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间儒学发展的“优”与“忧”管窥——兼议儒学社团未来发展问题

作者：常樯（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载《岳麓新声：儒学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第十二届儒学社团联席会议文集》齐鲁书社，2026年

前言

李泽厚先生在他的名文《孔子再评价》中指出，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孔子及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在精英阶层当中，其影响已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李先生因此指出，“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他还认为，孔子的历史地位与他以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原始“礼乐”文化分不开，孔子对实践理性的贡献巨大。何谓“实践理性”？李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由此可见，孔子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不在“抽象的玄思”上，而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之中。这其实就把“孔学”与“民间儒学”之间画上了等号。孔学是儒学的源头和底座，既然孔学是具有实践性、民间性的，那么，儒学就不可避免要带有实践性和民间性之特征了。

陈来先生指出，儒学自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典型的“道德本位主义、社群本位主义、责任本位主义、民生本位主义”色彩，儒家本身便是“由这么多的主义体现的价值观所构成的整体”。如果这个论断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整体”就必定是以民众为最终的服务对象和最根本的依靠力量，这同样也决定了儒学必然具有内在的民间属性、社会属性，而其政治属性、精英属性则是外在的、形式的，是根植于民间大众的。

时至今日，我们已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当下中国既不处在传统意义上的尊孔时代，也不处在受五四革命思潮支配的反孔批孔时代，而是处在一个更加包容、更加理性的研孔时代，一个比以往更加务实、更加自信的学孔用孔时代。这样的时代为民间儒学的勃兴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可能。所谓民间儒学，其实就是儒学的民间形态，也可称为大众儒学、草根儒学、世俗儒学、生活儒学、实践儒学。民间儒学相对于精英儒学、学术儒学而言，其特点是：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是通俗的而非学术的、是生活的而非理论的。关于民间儒学的学理阐发和实践探索，将为儒学走向民间、走向生产生活一线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支撑，其顺利开展，不仅仅是是对儒学本身的一种救赎，往大处说也是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一种救赎。

有学者甚至把进入新时代以来的文明再造进程看作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中国特色“文艺复兴”，绝不只是由一些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及若干位知名学者参与的精英表演、高端雅集，而是一场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以民众为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的群体性社会活动。民间儒学不失为深度参与“中国版的‘文艺复兴’”的一股重要力量，甚至堪为这一进程中的代表性、典范性力量。搞清民间儒学发展的“优”与“忧”，持续探讨作为推动儒学事业重要力量的儒学社团之发展建设问题，对于坚定民众文化自觉与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骨气、志气，促进儒家思想与基层治理、社会建设的融合发展，乃至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将起到不可忽视的助益作用。本文将结合时代新形势和社会新趋向，围绕民间儒学、儒学社团等话题展开一些浅显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间儒学发展的优势所在

儒学生于民间，成于民间，惠及民间。儒学从来都是精英与大众兼顾，学理与实践并重的。“儒学的生命力仍在民间。儒学本来就具有平民性格，是民间学术。几千年来，它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担当着社会的道义，以道统，即以其‘历史的领导精神’，制约、指导着政统与治统。其依托或挂搭处则是民间自由讲学。”孔子所谓“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就为儒学走向大众破除了思想障碍，推倒了精神高墙。许多学者在个性化解读儒学时，都没有忽视儒学的民间面向、生活实践面向。如贺麟先生称“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既然涉及到“教”——暂且不论到底是宗教之“教”还是教化之“教”，便可肯定其必然是面向大众、走向民间的，这一倾向极为明显。颜炳罡先生曾从“儒学是人文化成之道”和“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的角度阐发儒学，同样涉及到儒学的民间性和实践性。从学科性质来看，可把儒学归纳为四点：第一，儒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社会学科；第二，儒学是一门理论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实践学科；第三，儒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第四，儒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笔者也曾对儒学作过一个评价：“儒学是仰视世人而俯视人世的学问。”这是在对比儒学与其他文化流派、文明形态之后而得出的一个浅见。儒学仰视世人、俯视人世的价值取向和理论特征既体现在对仁义礼智信等核心理念的宣扬与推崇上，也体现在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以和为本的社会实践之中。尤其是对于民间大众而言，这种取向与特征具有典型的引领价值与教化意义，有助于人们涵养精神品格，提升道德境界，拓展认知边界，增强智慧水平。下面拟从政治导向、历史走向、学者担当、民间热情四个层面来把握新时代民间儒学发展的优势所在。而这些优势也可谓是其存在必然性或生长土壤。

