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学史开新篇

——《谷梁善于经：谷梁释经学及其建构史研究》序

作者：李纪祥

来源：《春秋学研究》第四辑，2024年，第291—300页

李纪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许博士超杰君大作《谷梁善于经：〈谷梁〉释经学及其建构史研究》即将问世，问序于余，余与许博士相交逾十余载，于学问性情皆相契，且序者缘情起意，述义道学，虽学不逮，有不容辞者。许博士之大作盖专门之学也，其书分上、下编，上编《谷梁诠释学史与诠释体系》，凡四章；下编《谷梁释经新铨》，凡三章；全书共七章，若计总义之绪论、结论，则凡九篇。近世以来，治《左氏》与《公羊》者多，治《谷梁》者絶少，许君此书之问世，正可爲海内《春秋》学界增添一采。若然，则是书所以述、作者，不可不定其学史位阶。一部《春秋》长河千年，《谷梁》独称絶学，因学絶而絶学，固已道尽《谷梁》学难治辛苦矣。前贤虽有东晋名家范甯集解全本之注，后又有杨士勛疏，今皆并传；然较于《公》《左》二家，其实颇爲中落；至清代汉学兴，《谷梁春秋》亦在其中，遂有许桂林、柳兴恩、锺文烝、柯邵忞等，对范甯《集解》颇微词，故清儒《谷梁》解《春秋》皆欲另辟路径，与六朝背景殊致。范甯于南方着《集解》，以爲汉世先师多采二传，不能专宗《谷梁》，自成体系，亦不能使“谷梁善于经”；然范甯又自名其书《集解》，虽曰集讲共读之长，实则深采《左氏》与杜预，甚或《公羊》说，又有自违者。

《谷梁善于经：〈谷梁〉释经学及其建构史研究》

昔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载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自卫反鲁后，则“雅颂各得其所”；又载“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故后世学者多録焉”。未言夫子身后传学系谱。《史记》述“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阙焉。”故司马迁所载皆自汉传而録，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赵自董仲舒；《儒林》则记称董仲舒“以治春秋”，又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传则记“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儒林》虽有瑕丘江生小传，称其“爲《谷梁春秋》”，爲汉初传《谷梁》之始，然其学不显，须逮宣帝时，《谷梁》始兴立。故本书言《谷梁》学史首章，即自宣帝朝始，盖探欲其学显之要。据司马迁所载，知公孙弘以儒兴，显达后复议请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貌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员，得“受业如弟子”。堪注意者，司马迁所述汉传《春秋》叙事，此时并无《左氏》传《春秋》之言说。则迄于汉武，《史记》中所载汉传《春秋》之述，实仅二家而已，传《公羊》者显，立于学官，史公皆称其爲“授《春秋》”“治《春秋》”；而江生传仅称“爲《谷梁春秋》”，则汉代前期两传之显晦消息，已在司马迁笔下历史成形。若《谷梁春秋》之成显学，立于汉廷学官，其事已在司马迁后，而进入《汉书》世界。

宣帝爲武帝时卫太子后，亲临石渠之会，从而促成《谷梁》学兴，盖此实关涉《谷梁》何以兴立。许君自石渠阁会议切入，提出《谷梁》释《春秋》经文末字“麟”与汉家政权关系，确是一个特殊角度，彼并未追随爲汉制法的开国性立言，或是具有变化性的“汉制”指向。依许君所云，石渠会后，《谷梁》作爲《公羊》挑战者，系被宣帝推上历史政治舞台；故石渠会议所反映者，正系以汉宣爲核心而展开的《春秋》学政治。石渠会后黄龙元年宣帝设立十二博士，《谷梁》正式成爲博士官学。毫无疑问，因宣帝之推动，《谷梁》获得前所未有之重视与地位；一如《公羊》，因武帝崇儒策问，方有《公羊春秋》之大显；庙堂与学术间，诚有深切可言者。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爲五”，又曰“《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其所记载较诸《史记》已有增详，云《春秋》之传增爲五家，唯存三家，此《春秋》左氏、公羊、谷梁并称三传之起。《艺文志》又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可知除《左氏传》三十卷外，其余四家之传本皆爲十一卷，此即经文闵公、僖公合爲一卷，爲《汉》史言经十一、十二卷张本。依《艺文志》所述，则可见司马迁未曾言之三传并立，已在《艺文志》中并称。盖《艺文志》所述孔子后《春秋》传衍，读之则貌似三传自古即并存，同解孔子之经，故称“三传五家”；然实非如此。班书载“《左氏传》三十卷”，知班固当时的《左氏传》文本，已然面向解经而“章句化”，方有三十卷之言，盖解《春秋》爲经而章句也。班固所处时代已在东汉，其所见记《左氏传》传经背景，实源自刘歆。《汉书·楚元王传》载宣帝时诏刘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又载成帝时刘歆受诏“与父刘向领校秘书，云：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此即《左氏传》面向解《春秋经》章句化背景。此前《左氏传》实爲单传，未以解经而称传，故传习者但训诂其古文古字而已。刘歆因大好《左氏》，有倡议《左氏》传《春秋》之论，此事则在哀帝时，故“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遂作书《让太常博士》，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谓太常学博士以爲《左氏》不传《春秋》经，“岂不哀哉！”故此时学术主流仍不以《左氏》爲传《春秋》之传，刘歆所以得罪名儒复遭大司空师丹问罪，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故歆既“忤执政大臣，爲衆儒所讪”，遂遭贬外；直至歆、莽再起，方于王莽主政下，《左氏》得立学官。故歆所以争立《左氏》，亦与其解经并进行章句化有关。班固《艺文志》所载，本有古文经立场，以其学本属古文家，故其所録“《左氏传》三十卷”，正可反映班氏对刘歆《左氏传》章句化行爲之支持态度。

