学者”的严谨考据为骨架，将文庙释奠礼的历史脉络、礼制细节、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熔于一炉，既解答了“文庙释奠礼是什么”的基础问题，也回应了“如何让礼乐在当代活起来”的时代之问。正如作者所言：“读懂文庙，才能读懂中国。”通过这部著作，我们不仅能解读文庙释奠礼的千年密码，更能窥见中华文明“以礼立人、以文化人”的深层逻辑。因此，《中国文庙释奠礼》绝非一部冰冷的礼制考据著作，而是一部充满温度的“文明传承之书”。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