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中国哲学何为

作者：王文娟（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5期

摘要：数字技术的出现无异于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方式的重塑和再造，它所形成的一元超级结构渗透到物质变换、社会治理和人类身心改造等一切领域和环节，使得人们一方面享受着新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与虚拟化生存的自由与精彩，另一方面则体验到生活的碎片化与整体性的丧失，以及多元化社会观念与价值冲突中的“不知所措”，更不自觉地陷入技术崇拜甚至技术宰制的境地。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从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影响下自觉书写中国哲学史、新中国建立后受苏联哲学范式意识形态化，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的研究发展中形成新范式，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学问。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特质，在贯彻主体性自觉与文明传承连续性的同时，始终保持“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生命力。在数字化时代人类精神亟需整体性重建的现实语境中，中国哲学需要面向大众回应时代使命和社会文化的需要，“阐旧邦以辅新命”，为人类克服生存困境、奔赴美好未来提供更多助力。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 中国哲学 时代使命 价值挺立 精神重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8.6%。大数据、云存储、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使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逐渐融合，人们习惯用网络获取信息，展开通信、消费和娱乐等活动，数字化生存成为名副其实的日常。尽管如此，在理性和技术主导的数字化社会中，并非人人都能自如地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人的本真活力与自由尚未得到彰显，反而遭致意义丧失和价值虚无的侵蚀。参照西方哲学而建立的“中国哲学”学科，从实质上接续传统中国以人为本的学问特质与鲜明的现实性、发展性特征，从成立伊始便尝试为人的生存确立意义和价值，随时代发展生成不同形态，在学科发展中不断拓展自身边界而成为世界性的学问。数字化飞速发展与全面应用的时代语境中，中国哲学将作为什么样的角色，继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数字化生存的特征与问题

“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是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基于二进制数字系统建立的网络链接所形成的既独立又串联、既接收又传输信息的生存方式，(1)这种方式肇始于计算机的运用，随着网络、数字通信、智能技术、大数据算法等技术的推进，渗透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构了人们的时空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交往形态，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展现出新的数字化特征及相应问题。对此不少学者做了初步的讨论，指出数字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也对生产关系不断进行改造，“数字网络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一种新的发展形态，数字鸿沟、数据监视更加剧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2)具体来看，数字化时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三个层面的复杂挑战。

(一)虚拟生存与意义危机

虚拟能力是人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3)不同于前数字时代观念形态、语言符号为主的虚拟活动，数字化技术使得人们对虚拟现实的追求获得了实践的形态。从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社会生产实践的机械化，到电力技术所引起的电气化革命，再到电子信息技术带来的实践方式的信息化、自动化发展，人们不断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生存方式也由物理形态的现实生存扩展到非物理形态的虚拟生存。虚拟生存使现实的人通过数字化符号中介实现对现实世界的人工模拟，它由物理“原子”到数字“比特”的转换延展了现实空间和场域，人们足不出门在数字网络中学习、工作、消费、娱乐，丰富和提升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面向。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多元性的特点赋予人更多的自主性与自由感，人们可以超越现实的局限，在网络虚拟空间和不同国籍、地区以及文化背景的人平等对话、畅所欲言，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间、实践方式与情感体验。由此，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共同成为现代人类生存的背景，甚至在数字化技术的加速发展与运用中，虚拟现实逐渐主导了主体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但虚拟生存的高效性和便捷性与它的脆弱性和负面影响同时并生。当网络开始侵占人类越来越多的时间，以致于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被虚拟网络所殖民，人的丰富的感性生命体验逐渐丧失，身心分离的长期意识体验强化了“人的生存的平面化、交往关系的异化、生存焦虑等，也会使人的生存状况异化和非本真化”，同时还会出现因数字身份的多元性造成的整合困难，引发自我认同的冲突，甚至“产生情感、价值与多样性被数字符号消解的意义失落感”。(4)究其实质，虚拟生存所带来的愉悦体验与精神自由是暂时而虚假的，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感性实践活动，最终会导致信息依赖、个体自我认同危机与意义危机。