《汉书》

如是，由刘歆至班固是一层经学史背景，此时《汉书》已録传《春秋》者爲“三传并立”；而自班固迄汉季郑玄，又是另一层经学史背景，东汉《春秋》今学与古学并竞，郑玄此时言说三传特色之比较：“《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许君于书中命名郑玄此三传较论爲“三善说”。三善说中“谷梁善于经”者，即许君所以命名其书之意，其绪论言课题开篇发端，与所以旨趣之轴，皆在于是。吾人若取刘歆《让太常博士》与郑玄“三善说”相较，则可发现一种攸关《左氏传》的历史变化，正在此二事件坐标时间中显示。刘歆移书太常诸博士，太常博士亦让刘歆，而太常观点是朝廷主流认知，并不认可《左氏》之传《春秋》，亦适反映官方主流实未有《左氏》传经之论；此移书不仅反映刘歆所倡爲新观新说，亦可证哀帝时汉传《春秋》仅有“二”传。则由“二传”至于“三传”，郑玄之三善说，其实正与何休之《三阙》相同，皆已充分帮助汉季经学史变化与态势：《左氏》进入“春秋学史”范畴，“三传”并列，并被郑玄提出比较。知此，方可考察东晋时的范甯《春秋谷梁传集解》之经学背景，范甯面对的《春秋》学史，已不再止于汉哀帝前的《公》《谷》之争，而毋宁更是三传间的竞合；盖范甯作注兼采二传，尤亲郑玄、杜预，必《左氏》已同属《春秋》学范畴方可。

本书上编第二章便系许君专门讨论范甯《集解》并杨士勛《疏》之研究，透过作者深入考察，认爲范甯的立场并非仅是亲《左氏》、敌《公羊》而已，对于公羊家向来采取不同立场的谷梁家，范甯虽然批判了《谷梁》先师不能“善于经”的立场，用作者的论点来说，即范甯虽意图重建一个有体系的“谷梁学”，却仍须援引郑玄说与杜预注，援引他传立己说；透过作者详细论证，范甯在许多经传释义上，仍与彼所批判的先师一样，采择《公羊》与何注，俾以自圆通说之理。此点论述，不啻是使我们对范甯《序》中所言“据理以通经”“经以必当惟理”，有了不同的体会；同时也对范甯序所自言“集解”之义，有了更多的认知，非仅于书会共讲辈而已。范甯《序》中多用“三传”辞，如云：“《春秋》之传有三，而爲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又曰：“凡传以通经爲主，经以必当爲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盖其序称“春秋三传”，此正缘于刘歆、班固、郑玄以来之历史脉络背景。不仅此也，郑玄的“三善说”也在范甯笔下继承，范《序》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东晋时的范甯，显然继承了郑玄的“三善说”，并带出新的修辞论述，成爲三家长短得失论。故本书中面对范甯之态度，实可自经学史立场入，非仅《谷梁》学醇度的体系化立场，则《春秋》学史上的郑玄《春秋》学，亦适可见兼采今、古，若作者自此发论，言郑玄绾合《左氏》《谷梁》传义，并影响了范甯面对二传的态度，或不失爲一有意义的探讨。盖唐刘知几《史通》外篇云：

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之初，专用《公羊》；宣皇以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哤聒纷竞，是非莫分。

