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善于经

——《穀梁》的释经模式与特色

作者：许超杰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冬月十五日丁丑

          耶稣2026年1月3日

沙龙速览

2025年12月26日下午，第三期“新经论”青年经学学术沙龙“《穀梁》善于经——《穀梁》的释经模式与特色”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成功举办。本期学术沙龙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陈姿桦老师担任主持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许超杰副教授主讲，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郑州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青年学者们，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和学术立场，参与到本期沙龙当中。讲座伊始，陈姿桦老师对本期学术沙龙的主讲人、主题和主要内容、与谈人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接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谷继明教授为本期学术沙龙致开场辞，简要回顾了前两期“新经论”青年经学学术沙龙的开展情况，重申了“新经论”青年经学沙龙鼓励广大青年学者积极探讨、交流经学相关问题的开展宗旨。

随后，许超杰老师展开了他的讲述。他围绕“《穀梁传》如何善于经”这一核心问题，从晚清穀梁学的发展情况、《穀梁》“善经”“近孔”之说、《穀梁》之条例体系的探寻三个方面深入解析《穀梁传》的释经模式及特色，带领我们重新发现这部经典的思想价值。

主讲人汇报

一、晚清《穀梁》学复兴？

首先，许超杰老师从晚清穀梁学的发展情况入手，谈及自己的问题意识。在晚清时期，学者对《穀梁传》的关注增多，有多部《穀梁传》研究专著问世，如许桂林《穀梁时月日书法释例》、侯康《穀梁礼证》、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柳兴恩《穀梁大义述》等，贯穿其间的则是“《穀梁》善于经”观念。这一观念源自郑玄，其再发现也与晚清郑玄地位的上升有着密切联系。最早推崇这一观念的是阮元，他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记·〈穀梁〉校勘记序》中强调的“《穀梁》善於经”“《穀梁》为近孔子”成为推动晚清《穀梁》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观念。《穀梁》“善经近孔”为晚清学者所接受，从从时间上的近孔进一步推出义理上的近孔，并最终演变成“《穀梁》较《公羊》《左氏》为优”、推崇《穀梁》的学术风气。

二、《穀梁》“善经”“近孔”之说

但是，许超杰老师对此提出疑问：晚清学者所言《穀梁》“善经”“近孔”之说，真的合于郑玄本意吗？接下来，许老师结合具体文本，回归至郑玄《穀梁》“善经”“近孔”的原本语境，重新理解郑玄对于《穀梁》的看法。包含“《穀梁》善于经”在内，郑玄对于六经的总体论述主要见于《六艺论》，《六艺论》久已亡佚，现可见多种辑本，其中以皮锡瑞的《六艺论疏证》本较善。在《六艺论疏证》中，关于《春秋》者共五条，三传“三善说”即在其中。许老师发现，就今见《六艺论》遗文来看，郑玄并未突出《穀梁》在《春秋》三传中的地位。相反，其中多采《左氏》《公羊》说，而不同于《穀梁》说。结合《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及《郑志》《驳五经异义》等遗文，可以看出郑玄对于《春秋》三传之分判，并未真正以《穀梁》为善。

另一方面，许老师又继续对《穀梁》“近孔”的原义进行分析。《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穀梁传》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何休据《公羊》论无“夏田”，故指出《穀梁》于义为短，郑玄驳之，弥合二家之异。许老师指出，郑玄此处与其说是在表彰“《穀梁》近孔”，毋宁说是他认为《公羊》阐发了孔子改制的真实想法，也就是后人笔下所谓夫子的“微言大义”。郑玄虽然以“近孔”解释《公》《穀》田制之异，但其“近孔”之论与其说是推崇《穀梁》，不如说是将《穀梁》置于《公羊》之下。由此可知，晚清学者所谓的“善经”“近孔”，在郑玄那里都是不成立的。

那么，郑玄之“《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究竟该如何理解？许老师借助隐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三传之文，点明《穀梁》对《春秋》之诠释具有不离于经文，紧扣经文每一个字，对每个字都予以梳理的特点。此即所谓“《穀梁》善于经”，即就经文而发传，是固其释经特色之所在。许老师认为，《穀梁》虽无《左传》重视周礼之历史性，亦无《公羊》“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现实性，但就释经而言，其紧扣经文的严谨诠释，亦可当得起“善于经”之论，是亦郑玄“《穀梁》善于经”之意。