从根本上来看，这种生存焦虑与意义失落是现代社会个体精神面貌的延续，数字化生存不过是人类现代生存方式的一种变体，虚拟生存体验加剧了个体的“现代性”困境。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神圣因素从公共生活的退出，世俗化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个体之“人”被无限放大，所有选择与决断都取决于个人，数字化更加速了关于“人”的新神话的形成。但虚拟现实中人的自主性与绝对性被放大的同时，个体也深受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失重”困扰。由于与现实社会逐渐疏离，个体不得不独自面对或承负世界给予的重压，自由空间越大，选择越多，其承负也越大，孤独、空虚和无助感也就越强。(5)同时，现代个体数字性依赖越强，现实人际情感则越加疏远淡薄，个体生命越发单薄空洞，身心分离越严重，精神疾病、成瘾现象等问题也就层出不穷。此外，由于社会的和宇宙的视野以及更高的目标感的丧失，个体或者沉浸在渺小和粗鄙的虚荣和快乐中，或者自溺于孤独乃至自恋的自我关注中，人的精神生活面临“贫困化”的危险。(6)人的“物化、单一化、表浅化”与“意义、深度、历史感、审美创造能力、爱的能力的丧失”相继出现，从而泛化为人类精神文化生存的整体危机。(7)

(二)数字开放空间与伦理价值冲突

数字化开放空间加速了价值的多元分化与冲突，这与数字技术在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提供了以网络和手机为载体的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终端有着直接的关联。舆论场域的无限扩大与虚拟空间的符号性、匿名性和平等性，使得个体能以最大程度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从事各种交流交往活动，不受现实身份、地位、规则等约束真实展现自我。伴随着各类社会群体在网络上的平等发声，各类事务的参与度、讨论度逐渐提高，数字舆论场所呈现出去中心化与碎片化的特征，各类人群形成的伦理与价值冲突也层出不穷。这种碎片化固然是对宏大叙事的反对，但其后并没有形成与数字化生存相应的共同体责任和伦理，反而引发各种价值冲突及网络失范失序问题，则不能不令人担忧。

数字空间的开放性与社区文化的盛行，使得社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到“部落”状态，不同语言、兴趣爱好、观念、立场、价值的人群结成一个个小的社会单位，形成各自以“部落”共同生活的不同体验与个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部落”伦理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互联网给予的文化形态的多元和自由，另一方面也因规则和共识的缺乏而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数字化生活方式强化了人们长期以来持有的进步神话理想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个体基于自身视角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在数字身份隐匿作用的保护下，每个人都自我膨胀、自命不凡，自我中心地表达和批评，期望自身的想法得到他人的尊重，却不同等尊重其他独立个体，而是把他人当作手段和可以控制的“客体”。在数字技术可以将世界上的一切数据化的作用加持下，个体的隐私、心理乃至人格都可能受到极大的侵犯，数字化时代的言论并没有因开放空间变得理性与具有建设性，反而是在娱乐至死的喧嚣中走向冷漠与虚无。

另一方面，这些“部落”伦理大多从自身经验和核心需求出发，反对普遍的道德观与理性主义文化，在公共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反而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上造成对立和冲突，更可能出现偏激化或两极化的情形。例如，在网络匿名性条件下少数暴民心态的发声，引导舆论走向某些错误偏激的观点如盲目排外、仇富，同一事件持不同的立场的人们也在舆论的影响和从众心理驱使下，失去对事实真相的探求与公共理性的探讨。而那些本身还具有争议、没有形成统一的正向价值的议题，如动物权利、堕胎、死刑等问题，不同道德立场与知识背景的人群的意见在网络效应中更容易形成两极分化的现象，甚至陷入无休止的互相指责。(8)更不用说在国别、民族、宗教、历史等因素叠加之下，信息生产的地域性与信息传播的超地域性矛盾所导致民族国家间的伦理价值冲突。

