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明清,对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解主要可分为三种:一是以阴阳、有无等诠释、体证道,涵摄隋唐以前由对宇宙生化的现象描述、规律探索转向本体超越的理性化思考进程;二是程朱理学“所以阴阳者道”的观点,由此引发的其与心学、气学之间关于道器、太极无极、理气心性等重要范畴乃至天人关系的激烈争辩,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形上···
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特征,是注重“大一统”。“大一统”政治的施行主体是王者,具体内容是王者所颁布的各项政令和教化举措,实施的空间范围则是“天下”。天下是一个有限的政治空间,地理上由九州和四海构成。王者要在天下范围内推行“大一统”政治,必须先对天下这个空间进行规划,并在天下空间内外结构的基础上,按照自内而外的方式逐步推行其···
两汉北部边疆扩张与巩固的过程,经历了由军事扩张、政治管控向强化文化认同的转变,这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表现为国家政治秩序的推广、地方行政的具体举措,以及社会精英的个人参与这三层次的文化实践。这样一来,儒家文化的扩张虽是两汉政府及地方行政官僚有意张目的结果,但其具体实践的情况仍需考量地方社会的基本情况与权力结构,这···
为了激活古代经典与现代革命之间对话,有必要重新检视“老三篇”中的文化符号及其组成的意义关联系统,使“老三篇”所蕴含的“天人关系”、“圣愚关系”、“中外关系”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命题得以展现。通过创造性地调动传统文化资源,“老三篇”将民本思想导向人民主体性,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再造了内具历史连续性的中国之道。
高攀龙由此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朱子和阳明的全新心物关系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寂感思想为核心,表述其心体思想的客观化义蕴。其意义在于,开发出一条将经史(学问思辨行)之维纳入心体世界的形上学路径。尽管高攀龙格物论有其缺陷,但是他的理论对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后续两个阶段思想发展,毫无疑问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让国”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得已之选择,“让国”因此依赖于一位具有非凡实践智慧的贤者做出牺牲。“让国”是一个独属于公羊学的概念。公羊家将“让”改造为一种新的政治伦理“让国”,寻求化解礼坏乐崩的方法。
全球主义道德观提倡极端的“大爱无疆”,而反全球主义道德观则呈现出极端的国家主义特色。儒家美德伦理学启发人们从全球伦理学转向地区全球伦理学,既克服过强的全球主义,也克服忽视国家内部地区文化差异的过强的国家主义。
刑德关系是汉代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董仲舒以儒家之“德”融合黄老学阴阳刑德说重新构建的“德主刑辅”论,深刻影响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
从精神实质上看,宋型慈善是一种以宋学为基础的兼容佛老思想的具有世俗性博爱精神的慈善范型,总体属于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型慈善的兴起,主要为儒学复兴运动所推动。综合而言,发端于中唐韩愈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高潮的儒学复兴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学术思想革命,也是一场旨在重建理想人间秩序的社会建设运动。
《论语》曾多次运用器的隐喻对为政者的自我修养问题展开探讨,具体由“先利其器”“器人以才”“管仲器小”“瑚琏大器”及“君子不器”五个命题构成。我们对此可以划分出逐级递进的三重人格修养境界。
张载通过考察天左旋的内在深层依据,认为大地处于“天”之内,必然“乘机”左旋;并认为“七政”与大地又构成一个小系统,其运行快慢取决于受大地影响的强弱程度。这一观点与基于科学观测的现代天文学亦有相通之处,显然张载“左旋说”建立于细致的观测基础之上;且张载将天分为“太虚之天”“恒星之天”“七政之天”三个层次,进一步限定理所适用的···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其“致良知”学说在《大学》框架内的定本,乃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根本教法。阳明身后,钱德洪恪守“诚意”这一根本工夫,力纠流弊,最能代表阳明学的正统传承。
理解和把握《周易》象思维的具体方式为“观象玩辞”,它不仅是对象征符号的简单解读,更是一种生命体悟,人们通过象的引导,逐渐超越现象界,以“知几”的方式进入到天人合一的本真状态。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针对集权君主制展开较为全面的反思,并提出一种援引三代古制但又富有创见的封建论主张。江南士人先是肯定私观念,随后将其表达为地方的共同利益,并形成一种维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意识。在地
孔子强调的君子人格、仁义优先和实践智慧,与柏拉图注重的“哲学王”、正义优先和逻辑思辨,构成东西文明两种不同的思想范式,二者在文明互鉴中相互补益、相互成就。
第一,面对传统天命观崩坏的现实,董仲舒提出三统说以重新解释历史,将道德之天重新外在化为秩序与法则。第二,董仲舒明确天的人格神属性,合并至上神与祖先神,以实现天命的客体化,兼使血亲伦理与政治秩序获得合理化论证。
关中王学”的学理特征有三:一是强调体用兼赅,突出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二是强调反身践履,突出思辨与实修的兼重;三是强调双向会通,突出阳明心学与张载关学的理论创新。
“孝悌”是“仁道”之本,“务本”就是“行仁”,“导民于孝悌”才是“其为仁之本”。有子对仁道的这一创新性解释与同时期的孔门弟子存在明显不同,而对孔子仁学思想多有承接,可称之为“有子仁学”。有子仁学正是从外王维度来定义“孝悌”的重要性的。
从梁漱溟的“儒家路线”到当代学人的儒学论述及实践,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有遥相呼应、一脉相续之处,儒家教化之道在人安身立命方面的潜能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度发掘,以期为乡村信仰重塑乃至当代中国信仰建构提供思想资源。
通古今以究天人,构成了中华文明深厚的超越性气质,塑造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与时偕行、随时创制的历史主动精神。天人之际的文明模式将人的历史创制实践提升到承续天统的高度,构成了中华文明创生发展的核心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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