从政治导向层面看，党中央为儒学传承发展制定了顶层设计，执政党政治文化中“再中国化”程度一直在不断加强，为民间儒学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早在中共的十八大以前，陈来先生便敏锐发现，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以民族文化为口号的内容已越来越多，中共会“更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作为正能量”，他将这一显著变化称为“再中国化”。现在我们回望十八大以后的政治文化，更可清晰发现，“再中国化”已得到更高规格的重视，更大范围的强化，更大力度的执行。从“四个讲清楚”“两创”到“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等重要论述的提出，无不凝聚着以XXX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伦理规范等思想资源已然得到党的领导人的明确确认和高调宣扬，同时也被写到党和政府的各类文件当中。从政治介入角度来看，许多时候，“儒学”“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名词。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全国范围内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各地区也纷纷结合实际情况，颁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关文件。以山东为例，省级层面曾出台《山东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方案》《关于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新标杆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青岛市也出台《青岛市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方案》。各行业也曾专门发布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件。如2014年3月，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21年1月，教育部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有的则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入到行业性文件之中，如2025年4月，山东发布《山东省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5—2027年）》，其中便设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条，内有“推动儒家文化进乡村”的表述。

从历史走向层面看，国家稳定上升期尤其需要以儒家思想作为必要的精神文化资源。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和立场看儒学，我们把儒学当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同“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并把儒学当成国家稳定上升期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资源。汉初，大儒叔孙通对汉高祖刘邦所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可谓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儒学和儒家的学派风格和理论特色。在叔孙通看来，儒学可能在推动社会变革、陈兵布阵及创新创造上功效有限，但这种学说却在维持社会稳定、建立规范秩序、调和伦常关系等方面能够发挥其独特优长。换言之，儒学和儒家堪做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儒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面、具体而深刻的。返观中国历代王朝，官方隆重尊孔大多发生在开国几十年以后的承平期，便是叔孙通言说的最佳注脚。我们甚至可以说，“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曾振宇先生曾指出，历史上新王朝在建立后50年左右，往往会打出“尊孔”旗号，以此来宣称新王朝是儒家基本价值观的遵循者。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孔子定律”。这也正应了陈来先生的一个说法：“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因此儒学在20世纪的被冷落，是理有必然的。与相对短时段的革命和改革而言，儒学正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儒学自身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及时代的发展走向，也为作为儒学重要面向与形态之一的民间儒学的兴盛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从学者担当层面看，当代儒学专家既执著于对儒家学术的全面阐发和深度解读，又在化民成俗上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一方面，近三四十年以来，儒学研究获得空前的好机遇、好环境，这一时期出现的成果，视野开阔，主题繁多，观点新颖，方法多样，“经院化”儒学已构成新时代儒学传承发展的最大板块。专家学者以多角度、多立场、多视野来研究释读儒学，使儒学研究在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都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和艰深的学术内容，不应当徘徊在文化消费的‘潮流’和‘时尚’层面上。”学术从来都充当着社会变革、思想进步、观念更化的先导，没有精英儒学、学术儒学以开路先锋的自觉自任，便不可能有民间儒学、大众儒学的大发展大突破，这一点我们丝毫不能否认。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意识到，儒学要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就要与时偕行，因应时代大势和民众诉求，实现“古为今用”和“由用致新”。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目前来看，颇具代表性的民间儒学形态有“乡村儒学”和“企业儒学”。二者都是由知名儒学学者发起并充任学术引领者的角色。“乡村儒学”的主阵地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山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目前担任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的颜炳罡先生；“企业儒学”的主阵地在改革开放前沿省份广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山大学教授黎红雷先生。“乡村儒学”在繁荣兴盛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高标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用功颇勤，创获颇多；“企业儒学”在推进中国式管理落地及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宣扬新儒商精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着力颇丰，成效颇大。“乡村儒学”与“企业儒学”不失为当代学者引领民间儒学发展的两块试验田，值得我们持久关注。

从民间热情层面看，民众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更加注重精神家园建设，“走进（近）孔子”成为一种内在自觉。