伦理冲突背后映射的是价值失序与道德下滑，以及缺乏共同体伦理与责任的引导与规制。这就强烈要求人们思考在“数字化生存共同体”这一既成事实下走出“部落”伦理陷阱，改善道德态度，在尊重道德差异的前提下宽容观念分歧，借助更多的知识获取以及信息的增进，通过反复协商达成理性共识，建立新的道德伦理观，加速生成自由、尊严与责任相统一的现实“生存共同体”。

(三)数字资本与新型异化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本质上是人类用新的数字符号技术手段拓展和延伸智力与体力上的局限、以改变和提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其迅猛的普及应用重塑和再造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并以一元超级结构渗透到物质变换、社会治理和人类身心改造等一切领域和环节。数字技术在今天的社会中充当的是如卢卡奇等人所批判的抽象化的统治力量，所有人和物都被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物化成一个抽象的存在(货币、数据等)，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从而展现出更深刻的异化。(9)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10)鲍德里亚明确告诉我们：“我们被技术操纵简单化了。进入数字操纵阶段之后，这一简单化进程变得疯狂起来”。(11)数字化时代生存的本质是现代化的加速，数字化加剧了人的现代性困境与异化程度。

首先，数字化时代人的工具化、商品化特质更为突出。数字平台不受时空限制用算法控制劳动节奏，不断升级劳工标准，实现劳动监管自动化与全维度，个体的自由时间和空间被极大地挤压，最大限度地被开发和利用其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人的劳动过程本身被异化，工具性特征也更突显。同时，数字平台无偿占有个体自动生成的身份数据，并通过出售给广告商、金融端等其他客户获得利润，个体为平台创造价值却没有获得经济补偿，反而成为大数据进一步攻略的消费对象，被广告和各种网络产品狂轰滥炸诱导消费，依赖甚至沉溺网络消费、娱乐、游戏等活动。在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中，不仅人的认知、情感被抽象化为数字符号碎片，人的个性、创造力、时间、人际联系和社会关系也被悄悄地纳入数字生产体系而生产出大量的价值，然而个体并不没有参与价值分享过程，反而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结构性霸权力量的对象。

其次，人与自身本质、与他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异化。数字化时代，人们被大数据和算法的无形之手操纵，意识、行为受平台诱导甚至控制，与自己生产活动、劳动产品相异化，主体性自觉不断被消解。(12)人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更方便地获取更丰富的信息，但人的思考能力却没有同步增长，甚至还会出现因热衷于“读图”与繁多芜杂的感官娱乐而造成智力的退化。人们频繁遭遇选择困境，乃至出现认知困难、记忆弱化、知识贫乏等问题。人的思维模式也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渗透而越来越标准化和单一化，偏重信息和知识的获取，而忽略了思想和智慧的追求，更因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缺乏，轻易陷入“浅表化”、非此即彼的争论之中。数字化技术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虚拟交往，但人们现实中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急剧减少，人际情感疏远淡薄，人与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关系变成了数字化的交换关系，最终导致人与人的疏离与社会的离心。

最后，数字技术被纳入资本运作机制，背离平等、开放、共享的原则而服从资本的调配，成为资本权力扩张和控制人类行为的有效工具。数字技术依靠大数据和算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数据体系，成为现代社会新的权力技术，拥有数据和数字支付系统能力就具有了垄断的权力，数字生产及其产品终将成为不可抗拒的超验力量，以其独特的技术性语言和思维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卡号、密码等数字代码形式为人一一编制数字身份，从而实现对人的鲜活个性的替代。数字崇拜与技术宰制成为资本的同谋，以不可取代的逻辑控制了日常生活，进而对人类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统合和辐射功能，使得人们被笼罩其中而无力反抗。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的权力关系，成为禁锢个性的牢笼，产出有用而驯服的个体，造成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也加剧不平等现象。

