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网独家专访

或认知能力不足或道德情感泛滥或中国意识缺失

受访者：陈明，《原道》辑刊创办人，现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儒教与公民社会》《儒家文明论稿》《易庸学通义》《文明儒学：反思与建构》以及《江山辽阔立多时》，主编有“原道文丛”若干种。

时间：西元2025年10月20日

儒家网：杨振宁先生逝世后，整个华人世界都在关注和缅怀，您的第一感想是？您对杨先生怎么评价？

陈明：杨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爱国者，艰难时世中得天眷顾独厚的人生赢家。

我曾偶然地跟袁岚峰聊到杨先生与霍金的成就比较，他说霍金没有诺奖，而杨的成果在诺奖之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二十世纪的物理学进展中可以排在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

我很早就在一篇叫做“重读吴清源”的文章中将杨先生与吴清源比较，强调其中国情怀，他在得奖后说:“自己最自豪的就是帮助中国克服了科学上不如别人的自卑感。”这深深感动了我。当然，第一感想还是悲伤。

前不久看到老人家过生日的照片，就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希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杨振宁肖像照。（清华大学供图）

儒家网：作为享有世界盛誉的华人学者，有人拿人文学界的余英时先生与杨振宁先生比较，您对二者的差异怎么看？学科背景是不是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观点？

陈明：我在一个微信群看到了这个帖子，好像是跟台北的《中国时报》有关，明显有以余英时贬杨振宁的意思。转帖者在这时候翻出这个十几年前的旧文，内涵杨氏与兔子的意思十分明显。

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

首先是它说成就方面余氏的克鲁格奖与杨氏的诺贝尔奖旗鼓相当，纯属无知无畏。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自然科学、人文学科，据此分别应该说自然科学近武而人文学科属文，二者很难横向比较；纵向说杨或许可进入物理学史前十，余在二十世纪的汉学界、儒学界排名又该是名列天罡地煞哪一位呢？李泽厚先生就认为自己不在其之下。即使在儒学领域他也没法排到牟宗三、钱穆之前。

照我看，他研究的士、朱熹，可以说都是在儒学的核心之外转圈圈，对作为孔子晚年定论的《易》与《春秋》并无关注，并且范式框架甚至评判标准都难脱西学影子影响。

有必要指出，做研究的问题对象是存在大小之分的，例如研究人就比研究猴子重要，你可说研究猴子是为了人，但绝不可以说研究人是为了猴子。

对于儒学来说，研究经学就比研究理学重要，因为孔子比朱子重要。传统上所谓“大学”与“小学”的区分即是证明。

其次——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文章中余说杨品格有问题，论据是杨乃中共同路人。与中共同路为什么就是品格有问题？

李政道、王浩、何炳棣都曾做客中南海，都曾为当时的新中国唱赞歌，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中共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增加了对自身的新定位——中华民族先锋队。杨从父亲那里听得最多的歌声是“中国男儿要用只手撑天空”，就跟现在任正非的华为唱的一样。

世纪初的救亡意识熏染与救亡方案接受才是这种情感与认知的真正根源，也才是杨与中国慷慨邂逅进而同行的真正原因。毛泽东选择俄国人的路也是因为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余氏这么说，很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方案与此不同——他也是普遍主义者，只是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可能其本身就不能与近代以来的救亡压力与情感同频共振。因此，他将“同路”往人品上扯如果不是认知能力不足，那就应该属于道德情感泛滥或者中国意识缺失——不诚实。

这些都是我早已看清懒得去说的事，只是转发这帖子的人叽叽歪歪而又只能将余氏作为旗帜伸出来摇晃很是不屑——希望看到这些朋友能够拿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论证。

1935年摄于清华园西院11号杨家院中。远在柏林念子心切的杨武之在照片背后写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其伯瓌。

儒家网：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一直在困扰中国人：“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杨振宁先生对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也进行过思考和论述。你对此怎么看？

陈明：李约瑟难题叫做李约瑟困惑似乎更准确。中国科技为什么会曾经辉煌而近代衰落？其实可以转换为欧洲为什么会曾经落后而近代却遥遥领先一骑绝尘？也就是说，需要解释的不是中国为何衰落，因为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线路与节律在走。

换言之，真正需要解释的是欧洲的发展变化，那是神学唯名论的新思维、技术上蒸汽机的新动力、社会上发现的新大陆，观念、动力、市场这一切形成的化学反应。近代科学作为新事物的出现是需要条件的，这些因缘孕育、催生出了近代科学。

李约瑟困惑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忽视了科学产生的这些外部条件，而将其视为科技内部传统某种升级突破，换言之困惑来自李约瑟博士自身的思维方式。杨振宁也对问题做了转化，即理解为“为何中国未自发产生科学革命？”并从文明类型导致的选择差异来解释，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某种“落后”。具体来说，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催生近代科学的两大支柱——形式逻辑和实验精神。

他曾这样写道：“中华文化像是一首抒情诗，注重和谐与意境；而科学更像是一篇严谨论文，需要逻辑与证据。这首诗在过去几千年里灿烂辉煌，但未曾自行发展出论文的格式。”这很像是五四时期梁漱溟他们为中华文化辩护的修辞，即中西文化存在类型上的差异。所不同的是，杨氏能正视自身的不足并为之努力工作。