冯天瑜先生曾言：“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先秦诸子便是。”诸子当中，孔子堪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第一位原住民。孔子不仅是王官之学的承继者，还是平民之学的创立者。就儒释道三家而言，我们一方面认同作为本土宗教的佛教和道家具有亲民属性，另一方面也丝毫不否认儒家的这一特征。“儒学从来就不是少数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奢侈品，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是人们的生活规范系统。”王蒙先生在《激活儒学》一书中这样理解儒学：“儒学是亲和、恰到好处的此岸思潮”；“儒学，是经世致用、融通亲民的学派，是知行合一的学派，……”这里还有必要区分“小孔子”和“大孔子”。前面所言，都是指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即“小孔子”，同时，孔子本人还具有名片和符号的价值，对于大众而言，“孔子”还可从广义上代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对孔子的热情，本身也代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所谓“走进（近）孔子”，其实就是走进（近）以“孔子”为符号、标识、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圣殿堂。这个殿堂，神圣但不神秘，既有经史子集的学术、道术，又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武茶香的艺术、技术；这个殿堂，既是形而上的、中国思想文化的百花园、众神庙，又是形而下的、中国式雅致生活的样板间、精品屋。也就是说，民众已把关切的对象，从“小孔子”扩大到了“大孔子”，从儒学拓展到了儒释道、法兵名、墨阴阳、中西马，从精神价值、道德教化延伸到了人伦日用、洒扫庭除、柴米油盐。

二、民间儒学发展的忧虑所在

应当看到，“民间儒学之所以为民间儒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民间为本位。以心系民间、面向民间、服务于民间为宗旨。源于民间、依靠民间、植根民间是民间儒学本色。……民间力量是民间儒学最主要的支撑力量，也是民间儒学形成、发展的主要动源。”前几年，在儒学传承发展过程中，曾出现将儒学神秘化、贵族化、暴利化等倾向，相关学者都曾对这些乱象进行批判。最近几年，据笔者观察，已出现去神秘化、去贵族化、去暴利化的理性趋向，值得欣慰。但就民间儒学发展而言，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令人感到忧虑。主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存在发展后劲不足问题。

当前民间儒学发展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和经济保障，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尚未普遍有机融合起来。民间儒学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其发展也有赖于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单纯依赖领导干部、学术专家或志工中的某一方面可能都很难取得较好效果。最有可能调动群众的便是包括儒学社团在内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介于官方和社会大众之间，背靠官方，直接服务于社会大众，其“第三方”的角色和定位确保其足以发挥更灵活的作用和效能。尽管目前多地已成立有儒学类的社团组织，但许多社团仍然存在着诸如组织架构不够完备、人员代表不够广泛、主责主业不够清晰、经费保障不够充裕、活动规划不够科学、工作成效不够显著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民间儒学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赞同依托儒学社团开展民间儒学系列活动，但其前提是务必要把儒学社团自身建强用好，至于如何建强用好，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有待时贤群策群力，共同谋划。此外，民间儒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充足的经费保障，但目前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上所产生出的具有较强复制性的成功案例和成熟模式尚不算多，还有较大探索空间，这将是推动解决民间儒学发展后劲不足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

其二，存在专业团队匮乏问题。

目前，民间儒学在发展过程中还缺少一支专业化较强的支撑力量。尽管许多地区都成立有各种研究机构、群众组织，但它们在传播普及儒学理念、引导百姓践行儒家思想上仍然存在着组织力偏弱、执行力不强、创新点不多等现象和问题。许多关注民间儒学的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儒学生活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关键就在于打造一支可靠的志工队伍，大家普遍对这支队伍至今未曾真正建立起来而感到遗憾。包括专家、企业家、领导干部、教师等在内的专业志工团队建设已迫在眉睫。这个团队的成员，应能够始终带着书生志、乡土情、公益心、凝聚力，自觉自愿投入到民间儒学发展建设之中。从“师者”的角度看儒家，可将其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教育者”，其行为往往是生硬的、知识性的、灌输性的；第二个层次是“教化者”，其行为往往是灵活的、价值性的、创新性的。目前民间儒学既缺乏由“教育者”所组成的专业团队，更缺乏由“教化者”所组成的专业团队。举一例。有的机构在当地文庙组织祭孔活动时，竟安排恭读祭文的人员背向大成殿、面向众人——这就出笑话了！祭文原是用来歌颂孔子、向孔子汇报工作的，应面向大成殿和孔子，岂能面向大众！这根本就不是“恭读”了，而是对孔子的亵渎！造成此类笑话的根本原因在于祭孔活动缺乏礼仪方面的专业人士来把关具体细节。我们认为改变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建强、用好遍布在各地的儒学社团，依托儒学社团去建立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专业志工团队，强化由儒学社团所造就的专业团队在引领民间儒学发展上的积极主动性和创新创造性。关于这一话题，下一节将作专门论述，兹不赘言。