二、中国哲学的关切与特质

中国哲学有尊道贵德的传统，对技术则有“以道驭术”与“道进乎技”两种不同的态度。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儒家尽管看重“六府”(即水利、烧荒、冶炼、耕作、贵粟之类)、“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等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但也尽量避免过于关注器物层面的技术所导致的“奇技淫巧”泛滥、“玩物丧志”等消极影响，孟子就指出“术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孙丑上》)。老子也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第五十七章)庄子则指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可见他们都认为技术的不恰当应用会对人的身心和谐、社会稳定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但庄子也肯定像庖丁、梓庆这样“道进乎技”的杰出匠人，在他看来，技术应用不仅与道德相容，而且可以贯通，他说：“同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也，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就是对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做出了一种新的展望。

不论“以道驭术”还是“道进乎技”，中国哲学对技术及其应用的态度，对现代社会协调人与物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当前问题不仅仅是如何看待和运用数字化技术，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应对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性的加速，及其高歌猛进所催化的数字化社会中如何重构生存和重建精神等命题。中华文明向来“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3)归根结底在于作为其核心的中国哲学始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与时俱进的实践特质这一底色，在贯彻自身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传承连续性的同时，不断激发出新的思想与文化，为人们在不断变换的现实中实现更好生存提供出路。

(一)中国哲学的现实性关切与价值挺立

中国哲学向来关注具体世界与日常生活，认为这是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质而真实的确证。以儒家为例，当孔子指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意味着在孔子这里，生比死具有更本源的意义，生命存在过程是意义生成的起点。“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下》)则从更广阔的层面肯定“生”的本体论意义以及人的生命价值。人在具体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确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也规定了主体间世界的开展秩序。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格，荀子以“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所以高出其他生物而“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仁”是对他人的共情与悲悯，“义”是对普遍规范的自觉，“礼”是对自我的节制，“智”是非判断能力的塑造，仁义礼智既是具体德性，也都饱含自觉的伦理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是人在面对任何变动不安的时代处境之中依然保持人之为人的根本。儒家对日常生活的关切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五伦等规范习俗中，既为日常生活确立了秩序，让个体作为日常生活的承担者在“日用而不知”中生成意义、增长智慧，也为“文化的历史延续和传承提供了某种担保”。(14)而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贯穿古代历史，从春秋战国时代哲学家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纷纷以“道”的反省重建秩序，到近代知识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乃至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无不灌注强烈的现实关切。

儒家对现实的关切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除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之外，儒家始终将“明道”与“行道”贯通为一，将“性道之学”层面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明悟，外化为改变世界与改变人自身的实际践行。“道”不离实在的基本认定也使得中国哲学始终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哲学。比如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大学》“八条目”将个体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起来，子思将“成己”与“成物”融于一体，成就自身的同时“赞天地之化育”，以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都将人的道德养成、价值实现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人应同时承担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责任，自觉地履行对自我和社会的伦理义务，完善自我的同时也努力改变世界。道家尽管对于人的本质与理想状态的理解与儒家不同，但道家反对戕害或背离人的本性，始终坚持对人性理想之境的追求，通过效法自然的方式回归“婴儿”的理想状态。同时儒道二家都避免对现实具体的脱离，而注重在日用常行中实现终极关切，如《中庸》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也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以合乎道的“无为”的方式去“为”，同样体现了对“明道”与“行道”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哲学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挺立价值，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践行价值、用价值关切指导现实生活的特质。