三、《穀梁》之条例体系的探寻

在理解了“《穀梁》善于经”的原义、把握了《穀梁传》的释经特色之后，许超杰老师进一步点明了他的核心关切，即探寻《穀梁传》独特的释经条例体系。通过对历代《穀梁》学著作的深入研究，许老师指出，在历代《穀梁》家中，范宁注虽尤为重要，然据其《穀梁序》之言可知，范宁亦并未真正推崇《穀梁》。真正可称为最早的《穀梁》家的，当属杨士勋；而首先尝试建立《穀梁》体例的，则有柯劭忞。柯氏借用何休“三科九旨”之说，以“三科”合于《公羊》，“九旨”合于《穀梁》，并借“九旨”来谈论《穀梁》的体例。然而，若不借用《公羊》说，《穀梁》自身的体例该如何找寻？许老师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借鉴《公羊》《左传》的条例，另一方面也要看《穀梁》自身是否有独特的条例。针对后者，许老师尤为重视“三临之言”，即哀公七年“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穀梁传》曰：“《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其言来者，有外鲁之辞焉。”许老师指出，在柯劭忞的诠释下，“三临之言”从地域改变转换为批评视域，临天下之言即以天下为评骘之标准，临一国之言以一国为批评之准的，而临一家之言则以家为褒贬之取予，而这一转变也使得“三临之言”成为评判《春秋》书写的重要概念与标准。在这一新的天下、一国、一家的三级评判标准下，《春秋》经文就可以有新的解读视角。

在对“三临之言”进行梳理分析之后，许老师进一步发问：结合《穀梁》“善于经”的特点，是否可以找寻其他的《穀梁》条例？由此问题出发，许老师关注到了围绕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三传的解经差异——《公羊》与《左传》“文成致麟”“感麟而作”“获麟绝笔”的解读模式都将孔子与“麟”的关系实化，而《穀梁》的解读模式则是将“西狩获麟”之事虚化，谁狩之、谁获之、孔子何以知之，皆略而不论，其所注重者，只是在“麟”之于“中国”的意义。许老师认为，《穀梁传》为我们建构出超脱于“西狩获麟”这单一事件之外的“麟与‘中国’”的美好愿景，这无疑是历代“西狩获麟”诠释体系之外的另一种解读模式，但这也确乎是从《穀梁》传文中体贴出来的《穀梁》“《春秋》终麟”义。当后人在讨论“文成致麟”还是“感麟而作”时，《穀梁》另辟蹊径，并不提及孔子与“麟”之关系，也未参与“麟”的出现之于《春秋》书写的联系，但当我们细绎《穀梁》文本，亦能够发现孔子、《春秋》与“麟”之间的关联性。无论是“文成致麟”，还是“感麟而作”，亦或是“获麟绝笔”，“麟”之于《春秋》只是一个触发点和终结点。但如果“麟”之于《春秋》仅仅只是孔子书写时的一个时间节点和意义节点，那么，后人用《麟经》来指称《春秋》，其可乎？但如果说，《春秋》就是孔子引取“天下有道”的“麟”，那么，《春秋》确乎是孔子的《麟经》了。

四、小结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剖析，许老师给出了他对于《穀梁》学发展的整体判断以及前景展望。许老师认为，《穀梁》之所以在两千余年的经学历史中一直处于暗弱不彰的状态，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废兴由于好恶”，也不是“盛衰继之辩讷”，而是缺乏一套像《左传》“五十凡”、《公羊》“三科九旨”那样系统而精炼的体系，从而使学者难以把握《穀梁》之义。无论是两汉《穀梁》家，还是范宁、杨士勋、钟文烝，抑或是许桂林、柳兴恩、柯劭忞，都试图去诠释《穀梁》学条例，但最终却并未形成一套简洁明了的体系。因此，《穀梁》善于经、《穀梁》的释经模式与特色，有待進一步探寻。