其三，存在“雨过地皮湿”问题。

目前民间儒学尚存在盲目跟风、缺乏规划、“雨过地皮湿”等不良现象，这都反映出民间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其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并不明确。事实上，对于民间儒学到底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我们可能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细致地思考和分析，我们仍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民间儒学的“规定动作”，什么是“自选动作”。比如，往往是读经搞一阵子，开笔礼、成人礼搞几场，结合节庆活动临时组织一些应景活动，等等，单纯造就了一场又一场短暂的繁荣、一时的热闹，这些“雨过地皮湿”的“作为”为百姓所带来的福利是有限的，对民间儒学事业的推动同样也是有限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顶层设计的不科学、不系统有关，也与专业执行团队的缺位有关，还与主事者对“儒学”“民间儒学”本身的内涵和本质把握不准及其本身业绩观出现偏差有关。下一步，我们应直面这种问题，想方设法推动民间儒学由“雨过地皮湿”转变为“雨过池水满”，让其事业得以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持久造福社会大众。

其四，存在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民间目前存在过度膜拜孔子的“颂圣”现象，这反映出典型的无知、奴性心态和形式主义心态。信仰可分为政治信仰、文化信仰、宗教信仰，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就是儒家思想。儒学作为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学问，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信仰。但我们没必要把孔子当做万能的上帝、不可批判和质疑的神灵——孔子本人既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我们讲“万古衣冠拜素王”，拜的是作为民族精神导师的孔子，而不是类似于口含天宪、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之帝王的孔子。因此，我们在孔子面前应把膝盖和精神解放出来，秉持敬重、尊崇但不膜拜、迷信的立场。

关于这一问题，举两个例子。第一例：当下，有人竟然在文庙中树立露天的孔子雕像！一些主事者，不知是出于美化文庙的目的，还是出于刻意突出孔子地位的考虑，于是便把露天孔子像安排在了文庙的突出位置。这样的现象不在少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样做的文庙达几十家。我们认为如此是不合适的，是对孔子的大不敬，是画蛇添足！对此我们要进行严厉批判！文庙以大成殿为核心建筑，大成殿以孔子圣像（雕像或画像）或牌位为核心安排，整个文庙建筑群多采取多层次的院落布局，如此安排旨在让祭拜者通过穿越一座座牌坊、迈过一道道门嵌，缓步走到孔子圣像或牌位前面，向孔子致敬。在这一过程中，祭拜者自然便会生出对孔子的礼敬、仰视、崇拜之心。就如同紫禁城，设计成华丽雄伟的建筑群之目的，便是让人生出对帝王的尊崇，凸显帝王的尊贵与伟大，所谓“不睹皇居状，安知天子尊”（骆宾王诗）。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不禁要问：在文庙建筑群中安放一尊露天孔子雕像，难道这是要让殿外的“孔子”为殿内的“孔子”站岗吗？让祭拜者绕过一个整日经受风吹日晒的“孔子”而去祭拜那位安坐于大殿之上的“孔子”，合适吗？我们并不反对在其他重要的文教场所（如学校）设立露天孔子像，但唯独不允许在文庙的露天院落中再安置一尊甚至若干尊孔子像，如此显得太不严肃了，属于过度膜拜孔子的形式主义做法！

另一例：笔者曾听一位儒学学者讲，他在参加某个中学的成人礼时，随机向在场的学生采访，问其感受，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哪有什么感受啊，我都参加好几次了！”这简直是一个笑话！成人礼对一个学生来讲，本应是其一生中的一个重要仪式，犹如婚礼，一次足矣，“参加好几次”说明学校把原本严肃的成人礼当成了文艺表演，把学生当成了演员。如此一来，我们又该如何培养青少年对孔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诚敬之心！我们不禁扪心自问：这些形式主义的活动到底要做给谁看呢？有何实际意义呢？

