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的精神

作者：张汝伦

来源：《书城》2025年10月号

今天许多大学都有书院的设置，这是模仿古代书院，但并未得古代书院的遗意。今天大学中的书院只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附属设施，它的目的完全从属现代大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即完成学生的职业教育，使之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各种专业人员的需要，进而成为各种专业机构和事业机构的合格工作人员。它没有自身的教育理念、教育计划、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而完全从属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计划、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例如，物理系的同学可以分属某一书院，但他得修学物理系的专业课和学校的公选课，目的是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在此意义上书院可以说是多此一举，除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外，不会对他的大学学习有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书院史资料》

（上中下）

邓洪波  陈谷嘉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古代书院则不然，它完全是一种不同的学习机构和制度。它的教育理念、教育计划、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根本不同于现代的学校制度。胡适说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胡适《书院制度史略》，《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93页)，这是在牵强比附，其实是不对的。道尔顿制立足于个体主义哲学，其目的是废除年级和班级教学﹐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自主动地在实验室(作业室)内﹐根据拟定的学习计划﹐以不同的教材、不同的速度和时间进行学习﹐以适应其能力﹑兴趣和需要﹐从而发展其个性。实行道尔顿制的主要措施有﹕ 要布置各科作业室用以代替传统的教室；室内按学科性质设置参考图书、实验仪器﹑标本等教学和实习用具﹐并设教师一到两人指导学生学习；将学习内容分月安排﹐各科教师与学生按月订立“学习公约”﹐教师根据学生的程度﹐指定学生做某一个月的作业﹐并把它公布在作业室内；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掌握学习的速度和时间﹐并可与教师和同学研究讨论﹐学生完成本月的公约﹐须经教师考试﹐及格后才能学习下一个月的公约；教师则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进度登记在学习手册上。道尔顿制认为，学校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室”，学生自己就是“实验者”。让学生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意志，在老师的指导下相对自由地支配学习时间，选择学习科目，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与他人共处的能力。道尔顿教育是彻底的个别化教育。学习进度从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出发，“学习计划”由学生与教师协商决定，鼓励学生自己研究、阅读、参考、解答；不能解决的，则提出由小组共同讨论；再不能解决，才询问教师，教师予以帮助。道尔顿制的本质在于，每个学生都应当以适合他们的速度去取得学习进展，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学习到的东西融会贯通。总之，道尔顿制的核心要义是个性化学习，以使学生的主观能力有充分发挥，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效果的标准就是是否被名校录取，以及毕业后事业有成与否。它关心的是学习的外在功利效果，而不是受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完善和提高。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教育理念。

书院教育的理念与此恰好相反，它关心的是化民成俗，立人达人。学院的出现，针对的是当时官学教育日渐功利化，学者入学纯为功名利禄的风气。相反，书院教育乃求道成人的教育。朱熹在《白鹿书院揭示》中对书院的宗旨就有清晰的阐明：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第199页）

书院的教育真正目的是求道育人，方法则是研读经典并身体力行。然却并非个人中心主义，而是要推己及人，在社会中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的理念，其核心可以用“天理”“人心”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这样写道：

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国古代书院学记》，王涵编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

书院的建立是为了学子追求和阐明天下宇宙之道，即真理，真理照彻万物万方，如同太阳那样；真理使一切具有无微不至的意义，犹如四季化生万物。个人品性修为与对真理的领悟是同步进行的，所以书院实际是一个人人格全面成长之所，而不是单纯学习客观知识和技能的地方。学习目标不仅是尽可能地吸纳，还要能以精致的语言来批判与表达。书院注重人的个性多样，鼓励按照自己的特性来发展。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所长来专精某些学问。但根本目标是培养治世之大器，或传道解惑，传承文明之鸿儒。

儒家向来主张为学的实质也是为人，学是人成人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因此，书院始终将成人立人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南宋岳麓书院山长张栻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现刻于岳麓书院讲堂正面屏壁上）中写道：

“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夫子在当时虽不得施用，而兼爱万世，实开无穷之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夫？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张栻《岳麓书院记》，《中国历代书院学记》，第28—29页）

《中国历代书院学记》

王涵 编著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书院育人的目的首先不是发展个性，而是发展德性，于德性中见个性和人性。古代书院就是根据这个基本理念来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和学生行为守则的。王阳明所写的《教约》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凊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亦作“饬”）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议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阳明《教约》，《中国历代书院学记》，第165—166页）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则这样规定：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中国历代书院学记》，第41页）

现代书院根本不会过问学生的作息行为，更不要说有制度规定，但古代书院却将此视为学院制度的根本。这种明显的反差足以表明，古代书院才真正立足于全人教育，将人自身的完善和提高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而现代书院基本不管学生成德成人，学生品行的修习，基本不在现代书院考虑的目标之内。