与谈人发言

徐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超杰兄本讲是把他的著作《穀梁善于经——《穀梁》释经学及其建构史研究》里面一些比较精华的内容浓缩在一个多小时里面，从范宁、杨士勋，再到晚清的柯绍忞等人的穀梁学发展脉络和解释层次来展开，把《穀梁》释经学及其建构揭示得比较清楚。

超杰兄这本书是从汉代开始写的，但是其实三传解经的问题并不是在汉代，而是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发生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推到更早的先秦的经典化时期，即它的发生阶段去理解，三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晚清今文经学之前的清代经学家看来，《左传》的解经语是左丘明所作，且早于《公》《穀》，这是当时学者的基本认知。按照刘师培的观点，《左传》在较长一段时间当中没有进行公开传播，早期传《公》《穀》的先师并没有见到《左传》。据此而言，《左传》的解经早于《公》《穀》，是解《春秋》的早期形态。因此，如果把《左传》记史部分去掉，《左传》剩下的解经语言是缺略不全。从这个角度，与《左传》相较，《穀梁传》的确可以说是善于经的。可以说，《穀梁》代表了战国时代一个比较完备的、以例解《春秋》的形态。而《公》《穀》作为在战国时代能公开传播的《春秋》学术，二者确实是互相吸收的。《穀梁》学在汉代有两点遭遇，对其发展影响重大。首先，到了汉代，《公羊》学经董仲舒的阐发，将《公羊》与术数进行了深度的绑定和结合，对《公羊》进行改造。而《穀梁传》虽在宣帝时经历过地位的抬升，而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刘向本身虽然也精通于五行术数，但据我们现在看到的《穀梁》学材料，其中并没有术数的内容，《穀梁》学并未完成术数化改造，没有形成一套今文经学的体系，在东汉的官学体系中依然影响力不大。其次，当何休出现，《公羊》经过何休的诠释之后，《公羊》学更加完备，而《穀梁》学重例善经的特点已经完全被《公羊》学所吸收了。经过这两次遭遇，《穀梁》在汉代的命运就此没落，这是我个人对于三传发展脉络的简要看法。

因此，《公羊》学就解经而言可以说是《春秋》学的集大成者，它的阐释体系可以覆盖《左传》《穀梁》的阐释体系。但同时，《公羊》学也存在解释过度之处，这也意味着在“义”的层面上，《左传》《穀梁》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做《公羊》或者做《春秋》学，不要独守《公羊》，而是可以结合《左》《穀》，进行再讨论。

主讲人回应：

徐老师说到汉代之前的《公》《穀》的关系问题，其实我会觉得如果真的要写一个《穀梁》学通史的话，那一定要涉及到您刚刚说的《穀梁》自身与《穀梁》《公羊》《左传》三家的不同解释在汉代之前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部分是我欠缺的。在经典化时代，不单是《穀梁》自身的成立，《穀梁》跟《公羊》《左传》的关系问题、《春秋》如何能发展出来这三条路线，这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徐老师讲到一个我没有讲清楚的问题，就是经过董仲舒的奠定和何休的发展，《公羊》学对于术数确实有很多的吸收。何休是从例的角度来解《公羊》，虽然我会觉得《穀梁》确实有很多例其实比《公羊》严密，但是经过何休的补充，就会比原来的《穀梁》自身的例还好。所以我会觉得从解经的角度来说，何休是非常厉害的，经过他的改造之后，《公羊》学确实十分完备，但是重新回到两个传文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关于您提到的术数化改造，其实对于刘向，虽然像柯劭忞、廖平会把他当作一位很纯粹的《穀梁》家，但是我跟您的意见一样，从现在存留的刘向的著作来看，其中还是术数的内容比较多，没有多少《穀梁》学的内容。后来《穀梁》学也没有出现一位跟何休、郑玄那样级别的人去做注。对于范宁注，如果你把它放在《春秋》学的角度，那做得还是很好的，但它不是《公羊》学，也不是《穀梁》学。由于范宁采用的是合会三传的做法，也会造成一系列问题。