三、儒学社团与民间儒学之关系及儒学社团应具备的几种意识

我们认为，民间儒学与遍布全国各地的儒学社团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儒学社团的命运、走向是与民间儒学的兴衰紧密绑定在一起的，推动民间儒学发展应成为当下儒学社团的一项重要使命，抓好儒学社团发展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民间儒学的勃兴。搜检相关文献可知，段丽丽较早关注儒学社团发展情况，撰写文章《民间儒学团体现状述评》，归纳民间社团在儒学研究和普及推广中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学社团其实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民间与官方之别，概观中国大陆社团可见，它们无不兼具政治背景和社会属性，可谓是亦官方亦民间。

笔者此前也曾陆续发文，围绕儒学社团、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等话题进行讨论，其中就涉及到民间儒学与儒学社团之关系。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儒学社团的角色定位：其一，就理论品格和内在特质来说，儒学是“人文儒学”，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其二，就服务对象和外在表现来说，儒学是“民间儒学”，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是“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在工作理念上，儒学社团应实现五大转变：其一，在团队建设上，从“人少好养活”转变为“人多好办事”；其二，在服务对象上，从“为行业服务”转变为“为社会服务”；其三，在业务模式上，从“学术优先”转变为“双轮驱动”；其四，在工作方式上，从“坐而论道”转变为“知行合一”；其五，在职业心态上，从“打工心态”转变为“创业与志愿心态”。儒学社团的业务特点体现为五个方面的统一：传播与传承的统一、研究与应用的统一、事业与产业的统一、专业性与跨界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下面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国内儒学社团有关发展情况，简要讨论儒学社团及其组成人员在推进民间儒学事业中应具备的几种意识。这些观念和意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儒学社团未来发展的质量与成效。

其一，美俗意识。

儒学和儒者不仅可“在本朝则美政”，还可“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前者多由政治家来承担，后者则多由学者、社会人士等来承担。儒学不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宗教，若为宗教则便会以排他的立场拒绝其他信仰、其他价值观的流布。中国之所以为一“宽容的文明”“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与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但儒学却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其宗教性体现在执著的教化精神上。徐复观曾言：“孔子之精神，实系伟大宗教家之教化精神。”如果我们把儒学当成一种哲学，那么其学术性、学理性是极为显著的，但儒学又绝不仅仅如此，儒学更是面向生活实践、人民大众的“儒教”——人文教、道德教。“作为哲学的儒学”为一种学术思想性的存在，与之不同，“作为文化的儒教”则是一种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民间儒学的实质是将经生文士之学转换为愚夫愚妇与知与能之学。”“美俗”是民间儒学的最大使命任务。主动贴近百姓生活，引领价值潮流和道德风尚，营造与时代需求相契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序良俗，儒学社团在此过程中不可缺位。“走出书斋，放下身段，化民成俗，吾辈实有责焉。”

其二，主责意识。

儒学社团应明确自身职责定位，搞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能干什么。换言之，要确立主责意识。主责意识联动着愿景意识，二者内在一致。目前来看，研究阐发与普及应用的“双轮驱动”思路依然对儒学社团明确权责、布局业务、规划愿景起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其一，从研究阐发这一主责来看，儒学社团除自身可从事学术研究以外，还可发挥平台聚合作用，整合各界资源，组织各界精英，围绕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协同攻关。从这一方面看，儒学社团就要同时扮演好科研机构和政府智库的角色。XXX在福建工作时，曾于1992、2001年，两次向福州市孔子学会发贺信，其中都提到要“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孔子和儒学。这是XXX与儒学社团的最早互动情况，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意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二，在研究阐发的基础上，儒学社团就应担负起孔子文化及儒家思想普及应用的职责使命。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组织儒家经典诵读与参与重建礼乐秩序或可成为普及应用方面的两项重点工作，这是解决中国人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的关键性问题。关于经典诵读的文本，我们建议首先选择“四书”，因为“四书表达了中国人的人生信仰与思想智慧”。还应看到，“儒家之为儒家，就是要确立‘礼’在社会秩序中的价值优先性。”儒学社团在推动打造“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也应意识到，以上两项主责也完全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梁漱溟先生曾将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之特点总结为“把宋明儒者讲学的风气跟近代的社会运动合二为一”。“宋明儒者讲学的风气”就是面向儒家士人传播儒学义理，发动知识分子讨论儒学话题；“近代的社会运动”的一大突出特点便是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将二者合一便是要把讨论、宣传儒家思想的风气带到人民大众之中去，以讲学的形式感染民众，教化民众，让民众深度参与到儒学事业传承发展当中去。梁先生的这一思路对当代儒学社团实现研究阐发与普及应用的有机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发，同时也为儒学社团围绕主责进行谋篇布局起到了理论背书作用。

