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玄学对治道理想与实际的反思为佛教进入讨论营构“治教”论域,在理想治道的视域中以更符合道“导物”特征的佛教为本、以儒家为末,在现实治理的视域中以更适应“百姓之心”的儒家为主、以佛教为从,克服了以单一立场建构三教关系理论所无法避免的偏敝,展示了一种实现理论与现实平衡的书写技艺及对“为治”的关切。
他们不仅是传统文化事业的同道中人,也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共同推动者。其所深度参与的80年代中国思想史向弘扬传统文化的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国家决策层的治理逻辑,是彼时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的生动缩影。
关于民间儒学的学理阐发和实践探索,将为儒学走向民间、走向生产生活一线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支撑,其顺利开展,不仅仅是是对儒学本身的一种救赎,往大处说也是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一种救赎。
汉宋礼学呈现出政、教两端的往复鼓荡之势,推寻其嬗变之迹,盖当以中唐为转轴时刻,以杜佑、韩愈为时代分野的先后型范。杜佑持“理道”观编撰《通典》,上承《汉志》与郑学的理念与文献,乃是汉型礼学的“终条理者”。
他反对汉唐以来用“九五”之数附会“中”的路径,提出“《洪范》之于皇极也,以八为一”,视其他八畴为皇极畴之用,皇极畴则升至八畴之体,将“皇极”畴与另外八畴的关系从并列关系提升至体用关系,将皇极视为政治治理完备后的结果而非抽象之法则。他的“皇极”思想有突破汉唐诠释的自觉,其提出“上之治谓之皇极”的说法,将皇极关联“治道”之实,···
定位”与“交通”是爻位中的秩序义,同时也是对人事的象征。人之“成位”包括实现个体秩序与成就宇宙秩序两个方面,二者皆是人赞天地化育的表现。人可以发挥自身主动性来赞化育,但根本在于法天道而行。
荀子“五经”“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的说法,应当视为六艺经典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荀子将四教发展为“五经”,并对“五经”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为儒家经典的体系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郭店楚简《六德》等篇将六经并举,是易学在楚地较为发达的结果,具有地域化的特点。
君子之学乃是为己之学、快乐之学、共享之学,经由日常生活之“学习”而成就君子人格。“学为君子”“学以致道”是“知”,“习成君子”就是君子之道的贯彻落实,超越“小人儒”而成为“君子儒”则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
方以智用“核仁”和“全树”的隐喻对克己与由己的关系、仁与礼的关系进行讨论,转化了剥、复两卦的易学资源,基于“剥烂复反”蕴含的相反相因而提出“核仁说”,通过“克己即由己”这一命题凸显了对欲望的自我节制本身恰恰是个体在修身工夫中心灵最高主动性的实现。
代家庭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却未能合理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门内之治和门外之治,导致了社会公共原则对于伦理亲情的冲击。
唐虞之道》所论“爱亲尊贤”与《五行》《尊德义》一样,仍不出“仁内义外”之道的叙事模式,“孝”是“仁之冕”,“禅”是“义之至”,前者具“匿”之柔质,后者具“简”之刚质。之所以倡导“情义兼尽”,旨在损益文质、补弊旧礼尚文之偏失,当然亦怀有“重建礼制”的心愿。
儒学对周道的态度往往周旋于三者之间,若强调“文质再而复”的循环文明论,则《公羊》学“损文从质”、救弊开新的改制说,皆是题中之义;若强调“文质彬彬”“人道至文”的礼乐渐进论,则经史文明中崇尚“周礼”监于二代、复周之制的反古论,是其本根。
秦、陆二人关于朱王异同的思考和辩论都不是简单地会通和求异,而有其义理上的深刻性,这对于“朱陆异同论”乃至心性哲学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田野调研和统计数据分析,提出当代文庙祭孔在文化内涵、祭孔标准形式、礼制属性等三个重要维度上体现出“仪式化”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中所隐含的社会认知和定位之间的张力与形塑,以期能初步回应儒教传统祭祀文化当代实践的相关问题。
本文提出“以儒教为方法”,打破学科长期以来的基督教中心的格局,推动各宗教的“自我言说”。文章基于儒教立场对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发展的分期、马克斯·韦伯基于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命题对儒教的批评分别从知识学和文化学场域进行了分析讨论,是完善宗教发展模式、澄清儒教自身形象的积极努力。
告子以“门”为界区分内外,关注仁义的不同施展范围,旗帜鲜明地持一种“仁内义外”说;而孟子以“心”为界区分内外,通过强调内在之“情”之于仁义的不可或缺性来突出道德的内在性,但他却并非持一种纯粹的“仁义内在”说。
面对忠孝冲突,舍忠取孝不是重孝轻忠,而是既不违背忠又优先尽孝;舍孝取忠不是重忠轻孝,而是蕴含忠孝两全的价值诉求。孝与忠的辩证关系,对个体心身安顿与社会和谐有重要借鉴意义。
牟宗三的“时代判教”意在呈现儒、释、道三教义理横向涵摄、纵向贯通的“通达”境域,这一通达境域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横向将三教视为无限心的三种特定表现形态,从而打通三教义理的睽隔;另一个层面是从纵向将三教义理视为不断向“正盈圆教”趋进的过程,并将儒教义理视为兼备佛道义理的“大中至正之圆教”。
如何保持哲学形上追求又扎根伦理生活实践,这既是儒家以气论性理论模式发展演变的张力,也是今天我们实现中国古典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郑何之争”的根本区别在于经典解释的不同视野:是将《论语》置于经学中,还是将《论语》学视作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郑玄和何晏在经典诠释上的不同,既反映了汉末和魏初不同的学术语境,也指示了对待学术传统的两条“话语”进路:使用传统的语言与传统对话、解决学术传统的问题,抑或是将解释传统视作面向当代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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