高瑞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超杰兄有一个很大的抱负，想在乾嘉汉学里面做义理性的工作。说实话，我们研究何休或者郑玄的人都比较讨巧，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古代已经树立好典范的人物，所以典范性的方法和典范性的体系可以让我们能够通过阐释或者再阐释，去获得一些创造，但是超杰兄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形成典范的对象，却能够阐释出这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受益，尤其是超杰兄提到柯劭忞的“三临之言”，可以构成我们重新研究《春秋》学、《穀梁》学的一个新的起点。另外，超杰兄的论述也相当精密，例如对柯劭忞《穀梁》学的研究，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但同时，我也有一些需要请教的问题。首先，针对超杰兄的著作，为什么不把隐公相关的内容放到第一章？为什么要把“齐桓晋文之事”放到第一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其次，针对超杰兄提到的郑玄《六艺论》“《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六艺论》是郑玄晚年思想登峰造极之作，就三传而言，郑玄尤为青睐《左传》，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善于《周礼》，且认为《左传》与《周礼》相合，所以才会说“《左氏》善于礼”。同时，郑玄也是认可《公羊》善于谶的，但是谶纬驳杂，往往存在矛盾，郑玄可能并没有那么看重谶纬，而是以《周礼》作为对谶纬的取舍的标准。超杰兄提到谶纬是内经，说郑玄等人十分相信谶纬，我认为可能并不一定。所以，我反而会认为所谓的“《穀梁》善于经”，无论是《穀梁》更贴合经文，还是说它更重文献，这都是郑玄比较看重的一个面向，这也是《穀梁》优于其他二传之处。当然，郑玄确实没有像晚清学者那样，认为既然是善于经的，那一定是更重大义的；但是对于“《穀梁》善于经”，晚清学者虽然理解得不到位，但亦不远矣。

另外，就“三临之言”而言，超杰兄认为《穀梁》有临天下、临中国、临一家之言，那么临天下的主体是谁？比如按照《公羊》学，临天下隐含的主词是君子，即孔子；而超杰兄书中235页提到，“临天下之言”隐含的主词是周、天王、王、天子，那么，这个主词里有没有孔子？《穀梁》有没有“素王说”这个概念？紧接着，在241页里超杰兄提到《公羊》的体系，是“天王-鲁-诸侯”。但是《公羊》学当中一大“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是王鲁，按照王鲁说，《公羊》的体系似乎是“王鲁-天子-诸侯”。那么，在超杰兄看来，《公羊》体系里到底是天子更高还是鲁国更高？

主讲人回应：

瑞杰兄问到为什么要把“齐桓晋文之事”放到第一章来讲，因为这篇不是专门讲《穀梁》学的，而是讲三传各自不同的特色；而后来隐公叙事当中的“西狩获麟”跟“元年春王正月”是专门讲《穀梁》学的。另外，“齐桓晋文之事”是第一篇写出来的，也比较能体现我写这部书的方法论。所以，我会把齐桓晋文之事放在下编的第一章。

然后关于瑞杰兄对郑玄“《穀梁》善于经”的解法，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可能这句话的字面意思确实是《穀梁》善于解经，或者也是他推崇的一点，也并没有像王鸣盛所认为的《穀梁》低于《公羊》跟《左传》。我觉得这种理解是可以。

最后是关于“三临之言”中临“中国”与“天下”的主词，瑞杰兄问我这其中有没有素王说的概念。其实我隐含的意思是跟素王说有点类似的，但是用柯劭忞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词，叫“主书者”。我会认为孔子就是“主书者”，他是居于天王之上、可以批评天王的。至于我提到的《公羊》“天王-鲁-诸侯”这个体系，我估计《公羊》家不会认同我说的。我是借用包慎言的说法来理解《公羊》，也可能会存在问题。

张彧（同济大学中文系）：

听了许老师的讲解，我也是受益匪浅。许老师对“《穀梁》善于经”这个理念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包括这本书的上编都是对这个理念的辨析，认为我们应当回归郑玄的本意，即认为《穀梁》对经文的阐释是更接近于经文本身的。许老师也引用了范宁对三传的说法，认为《穀梁》是清而婉，我认为就是指比较简约、含蓄，范宁的这个概括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我是研究文献学出身，我所思考的是我们能不能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待《穀梁传》的经解体式？我们知道经解体式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章句体是两汉经解的一个标准解经形式，也是研究汉代经学的一个核心线索。那么我们能不能就《穀梁传》本身解《春秋》的体式继续进行探讨？因为许老师所引用的一些传文，我认为已经有了章句体式的雏形，它们不只是对于义理进行阐释，也有很多对具体语词的阐释，这种解经的方式，是否也是郑玄提出“《穀梁》善于经”这一看法的一个依据？或许我们也可以从经解体式的角度来重新探讨三传的特点？比如说《左传》偏向于历史，《公羊》偏向于谶纬，《穀梁》可能就是偏向于这种离章析句的章句体传统，这是我自己比较粗浅的一个看法。