(二)中国哲学的发展性特质与精神延续

中国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与实践特质使其自身始终围绕时代问题发展，衍化出不同的形态，同时延续其核心精神旨向。宋明理学对源自印度、流行于中国的佛教思想挑战的创造性回应，可以视作其中的典型。正是为了正面应对佛教思想的挑战，一扫士习之溺，儒家学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重振斯文，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扬弃和批判佛教之“无”，发展出理学、心学等新的内容与形态，以往儒家未能充分发展的理气、心性和修养工夫论得到具体而深入的展开，为儒家道德理论奠定形上基础的同时发展出媲美于佛道的心性理论。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开展不仅扭转当时的时代风气，延续了儒学文化命脉，而且支配了后世八百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进而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对东亚发生巨大影响。(15)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开展受到了另一重现实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有来自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来自对中国文化本身如何实现现代转化的困境意识和焦虑。近代学者所做的哲学工作是在借鉴西方哲学理性分析方法与理论架构、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哲学的模型，提出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同时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和精神，重新阐释、发展传统哲学，即“继往圣而开新统”。如冯友兰吸取西方新实在主义建立的“新理学”，可以说是朱子哲学的重新阐释与“接着讲”，贺麟吸纳德国唯心主义的观点阐释阳明心学而建立“新心学”，金岳霖借鉴西方逻辑学拓展阐发中国本体之“道”，熊十力则吸收唯识学与叔本华唯意志论而“归本大易”等等，中国哲学呈现出更具理论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面貌，初步具有了现代形态。

新中国建立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具有正当性，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尤其“在重要问题的研究、历史资料的整理、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重要考古文献的发掘、研究成果的积累、学科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16)但是在完全依从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的背景下，亦即“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等观念引导下，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更多地是被作为封建遗产加以整理和研究，传统哲学的“气论”和辩证思维因为契合唯物辩证法而得到重视，对中国哲学精神遗产的整体把握和挖掘比较欠缺，出现忽略社会历史观、“没有给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17)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研究逐渐走上正轨。经过1980年前后由“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及人道主义讨论”以及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带来的影响之后，“重回原典”“重回学术史脉络”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文献整理和哲学诠释工作均成就卓著。经典文献经搜罗、考证、校勘和整理出版，经典解读、注释及讲义大量出现，“儒藏”工程紧密有序地展开；中国哲学研究的诸多面向得到开展，并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分析哲学等最新成果阐释中国哲学的深层意蕴与现代价值，对比分析其异同优劣，涌现出一系列代表性佳作。同时在传统的天道观和理气论、人性与道德修养论、知行观、名学等基础上发展出现代形态的本体论、宇宙观、伦理学、认识论、逻辑学、政治哲学等，为正确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指导新时期的社会实践提供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大踏步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中国哲学作为古典中国哲学的现代传承，如何通过理论创新适应乃至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助力成为首要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西哲学文化的交流、互动频繁，中国哲学与文化如何在全球经济文化视野中坚守文化本位，为人类生存处境面临的共同难题以及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智慧，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核心关切。陈来《仁学本体论》“将古往今来之儒家的仁说发展为一新仁学的哲学体系”，旨在发展一种新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将形上学与人的价值、人的实践、具体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对其存在和意义做整体上的说明”;(18)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直面“形而上学”这一根本课题，充分调动中西哲学传统中的各种观念资源予以系统性的理论建构。这些尝试都不再是从西方哲学传统内部的问题出发“做出一种中国哲学的回应”，而是试图在新的历史方位与世界哲学互动共生中探索中国哲学的新范式，为中国哲学注入“新的内容”。(19)在此过程中，中国哲学发展出契合自身的新范式，并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进入21世纪，数字化成为不可逆的潮流。数字化社会是技术社会的加强版本，技术社会工具理性泛滥所导致的过度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投机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疏离、个人的孤独焦虑，在数字化时代更为凸显，并集中表现为价值虚无、意义缺失和道德的衰弱，社会的合理化生活被彻底破坏，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亟待整体性重建。令人欣喜的是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人们不再将西方文化作为普遍性的典范，而是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历史中寻求资源以促进新的典范的诞生。自觉开展中国文化本位的哲学研究，发挥其民族特点与文化优势以回应时代问题，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面对数字化时代人类经验普遍面对的现代性难题，如何在人类新处境中激活中国哲学的实践意义，中国哲学如何立足大众，通过自身的时代之思“阐旧邦以辅新命”，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处理的课题。