由此可以对他那番“帮助中国人克服科学上不如人的自卑心理”的发言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履历卡

儒家网：有人认为杨振宁是个“投机者”，他在学成之后，或者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为什么不像钱学森、邓稼先一样回来报效祖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研究深造，为美国做贡献，甚至后来还加入了美国国籍，直到老年之后，才回来“养老圈钱”，享受国家特殊待遇、艳遇翁帆。

陈明：这样说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就绝对是低级红高级黑。

他是五十年代后期获奖，回来没那么容易；他做的是理论物理，条件和用场都受到限制——这是1960、1962他两次没有接受父亲杨武之回国劝说的主要原因。

必须承认，这种考虑表明其爱国热忱不如邓稼先、钱学森等坚定强烈，但划归人情之常不吹不黑乃是正常甚至必要的。纠结中加入美国籍，也当如是以观。

邓稼先曾在给杨的信中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晚年杨说自己做到了，应该表明杨确实是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这位老同学老朋友了。

“养老圈钱”混待遇说，不值一提。

艳遇翁帆网上可谓沸反盈天，我觉得杨先生自己的礼物说挺准确。皇天无亲，常与善人。钱和权都可以交换到温香软玉，杨先生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自然会得到上苍的奖赏，这与前者在性质和境界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说为权贵打开了老年生活想象空间云云，他们还需要这个启示么？古代皇帝的三宫六院可有年龄限制一说？

建议这些羡慕嫉妒恨之辈先把腹中酸水压一压，成就先做出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家国天下你个人，双赢多赢全赢。

1957年，杨振宁（中）和李政道（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获颁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儒家网：有人翻出了杨振宁先生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认为杨振宁先生不仅政治见识不高，而且有阿谀奉承之嫌，跟他所尊信的孟子相比“差的太远了”。当年若说是被蒙蔽了，那后来他似乎也没有对此反思反省，有没有想起孟子？是不是愧对孟子？

陈明：我看了这个演讲，相信他说的是他自己见到的，他的理解与阐释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近代的积贫积弱）和处境（当下的大国竞争）生成的。

这里的问题不在后者，而在前者。

不是说那些现象不真实，而是说它们只是某个整体现象的片段局部。文革的理论是来自西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一种极左思维，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伤害。这些理论应该是杨先生所不知道的，那些伤害应该也没有让他看到。

如果这就是这一事项的历史真相，那么，说这位科学家政治见识不高也许成立，说阿谀奉承显然就过分了。

引入孟子对比，作者似乎是按照孟子见梁惠王梁襄王讲仁义的英气来要求吧。

其实，从西南联大到美国的杨先生在意的是中国振兴的问题，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常常忽略的重要问题。杨说自己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打动可为旁证。因此，对于杨先生来说，孟子回答“天下恶乎定”时给出的“定乎一”也许在杨先生那里有着更深的记忆。

文革的结论中共早已作结，杨先生也不是余秋雨，有必要去揪着人家反思道歉么？

这是他对这次回国的一段记录：

……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本身还要大吗？”

电影《牧马人》里面有资本家老父亲回来找右派儿子去美国被拒的情节，理由与杨先生这段话如出一辙。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右二）、周恩来（左一）接见杨振宁（右一），周培源（左二）陪同。

儒家网：杨振宁先生自幼浸染于传统文化且能背诵《孟子》，公开宣称：“我不信基督教、佛教以及道教。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是儒家的。”2006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作报告时指出：“我年纪逐渐大了，对宗教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转变。”并认为“科学和宗教急需进行对话”。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对宗教如此关注，非常出乎很多中国人的意料，您怎么解读？

陈明：这二者可以贯通。立身行事，一直奉行儒家价值，而不是基督教、佛教或道教。这来自父亲的影响教育。后来对宗教态度的改变，并不是价值观的改变，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大科学家，在对于世界居然如此存在有了深邃了解之后，觉得仅仅从科学体系自身很难给出充分解释，因而对理性本身有了反思。我觉得这是知识积累之后思维的升华。

爱因斯坦对世界的秩序性也有泛神论的猜想，但并不将其与《圣经》的造物主联系捆绑。他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宗教的再发现与牧师布道或者外婆带着磕头烧香的目的用心应该是不同的，它们启发暗示的是世界的无限性和必要的敬畏感。

宗教和科学对话不是一个收编另一个，而是在互动中形成某种张力性联系，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充实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了解。很多人据此得出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的结论，可说是既不懂科学也不懂玄学——当然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2004年9月13日，82岁的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为100多位大一新生讲授《普通物理》。

儒家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统儒学对于自然有着一套自己的认识体系。杨振宁先生在2001年就预言，21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科技水准必定会达到世界的最前线。您觉得杨先生的预言是基于他对中国学习西方科学的信心，还是有相信中华文化的因素？

陈明：杨先生对中华文明的长短有自己的理解，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在科学技术上迎头赶上，并自觉去努力弥补这方面的短板。

这种态度既有文化自信、文明自觉，也有理性认知和实干精神，与五四时期那种在东西两分之后或以精神否定物质，或以物质否定精神的偏激思维相区隔，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个人觉得这颇有一点中体西用的味道。

相关阅读

【陈明】八十年代多重要李泽厚就多重要，跟余英时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