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录与类书中重新定位中国传统岁时

作者：何亦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五月十七日丙子

          耶稣2026年7月1日

目录学作为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分支，属于冷门专精领域。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各种目录极为重要，被看作治学门径。目录学研究的起点是历代官私目录以及现代研究目录。没有目录，便不知过去有什么书、要读什么书、解决问题要寻求什么书。也就是说，研究者无从厘清历代典籍的存佚、内容与种类，难以精准定位研究所需的基础文献。数十年来，随着各种史料数字化的持续推进，史料获取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从早期的单机文本检索，到系统化的数据库搭建，再到如今人工智能检索、智能释读技术的普及，史料触手可及，似乎不需要目录或目录学了。然而，中国传统目录的作用远不只为书籍做著录、记存佚、撰解题、供检索。当然，这些功能本身也并非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够替代的。正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对书籍的分类反映了当时学术专业的划分以及知识管理、知识秩序，这本身就是历史或书籍史。岁时文献就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重要研究案例。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是自然时间的运行规律，先民们很早就开始总结这些规律，逐渐衍生出一类系统庞杂的知识体系，统称之“岁时”。岁时文献在历代目录中的类目归属，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对岁时知识的认知变化与学科定位，彰显了传统目录学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归入经部的岁时文献

早期岁时文献以《夏小正》和《月令》为代表，归入经部礼类。《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为《夏小正》，以月为序，记正月至十二月之物候、天文、历法、农事等，传为夏代遗书，或为西周作品。戴德将其收入《大戴礼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单行本。《小戴礼记》第六篇为《月令》，吸收了《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等既有的岁时文献，由汉代儒生整理纳入《礼记》。《夏小正》和《月令》既被纳入《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汉书·艺文志》自然将之归入“六艺略”的礼类，亦因其“王之政令”的性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后世目录将之归入经部礼类。唐开元年间，玄宗御刊定《月令》，冠于《礼记》之首，将十二月分“节气”“中气”，作为岁时政令颁行全国，天宝五年改名《时令》，后世称《唐月令》，代表着唐代对自古以来岁时知识的修正、积累和进步，亦归入经部礼类。

归入子部的岁时文献

岁时文献也被归入子部杂家或农家。《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属岁时文献，上承《夏小正》，下启《礼记·月令》。《淮南子》有“时则训”，亦为岁时文献。《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子部杂家，认为“杂家”是为王者之治服务的，可见岁时知识被视作“王治”的重要部分。汉唐之间，独立的岁时书出现，如《玉烛宝典》《四时录》。在当时的知识秩序中，并没有岁时书的独立门类，故《隋书·经籍志》只能继续将之归入子部杂家类。其中，《玉烛宝典》的编排具有变革意义，其兼采儒家经部文献与民间节俗，表明岁时知识不再只是王治政令，民间节俗也被纳入岁时知识体系。岁时知识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后世亦有将岁时书归入子部农家者。至《新唐书·艺文志》时，分类发生了较大变化，原属子部杂家的岁时书被归入农家，《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亦如此。对于此种分类法，南宋陈振孙有所驳斥。《宋史·艺文志》则集岁时、农事、农器、种植、养殖、花卉和茶艺品鉴等书，均归入子部农家，其虽以《新唐书·艺文志》分类法为依循，然经宋一代，各书激增，而《宋志》囫囵一视，芜昧不清，实为倒退。

史部独立的岁时门类

北宋《崇文总目》史部下设“岁时类”，从此，岁时书在古代知识秩序中有了独立门类。这一方面是因为彼时专门的岁时书累积增多，另一方面也表明北宋学者关注岁时知识，并欲在知识秩序中对其重新定位。这意味着岁时知识不再是经部礼学或子部杂家、农家的附属品，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延续了《崇文总目》的做法，于史部下设“时令类”，并将原属经部礼类的《夏小正》《月令章句》《唐月令》亦归入此类。《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亦于史部之下专设“岁时”或“时令”一类。《通志·艺文略》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是设立三级分类。“礼”成为单独的一级类目，“礼”之下有“月令”等二级类目，“月令”之下又分为“古月令”“续月令”“时令”“岁时”四个三级类目。《通志·艺文略》与既往官私目录体例区别较大，将“礼”提高到与“经”相同的地位，并将岁时书纳入礼类，设立“月令”这一单独的门类。同时，其对岁时书的分类更加细致，既关注“以月为序”的编纂体例，又兼顾岁时书的传续与特点。可见，相较于以往目录，《通志·艺文略》对岁时知识更为重视。但由于其分类法与传统的四部分类差别过大，故难以被后世官私目录采纳。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下设“时令类”，岁时书的独立类目固定下来，其强调岁时与王政的密切关系，承认岁时知识的重要性，提升了岁时书在中国古代知识秩序中的地位。但需注意的是，《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岁华纪丽谱》等曾被归入岁时类的文献，可能因其所载的岁时节俗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均被《四库全书总目》归入史部地理类。综而论之，自《崇文总目》以降，官私目录于史部下设“岁时类”或“时令类”几成通例，代表着岁时节俗被纳入史学研究范畴，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独立且重要的一部分。

类书中的岁时知识

类书的编纂直观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知识框架，讨论中国古代目录对书籍的分类，确有必要兼及类书。三国时期类书《皇览》中的《逸礼》篇摘取自《礼记·月令》，彼时的岁时文献仍属王之政令，归于“礼”的范畴，故《皇览》的知识分类中并无单独的岁时类。目前所知，类书专设“岁时部”当属《北堂书钞》之发明。岁时部包括自然节气与人文节日等各类岁时知识，分四卷二十八篇，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岁时知识框架。唐武德年间的《艺文类聚》和唐开元年间的《初学记》均设“岁时部”。中唐《白氏六帖事类集》专设“四时节腊”部分，并增加了新兴节日——中和节。北宋《太平御览》设“时序部”，条目更为丰富。类书分类抄录经史子集中的岁时文献，旁征博引，不仅为节日里撰写诗文提供了素材，也系统性地保留和传承了岁时知识，后世官私目录设置“岁时类”，也受到了类书的影响。

中国古代岁时文献具有复杂的结构，涉及礼制、历法、农学、时令、节俗、地理等多种知识，在文献归类与知识认定上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在目录中，后世习以为常的岁时部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历代目录、类书不断整合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古代目录和类书对岁时文献的归类及其类目设置，直观反映了不同时期对岁时知识的认识与定位。岁时文献最早被归入经类文献，代表着岁时知识是“王之政令”，不同时令如何行事，由王权或皇权决断。归入子部杂家或农家的岁时文献，仍旧带有较强的辅助“王治”的色彩，即强调岁时知识乃作用于国家治理。唐宋以降，岁时文献逐渐增多，内容更为丰富，民俗、故事、诗文、地理等也被编纂其中，曾经作为“王之政令”的神圣性逐渐淡化，拥有和掌握岁时知识也不再是某种特权，于是岁时文献回归史部，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被归类、保存。最终，目录与类书都为岁时文献在史部单独设立类目，认定“岁时”是一门独立的知识门类。

本文以岁时类文献为研究个案，也借此在方法论层面讨论如下问题：在某一专门领域的历史研究中，目录学方面的考索势必先行。进而，这类知识在古代知识谱系中处于何种位置？其在知识分类过程中有何变化？其变化或不变是否反映了历代学术旨趣与流变？回答这样的问题，不仅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亦有所裨益。由此，传统文献学尤其是目录学虽是较为“冷门”的研究领域，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当下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深入伴随的科研趋势中，依然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