古代书院固然注重学子外在行为的整饬，但真正重视的是学子君子人格的养成。故古代书院教人都从教导学生先立其志开始。朱熹在《沧洲精舍又示学者》中谆谆告诫学生：“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第200页）刘宗周在《证人社约言》对此说得更为直截：“学者第一义，在先开见地。合下见得在我者，是堂堂地做个人，不与禽兽伍，何等至尊且贵。”（同上，第702页）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首先要立志，朱子这么要求学生，阳明也是如此，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只有先立其志，才会一心向学：“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同上，第754页）

何谓“立志”？今天的人也会讲“立志”，但无非是指有求名、求利、求权位的野心而已。但古人对“立志”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顾宪成在其所写的《东林会约》中对“立志”有深入的论述：

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贵于人，莫灵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杰，豪杰矣！心欲超豪杰而之圣贤，圣贤矣！有不然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贵耳。幸而知自贵矣，乃或遇富贵贫贱之交则动，遇毁誉之交则动，遇死生之交则动，是情识可得而搀也。又或凭一察挟一班，语上则黜下，语实则摈虚，语顿则薄渐，语方则左圆，浑然之中强生拣择，是意见可得而搀也。于是纯者驳，通者碍，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即有所就揆之，自家性命了无干涉。总之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与所谓漫然者无以异矣，岂不可惜？昔孔子发愤至于日不食，夜不寝。孟子愿学孔子，即伊尹、夷惠犹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圣大贤，由此也夫？非吾师也耶？是故君子立志之为要。（同上，第676—677页）

可见在古人眼里，“立志”是首先在于完善坚定自己成人的心志，而根本不在于外在利益的追求。士志于道，是孔子奠基的传统，立志，首先也是要立定求道之志。古代书院从根本上说，是求道、传道、弘道的场所。

道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宇宙间不断生成的真理。虽然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以及诗词歌赋和礼仪，但却并不是教条灌输，而是学与习相结合，是学生结合自身的成人实践来学。教学方式不是师长满堂灌，学生死记硬背，被动接受教师的观点。相反，虽然书院坚持师道尊严，但另一方面，在师生关系上，又真正体现了天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儒家向来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孔子本人就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弟子切磋学问，质疑问难。后世书院，也大多继承了这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唯道是从的思想。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曾与学生周奭讨论“天”和“太极”的区别问题。周认为：“天可言配，太极不可言合。天形体也；太极，性也。”张栻同意学生的观点，后来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孟子说》中，就完全采用了这一说法(见朱汉民《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

朱汉民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不仅如此，儒家大师往往鼓励学生向老师问难。阳明龙场示诸生的教条中有一条“责善”，就鼓励学生指出老师的过失和错误：“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鲁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第755—756页）清代李文炤在他撰写的《岳麓书院学规》中明确要求：“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言，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辨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或炤所不晓者，则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也。”(《中国历代书院学记》，第34—35页)

由于主持书院的大师名儒鼓励质疑问难，并以身作则，所以书院学术氛围异常自由，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自由讨论、切磋学问更是常态。明朝出现了会讲式书院，如东林书院，每月定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这种自由研究的精神，在现代学校中已不可见，就连始终提倡现代性体制的胡适，也惋惜地说道，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书院制度史略》，《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2597页)。

现在像样一点的大学都以研究型大学自诩，但中国古代书院才是真正的研究性机构。它不仅是一个学者自修研究的场所，也是一个学者间研究讲学的场所。与现代大学以表演性和交际性为特色的学术活动（如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演讲）不同，书院的一个经常性活动是各路学者在书院就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辩论和讨论。这在当时被叫作“会讲”。朱熹对“会讲”的理解是“会友讲学”（朱熹《尽心堂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而张栻对它的解释则是“会见讲论”（张栻《答朱元晦秘书》，《南轩文集》卷二十）。一个著名的会讲例子就是朱熹和张栻于一一六七年在岳麓书院举行的“朱张会讲。”这是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会讲。这次会讲因为在两个大儒间进行，吸引了众多读书人，盛况空前。据说当时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康熙《岳麓志》卷三，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225页）。

此次会讲的内容没有记录下来，现在只知道朱张二人围绕《中庸》提出的中和问题，以及太极概念、知行问题、仁的问题、察识持养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虽然最终并未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但双方都感到收获极大。朱熹在当时就觉得：“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后来，在淳熙二年（1175），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三大儒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过一次著名的会讲，史称“鹅湖之会”。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到朱子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义利之辨”，也是一次著名的会讲。这些会讲都已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著名事件。会讲通过不同学派思想的交流切磋，在推进思想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大大活跃了书院的学术气氛，形成了书院自由讨论的传统。