主讲人回应：

张老师说到章句的问题，我会觉得解诂是章句的变体。如果要从章句这种体式，再来谈传的体式的话，其实当然可以，因为传本身就是解经的一种体式，章句也是一种体式。虽然《春秋》有其特殊性，它是有经有传，然后才是注，章句体与这种模式是存在差异的，但它本身也是一种解经的模式。章句也是从传发展过来，传是更早的一种解经的模式，然后才再发展到章句，后面又发展出另外一些模式。其实这个可以涉及到刚刚徐老师提到的，《左传》的很多解经语跟《公羊》《穀梁》的解经模式也比较相近。这个可以去谈，但就我自己来说，我不太清楚怎么去做这个问题，就因为这就涉及到，虽然传可能在汉初写定，但它毕竟是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先秦的解经跟汉代的解经模式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用章句这种汉代的解经模式，去谈先秦的解经模式，那我觉得比较难，要谈的话，或许可以从传的角度，跟《礼记》以及先秦的某些篇目比较，去谈他们是如何解经的。

李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我之前就已经阅读过许老师的博士论文，许老师的新书以及今天的沙龙也让我很有收获。许老师围绕着“《穀梁》善于经”这一点，给我们梳理了《穀梁》学在清代复兴的学术史，以及对未来《穀梁》学研究的展望。那我也就沿着今天许老师讲述的思路提一些问题。

首先，许老师是借助“《穀梁》善于经”去论述穀梁学在清代的复兴，《穀梁》在清代的复兴、“《穀梁》善于经”受到清人的重视也是伴随着清代汉宋之争中汉学的兴起、对郑玄的推崇。但是其实我认为清代学术，除了汉宋之争，还有一个今古之争的转向，那在今古之争这一条学术脉络之下，如何去看待《穀梁》学的兴起？我认为如果以“《穀梁》善于经”作为线索去看《穀梁》学的发展，似乎《穀梁》学的发展整体落后于清代学术的发展。因为在晚清，当《公羊》学以及礼学已经有了今古文之别的意识时，不论是钟文烝还是柯劭忞，似乎都没有从郑玄对三传的评价当中去产生今古之别的意识。所以我认为，清代《穀梁》学还有一条线要去重视，即今古之争；而廖平的《穀梁古义疏》似乎更能代表晚清的《穀梁》学。

第二个看法是关于“《穀梁》善于经”是指它比较贴合经文，或者说相较于《公羊》没有那么多经文之外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我们知道在汉代《公》《穀》之间似乎是互有借鉴的，而《左传》在汉代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援引、攀附《公羊》到杜预排斥《公羊》，将《左传》树立为单独学问的过程。但是或许《左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和《公羊》划清关系，但是《穀梁》却不能和《公羊》划清关系。一方面因为是汉代《穀梁》家和《公羊》家相似的说法，到底是他们攀附《公羊》家而来，还是说《穀梁》学本来就有，还是有待考证的。这也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因为后世大部分做《穀梁》的学者，往往有一个倾向，例如范宁，虽然三家的说法他都会取，但他却会刻意地排斥《公羊》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导致《穀梁》学的肤浅？是否有因噎废食的嫌疑？虽然《穀梁》本身文短，但是仍然有值得挖掘之处，但是在《穀梁》学者的刻意排斥之下，那这些值得挖掘之处也会被忽略，可能会导致《穀梁》既文短又义短。