盖子玄虽宗《左氏》，然其云“三传”纷竞，自必同畴《春秋》方可。

作爲历史，范甯兼采《左氏》与《公羊》及亲《左》敌《公》的例子，与本书上编作爲末章的晚清柯劭忞《春秋谷梁传补注》类似。晚清民初之时，面对异文化东来之西潮，而有康有爲与廖平对《公羊春秋》进行历史激荡下之经学新建与古今再融；同样的，柯劭忞的《谷梁补注》也可以置于此历史视域背景，进行《谷梁》柯氏学的探讨。《谷梁补注》中，柯劭忞着实提出不少新说，尤其是他将“内诸夏而外夷狄”进行“谷梁化”以用于内、外辞，正透显柯劭忞对《谷梁》的解经重诠，有面对传统之当代化意图。柯劭忞的《谷梁》学，诚如作者所言，甚值治《春秋》学者关注，虽然近世学者颇未留意。许君之书则瞩目柯劭忞，不仅对柯劭忞“古九旨说”进行分析，且留心彼书中所提出之“三临之言”与“君子”论义，以爲二说实与柯序中“古九旨说”共同构成《谷梁补注》一书大体，并爲柯氏《谷梁》学核心。许君书中专论柯氏学不可谓不深入，甚至堪称近代对柯氏《谷梁》学的一次重要“再发现”；揆诸梁啓超、钱穆两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对《谷梁》的阙页，晚近以来犹是，则许君对柯氏谷梁学的探讨，可在近代学术史留一位置，其并将柯氏学作爲清代《谷梁》学史之殿军篇章，亦深刻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由郑玄所提出的“谷梁善于经”，此五字不仅爲许君大作书名，同时是贯穿全书的主轴与要旨。不论是上编的《谷梁》学史，还是下编的《谷梁》释经体系建构的发论抉微，许君所关切者，皆始终环绕此五字：“谷梁善于经”。盖有此主意主轴，方有清代诸儒对六朝范甯《谷梁》学之检论，以及许君对清代诸儒著作再分析与再深究。盖《谷梁》所以释经与如何释经，历经清代诸家之努力建构后，究竟阮元、许桂林、锺文烝、柳兴恩，乃至于柯劭忞，他们的努力与贡献对《谷梁》学与《春秋》学而言，是否已然达到了这一作爲书名的层次与名实呢？显然这样的思考也存于本书作者心念。于是，由宣帝之《谷梁》中兴与刘向学《谷梁》，迄于范甯之集解、杨士勛之疏，乃至有清一代诸儒，《谷梁》是否通达经义，自成《谷梁》一家言，这一层的思考，乃是《谷梁》传史中必须面对《春秋》者，亦是《谷梁传》所以存在之本；此议题自郑玄提出“谷梁善于经”后，迄于今日，依据许君大作所析论，确然仍是一个可续之核心议题。

本书下编之三章，皆爲《谷梁》大义发论之作，造诣深湛，甚达宏旨。盖此三章乃分别就《春秋》之文本开端、中间、与结尾而《谷》义新铨。开端与结尾各言《春秋》始乎隐元、终于哀十四，中间叙事则论齐桓、晋文事，言何以爲“伯”义；孟子虽言《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然究竟齐晋何以有此权而行此事？此问则有“霸”与“伯”二义，两解不同，褒贬亦异；《谷梁》主后者，故称齐、晋爲伯，爲伯则周尊，周尊则道尊；齐桓有九合诸侯会盟之功，然在尊周视野下，《谷梁》发传文仍持贬义，盖齐桓、晋文行事合法性，来源仍在天子之所赋。作者尝试在本章诠释《谷梁》成家的立言道途上，引进柯劭忞的“三临”之言以爲诠释《谷梁》体系的尝试，不啻是抛出了一个近世《谷梁》学的议题，值得当代学界关注。

古今三传家皆必面对《春秋》何以“始”与何以“终”，亦即“隐公”与“获麟”问题。本书并未缺席。《春秋》首条自隐元年始，则何以始乎隐，正爲《春秋》学研究之大课题。对本书作者而言，《谷梁》所释的隐元年义，便在于隐桓之际的正与不正，盖此乃“《春秋》开端赋义，亦是其建构的《春秋》世界之源起。”《谷梁》之隐元解读，特别是“即位”之不言，当自追索经文“正隐”爲的。如其所述：《春秋》“隐公”与“元年春王正月”，此八字虽简，却是作爲首条而构成《春秋》开篇。历来治《春秋谷梁传》者既少，故专论《谷梁》“何以始乎隐”、何以书“元年春王正月”者更少。清初明儒顾炎武《日知録》中撰有《隐十年无正》条，专门针对《谷梁》“治隐而正隐”而发，其谓“隐十年无正者，以无其月之事而不书，非有意削之也。谷梁以爲隐不自正者，凿矣。”吾人皆知顾氏主《左传》而评杜注，尤其批判《公》《谷》之时间例，以爲此乃国史书法，非是夫子削文；隐十年不书月乃是国史阙文。许君遵传文“谨始”与“无事”义入手，则不啻与顾氏进行了一场传释对话，抉“正隐以治隐”义；盖《谷梁》于隐公，实持贬义，其立场尤与《公羊》家以隐公爲贤持褒相异；《公》《谷》传文皆云“成公意也”“成公志也”，然一旦进入何以成隐公之志、意层剖析时，两家在褒、贬持论上完全显出殊异。《谷梁》之贬，建立在成隐之志上，惟“成公志”方能作爲经文贬隐之“不言即位”之底蕴；是故必彰“隐让桓”意，方能解释何以“让桓”爲非是，并进至褒贬层次，言其“贬”义。正隐与治隐，此义自元年春正月至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实贯穿隐公全篇终始，故曰“谨始”，故曰“终隐之篇”，皆贬隐公也；盖《谷梁》贬义甚深故辞亦切，云“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云“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又传文非仅于首条发义而已，于卷二末条经文“隐公十一年薨”，犹发传云“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隐也”。许君抉发《谷梁》正隐治隐之义，实甚深微，我们透过其阐释，清晰理解《春秋》首条隐公元年不言即位大义，也大与《公羊》传认可其贤义异。