现代学校是以学生能学到一技之长，将来在社会上能有谋生之道为根本目的的。虽然也说要重视学生的品德养成，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它的所有制度和课业设置、教学方法、培养手段，都以“掌握知识与技能”为唯一目的，以成绩优劣为判断学生的唯一标准。目下流行的给学生排名次的做法便反映了此种以学生为器的教育理念。学生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根本不在掌教者考虑之列。古代书院一般不采取这种非人的做法。伊川曾批评旧官学以考试成绩定学生高下的做法，明确指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之九）在他看来，频繁安排考试，给学生排名，鼓励竞争，有违教育的本意和教养之道。书院一般没有太多硬性的课业，更没有制度性的定期考试，这就给学生留下了足够的时间自由思考和研究，即所谓“从容涵玩”是也。

其实，频繁考试以及伴随而来的给学生排名次的做法，是功利主义教育哲学的必然结果。本来古代官学也是与书院一样，以为人之学作为办学宗旨。但随着科举制的兴起，官学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明经求道的为己之学，变成了求取功名的记诵之学。对此明儒归有光有非常尖锐的批评：“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其得之者，亦不过酣豢富贵，荡无廉耻之限，虽极显荣，只为父母乡里之羞。”（归有光《山舍示学者》，《震川先生全集》卷七）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矫正此弊而兴起的：“贤士大夫欲起而维之（指维护君子之学，明伦之学），不得不复修濂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向往。”（叶向高《首善书院记》，《中国历代书院记》，第138页）

本着这个认识，书院的教学方法真正贯彻了夫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精神，反对记诵之学，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求仁求道。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就说：“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夫？”（《岳麓书院记》，第29页）其次，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既有老师讲授，更有师生讨论问难；还有请各地不同学派的学者来书院会讲。书院以自学自修为主，与现代学校相比，书院的课时课程也比较简单灵活，留有大量时间给学生自己学习思考。“院内广藏书籍，使学生自修时候，不致无参考书。此藏书之多，正所以引起学生自由研究的兴趣……不独藏书很多，并且请有学者在院内负指导责任。来兹学者，如有困难疑惑处，即可向指导者请教。”（《书院制度史略》，《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2594页）自己独自学习时，“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乾道五年规约》，《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第198页）。这就堪比现代的研究院阶段的学习了。然由于摒弃了功利目的，书院比现代大学的研究院更有利于人格的养成。

青年毛泽东在比较现代学校与书院时就指出，现代学校的一个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2590—2591页）。书院的好处就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同上，第2591页）。真正的创造性思想和成果总是从自由思想中产生，而不可能从机械学习中产生。

现代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也重视讨论课，但由于种种原因，最主要的是现代教育以求术而不是求道为主——所以常常是流于形式。而古代书院则不然，讨论课是主要的教学形式。《朱子语类》、阳明的《传习录》、张栻的《答问》等，都可说是讨论课的记录。一般总是学生或直接向老师提问，或是先表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然后征求老师的意见。而老师或是同意，或是在先反对后提出正面的意见，或是引导学生作深一层的理解。师生之间的问难论辩绝不是单向的，即老师把正确答案告诉学生，学生记下就完事，而是师生在问答中共同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这种问答的例子在宋明大儒的文集中举不胜举。

《朱子语类》（全六册）

〔宋〕黎靖德 编

王星贤 点校

中华书局2020年版

正因为有这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原则，所以师生之间的关系才能融洽和谐，亲如家人。书院师生间真挚的感情，是现代学校师生关系无法比拟的。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就此指出：“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之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同上，第2590页）这个观察虽然尖锐，却是道出了书院与现代学校的一个根本区别。前者是人文精神的，后者则是商业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的。

虽然书院的师生关系比较亲密，但另一方面又比较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追求，自由流动，择师而从，使独立的学术追求更为便利和频繁。师生关系是建立在真正的学术追求基础上，而不是什么别的基础上，所以容易造成学统和学派。清人黄以周云：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尊其学馆为书院”（《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第5页）。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现代学校在“科学管理”的名义下，为管理而牺牲学术和学生的自由选择。毛泽东青年时代便对此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学校的第二的坏处，是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2590页）

由于书院是人文精神的产物，所以书院不但是一个狭义的教育机构，也是广义的文化机构。首先，书院采取开放式办学，虽然招生的正式生徒数量有限，但书院还面向广大社会开放办学，不但打破官学限制生徒异地入学的规定，还不限制院外士人来书院听讲，凡是有志于学问者，都可以来书院听讲。如陆九渊讲学于象山书院五年，四方士子访问者达千人之多。其次，书院的会讲到了明代发展为讲会制度，并在各地出现了相当多的讲会，使之成为学术传播与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此外，书院的藏书和刻书活动也是书院传播和普及文化的重要方式。书院藏书除了为本院师生的教学、学术研究外，不少书院的藏书还向院外开放，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如湖南益阳箴言书院的《箴言书院规制》中规定：“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其标记、赔偿之法悉如前。”（《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第41页）书院的这种开放性，至少许多中国大学现在都做不到。

古代书院早已是明日黄花，它的精神还能活在今天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