第三个看法就是关于柯劭忞引入宋均的“九旨”说，以及“三临之言”。其实我个人的倾向和许老师是很像的，我也认为《穀梁》学要想发展起来，就一定要构建一套系统的解经体系，但是许老师比较看重柯劭忞，而在我看来，廖平的构建相较于柯氏来说可能会更加系统。比如廖平就已经非常重视“三临之言”，他把三临之言”和“立乎定、哀，以指隐、桓”结合起来，构造了一套“三世说”。虽然廖平以《王制》解《穀梁》的方法有很多人不认可，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也能自圆其说，并且在我看来，在清代学术当中，廖平的方法相较于其他人来说是最具有突破性的。

最后是关于您在书里提到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何休的注经方式已经是属于“六经注我”，他已经脱离了《公羊传》，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是否这个传文没说，那就一定是注家另有所成、就一定是吸收了其他派别，例如阴阳家的学说？如何看待《公》《穀》本身的口说传承？

主讲人回应：

我跟李新老师的差异就在于，我认为廖平、刘逢禄等人对《穀梁》的讨论并不是《穀梁》学。就比如我认为侯康的《穀梁礼证》不是《穀梁》学，是因为他是用了《穀梁传》的内容，但其中完全没有体现出《穀梁》学的意义。其实更早的叶梦得、惠栋等都关注到了《穀梁》，但是他不是在一个《穀梁》的体系下。从自我创造性的角度来说，廖平肯定比柯劭忞和钟文烝要好。那我为什么说他做的不是《穀梁》学呢？比如，廖平把“三临之言”处理成三世说，而三世说在《穀梁传》里边是没有的。

关于口说，我们先假定《公》《穀》确实存在口说传承，但所谓的口说是到写定为止，写定了就没有口说，只有传文了。传文之前的是口说，传文之后我提到是“六经注我”。何休是六经注我，因为他的注文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但这不是贬义的，我认为“六经注我”非常重要，经学必须要六经注我，每个重要的经学家都需要六经注我，六经注我跟我注六经是并行的，因为不可能完全脱离经文去形成六经注我，也不可能完全恪守我注六经，所以六经注我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何休的注文中，如果是基于经文的解释，那还是能从经文本身推出来的，如果推不出来，那么就可能掺杂了别的因素，但这些因素进来并不是代表他做得不对，只是我认为这些有掺杂的内容不属于《公羊传》。《穀梁》也是一样，我会觉得廖平可以掺杂其他要素，但是我觉得廖平做的不是《穀梁》学。我认为《穀梁》学与《公羊》学的核心文本必须是《公羊传》跟《穀梁传》，所以我会觉得廖平在《穀梁》学中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对《穀梁》的阐释很多是他的自创，又引了许多《公羊传》的内容。

高瑞杰老师的回应：

分则兼美，合则相伤，其实就像刚才李新老师说的，晚清以后开出了两条路，一条路就是《穀梁》学《公羊》化，尤其是在今文经学的系统下，《公羊》和《穀梁》就是一脉，在这一脉络上廖平可能是典范。但是确实超杰兄的意思是以《公羊》还《公羊》，以《穀梁》还《穀梁》。平心而论，前见是我们现在的难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克制自己的某种逻辑的，或者说压抑住自己的某种前见，去摆脱视域的局限性，这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超杰兄发现了《穀梁》，因为它的前人的典范还没树立起来，所以反而给了我们更多的创新的可能性。而《公羊》学有何休珠玉在前，要突破他就非常难。甚至按照超杰兄所说，从《公羊》文本来看，何休做的也不是《公羊》学，但是我们又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能够脱离何休去理解《公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可能超杰兄的观点会导致极端的结论，即何休是《穀梁》学，因为他用的时日月例是《穀梁》学的义理。但是我们反而会讨巧一点，因为有何休珠玉在前，我们可以顺着何休或郑玄的路径走。但是我觉得超杰兄提醒了我们，让我们在做某些论断的时候要有一点谨慎，不要有太多智识上的傲慢，这个是我特别欣赏、佩服的一个点。

惠文东（同济大学哲学系）：

许老师以“《穀梁》善于经”作为线索，来审视清代《穀梁》学的研究。许老师也说过，在郑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三传皆有所取舍的态度，并不是说哪个是最好的。但是当清代人把“《穀梁》善于经”理解为“《穀梁》最善于经”的时候，其实如果再往前一步就会产生今古意识。比如我昨天看到钟文烝的一段话，他批评郑玄，认为除了“《穀梁》善于经”，“《左传》善于礼”以及“《公羊》善于谶”都是错误的，这恰恰反映出钟文烝在独尊《穀梁》之中，就会产生今古意识，接着他可能就会脱离汉宋之争的范围了。