其三，跨界意识。

儒学社团要充分发挥好“中间人”“第三方”的作用，搭建起学者及学术机构、千行百业及千家万户之间沟通协作的桥梁。儒学社团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不能只招揽、服务一些痴迷于“无事袖手谈心性”的所谓纯学者，其专注的应是“化民”“厚生”“致用”——即要考虑如何把好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成果推介到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中，要考虑如何让百姓更幸福安逸，让社会更和谐稳定，让人更像君子；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对民间基层的好想法、好做法进行整合提升、普及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学术通俗化，把通俗学术化”自然便应成为新时代儒学社团要面对的一大课题。这就需要儒学社团及其主事者秉持跨界意识，以学习成长的姿态、开放包容的心胸、交流互鉴的立场去团结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与他们共同缔造知识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其一，从走向“千行百业”的角度看，儒学社团应聚焦解决诸如社会治理、乡村建设、企业可持续发展、干部政德建设、立德树人任务落实、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融合等重要时代问题；其二，从走进“千家万户”的角度看，儒学社团在具体工作中应重点突出一个“德”字，追求一个“和”字，把握一个“创”字，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儒学也就是百姓儒学、大众儒学。当然，“跨界”不一定是源自其他学科、领域、专业对儒学的诉求和期许，但一定是儒学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毫不夸张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生死存亡。总之，新时代儒学绝不能仅仅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转圈圈，否则便无法突破学术“象牙塔”的束缚，最终也将因脱离现实生活而彻底走入历史的博物馆和故纸堆。

其四，互通意识。

现在看来，各儒学社团的业务内容具有很大相似性、重叠性，因此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互通有无就变得格外必要。冯增铨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便意识到这一点，他曾指出：“研究事业的发展，使一些学者感到各有关地方、机构、团体、个人进一步加强联系是必要的，不然则不能形成强大的研究整体，会有许多人在同一题目、同一层次上重复研究；又会有人对一些重要课题因缺少合作者，力量单薄而不能进行；也会有许多人因互不了解其研究重点而不能深入对话，或者不能开成真正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看来，建立统一的学术组织、团体既不可行，也未必受欢迎；但是通过某种联络形式交流信息，协调研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非常感佩冯先生在三十多年前便意识到了儒学界的互通问题，其论说是十分全面且到位的，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儒学界已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依托儒学机构或社团而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互通机制和议事平台有：由山东大学等牵头成立的“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省儒学学会等发起的全国性的“儒学社团联席会议”。此外，其他类似“儒学社团联席会议”模式的机制和平台还有：由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发起的“全国家文化研究机构联席会议”，由兰陵荀子研究会发起的“荀学研究机构联谊会”，由黎红雷先生发起的“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这些机制和平台对推动新时代儒学研究阐发、普及推广、交流合作、实践应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值得关注和复制。

结语

本文着重探讨了当前民间儒学发展中“优”与“忧”，并对儒学社团建设与民间儒学发展之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在此基础上指出儒学社团及其组成人员应具备的几个意识。文中提到“把学术通俗化，把通俗学术化”，这可谓是民间儒学发展和儒学社团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理念，我们有必要长期坚持。

2013年至今，几乎每年一届的儒学社团联席会议在不同城市召开，全国各地的儒学研究者、传播者、践行者得以有机会汇聚一堂，共同聚焦新时代儒学传承问题和儒学社团建设问题，发表学术高见，交换工作经验，起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较好效果。但需清楚，这只是一种议事机制和联动平台，并非全国性的实体组织。这种松散而灵活的工作机制，应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开展工作，同时也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遵循文化规律，尊重公序良俗，尤其要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本文写作初衷便是号召广大儒学社团同仁，淡泊名利，知行合一，成己达人，精诚团结，积极投身民间儒学传承发展事业之中，以儒家精神从事儒学事业，为更好引导民众涵养家国情怀，塑造君子人格，厚植文化根基，传承中华文脉，缔造文明新形态而继续努力。我们期待儒学社团联席会议越办越实，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