其下编终章所讨论者，爲《春秋》之终，言问《春秋》末条何以终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一部《春秋》，终乎获麟，终于麟；“麟”之一字，其位置所居，实爲整部《春秋》之末，则其义实大矣。一如《春秋》之末，仍爲治《春秋》者所必面对议题，则《谷梁》传如何发传，如何阐释此絶笔之义，则必本书当面对。许君以爲，传文对于“西狩获麟”的解读，其所面向者乃“中国”而非“鲁”。《谷梁》发传“大获麟”“大其适”“不外麟于中国”“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义，作者于此自设问云：《谷梁》提出“大获麟”三字，究竟乃“大”“获麟”事，抑或“大”“麟”此物？盖“大问”也。许君深道其底蕴，以“大其适”爲据，解所大者爲“麟”，故“麟之来”而不言“来”，“不言有”则麟恒常居中国，故曰“不外麟于中国”，又曰“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传文两言中国，则中国孰解？作者此处引入范甯之注：“中国者，盖礼义之乡、圣贤之宅，轨仪表于遐荒，道风扇于不朽。”深刻挖掘了文化性上的“麟与中国”在《春秋》文本上关联的重大意含。

本书既论“麟”之主体常在恒有而爲著作终篇，亦符于《春秋》之末以“麟”字絶笔。全书九篇章，上编诠释之史，下编始隐、终麟。但凡写作，如道途行远，必历艰辛，乃见登高之豁。学术世界立言之事，则俟后世，惟恐名山见弃，君子所哂；此所以凭案而书，搁笔至要。予读许君行文，往往重重思又重重斟酌，所以故爲何？盖所书世界将停墨也，笔墨凝时，即篇终之日。书写之责在己而文本在世，故君子所惧，末辞末字，忖之再三，故有终篇之义，以殿全书。

许君此书积累经年，以博士论文爲基础，曩昔曾至华师参与其博士论文毕业答辩，故甚稔其成书岁月。许君此书专宗《谷梁》，传学《春秋》，故以“谷梁善于经”爲题，贯穿全书者尽在此五字，旨趣皎然；谓此书将必爲治《谷梁》者所重，符名实也。予则尤爱此书绪论与郑玄、杨士勛、学海堂诸儒、柯劭忞等《谷梁》学诸篇；下编始末正隐、论麟、言伯三章深义再铨，尤其专门《谷梁》者之言。

予之与超杰博士相识，始于予至沪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学院客座，授课史学，许君则爲博士生，亦来听课，课后问学，情怀颇契。逾年，许君已申请奖学金并来函云欲赴台我处共学，盖予于研究所开设《春秋》与《史记》课程也；敝学校在山海之间，许君则于礁溪租房而居，整一学期间惟学而已，惟《春秋谷梁注疏》与清儒谷梁学而已；闲时或海边、洋畔、山径，或书、或茶，或自兰阳往返台北国图、中研院傅图、文哲所。许君与予或聚于其所居处，或于予之研究室，每每砌茶啜品间，多有谈笑问学白云僻巷居筑岁月可共，迄今犹能忆之。后予至曲阜孔子研究院任职，寒暑间带领曲阜诸君子共读《春秋》与三传，许君亦来相伴，商量课程与会议；曲阜入冬颇雪，予犹忆某次大雪，予偕许君共往孔林游，道途径中古木参天，白霭吹雪纷飞，俩人步往子贡筑庐夫子墓旁故处旧址，徜徉良久；许君之论“麟”篇章，即在此时完成也。许君获博士后，受聘湘湖岳麓授学上庠，睿思沉潜，多年后学术造诣，又非昔日书卷等第，而更望江楼之远矣。今许君大作即将问世，付梓在即，予因述其学与此书阅记，并许君之性情怀抱与读书乐学之情，宋明儒所谓孔颜乐处者，许君盖其世界中人欤！于是乃述其学，道其人，并志予忆。是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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