但是钟文烝也比较纠结，由于阮元的强大影响力，导致钟文烝不能脱离阮元的学术规模。尤其是钟文烝提到说孔子作《春秋》是在七十岁以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后作《春秋》，这显然是一个宋学色彩非常浓的看法。这也导致钟文烝的《穀梁》学也是遵循三传皆采、汉宋兼采的路向，反倒是没有达到“《穀梁》最善于经”的学术目的。

主讲人回应：

惠老师提到说钟文烝独尊《穀梁》，就会产生今古意识，我倒觉得他即使独尊《穀梁》，也不会导出今文经跟古文经之争的意识，他独尊《穀梁》，只是说他认为三传里边《穀梁》最好，而没有把《穀梁》放在今文经跟古文经的脉络下去谈，所以我觉得他无法引出今古文之争的问题。

陈姿桦（同济大学哲学系）：

许老师在书中是从汉代开始讲《穀梁》学的，就我之前读《穀梁》的一个感受而言，以《公羊》作类比，《公羊》经常有一些比较权变或者变通的讲法，包括“实与而文不与”“经与权”“王鲁”“《春秋》当新王”等等。但是在读《穀梁》的时候，我会感觉到《穀梁》会比较守正或者守礼，这似乎是《公》《穀》之间非常明显的差别。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差别是源于《公》《穀》各自的齐学和鲁学的背景。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以许老师的研究来说，对于《穀梁》学从战国往后一直到汉代或者清代的发展而言，齐学和鲁学的背景是否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主讲人回应：

关于齐学和鲁学的背景对《公羊》《穀梁》解经的影响，如果我们重新回到传文的话，我觉得齐学跟鲁学的差异，没有想象得那么大，他们主要差异是在注里。如果回归到传文，《穀梁》跟《公羊》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没有大到可以划分为齐学和鲁学。

高瑞杰老师：

至于齐学和鲁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放在一个今古文之争的一个背景下来理解的。比如说齐论语与鲁论语到底有多少差异？至少在郑玄的笔下，他对齐、鲁、韩三家诗其实是混用的，反而是谶纬学里面会认为鲁学比较质朴，不用谶纬；齐学就比较汪洋肆恣，所以董仲舒就比较喜欢用齐学。所以我们一般会认为齐学和鲁学的差异就是仅至于此，但是再进一步讲，就不是很清楚了。

徐渊老师：

其实齐学、鲁学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刚才超杰兄讲的《穀梁》，我们现在看它的文本形态没有受到术数影响，其实《荀子》《韩非子》也是如此。公羊传虽然可以说是在齐地发生的，但是并不取得我们后来所说的齐学形态。我们后面所说的经典齐学形态是什么呢？恰恰是董仲舒。董仲舒自己也不是齐人，而就是他把《公羊》学进行术数化改造以后，我们才把《公羊》学定义为齐学形态。从学术源头来讲，董仲舒之学确实是从齐国来的，但是并不是战国时候的，因为战国的学术形态还没有扩张到那个程度，到了汉代齐学形态才变成一般性的学术方法。而且汉代许多经典是立于学宫的，所有的经典大概都受到齐学影响，只有《穀梁传》依然独善其身。所以齐学鲁学这种方法和视野，是慢慢侵入到汉代学术的，而且它的侵入还和黄老之学以及道家有关。比如现在我们看到战国道家的经典文本都没有术数化色彩，但是到了汉代，道家也同时术数化了，而且比儒家的经典文本早。其实我们认为好像是道家统治了汉初朝廷的一个思想意识形态，其实恰恰是术数家、阴阳家统治了汉初的意识形态，此后从汉初开始就大量地引入所谓的齐学，这整个过程其实是贯穿整个汉代的。

许超杰老师同与谈人、现场听众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最后，陈姿桦老师代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对许超杰老师的精彩讲述、与谈人们的精彩发言表达了由衷的感谢。第三期“新经论”青年经学学术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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