三、数字化时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与使命

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革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节奏起舞，做“依赖于算法的数据人”，(20)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被数字重新塑造的世界，并建构更为合理的“现代性”。中国哲学必须介入当下社会激活自身资源，为人类可憧憬的未来生活提供克服数字化生存困境的现代智慧，是当前中国哲学发展与谋划的意义所在与价值标的。

一是立足大众介入生活世界，贡献生命经验和实践智慧。数字化时代最大特点是虚拟现实，它部分地摆脱了对现实世界物质基础及其规律的依赖，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再造、延伸和补充。但过度依赖或沉溺于虚拟现实，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被遮蔽，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将涌现出来。针对现代精神生活面临数字化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生活空间的传统实质被贬低，中国哲学应该利用其“从处理经验生活的知识领域中酝酿、成熟起来的”(21)饱含生命的学问和实践智慧的特质，引导大众积极介入生活世界，同时发挥其在日用常行中明“道”行“道”的优势，为扬弃数字化时代人与世界的疏远关系，改变人沦落为网络的附属现状，以及重塑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思想资源。个体可以从中国哲学中汲取独立自觉的精神力量，“收拾精神，自做主宰”，对各种数字产品和信息进行有效鉴别与选择，在获得丰富信息与自由空间的同时避免网络依赖、自我迷失的深层焦虑，重新拿回全部生活场域的主导权；同时在人伦日用中“一体之仁”的日常经验与人际之间亲和性为主的情感累积，个体可以部分化解虚拟生存中的人际疏离、陌生感和差异感，使人一步步从狭小的自我封闭空间中走出来，接受和融入真实世界，重获正常交往和爱的能力，并生成鲜活的个性；“礼节乐和”的理念与实践，可以为个体重建生命与价值秩序提供来自家庭、社群、地方乃至国家层面的支持，建立起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排遣数字符号化所致的意义失落以及更深层的孤独无助；对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追求则促进改善现代人身心失和与人的单一化与浅表化，重新感受理想的崇高和神圣，丰富和完善个我。

当然，日常生活也不能被理想化或完美化，由于日常生活不是出于自觉的建构，而是一种惯常生活的自在、本然的形态，因此必然存在粗糙感与不足。现实日常与虚拟生存共同构成人类基本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日常生活是人的现实生存的基础，为虚拟生存提供感性经验，虚拟现实为人类实现现存条件尚不能到达的目的，是一种有力的媒介和补足，二者并不绝对对立，而且必然要实现互补与结合。相应地，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既要丰富研究向度，在经典诠释工作之外，更多一些直接面对生活经验、解释生活的深度思考，以应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和世界变迁，同时也要维持经验生活与理性思考之间的平衡，发挥“为仁由己”的主体挺立精神，既不让日常沦为庸俗，也不让概念转为空洞的玄想，真正在数字化时代为安顿个体心灵和重建价值秩序发挥支撑作用。

二是倡导“和而不同”、恕道原则克服伦理价值冲突。网络空间应该是多元、开放、包容的场域，倡导和包容文化差异性与多元生命样态，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群可以在千差万别的伦理观念中寻求“共同生活”的道德共识和审美共性。以包容共存为核心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道德可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尊重差异、包容矛盾、追求共性与理性协商。在此前提下，多样化的趣味、声音乃至情感才能被充分释放，人才能更加真实、丰富与全面的发展。人类新型数字化生活方式应该倡导团结和包容的新道德，营造良好健全的网络精神家园，最大程度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力。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提倡和鼓励人们反躬自省，坚持道德责任和义务，以及“民胞物与”“求同存异”“知行合一”等理念，可以帮助建构现代人际关系和现代新型伦理价值。

数字化时代中国哲学在重建全球秩序与价值的过程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世界哲学互动共生背景下，不仅传统和现代互摄互融、互相改变，东方与西方也都能从对方的实践经验和思维智慧中获益。中国哲学尤其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争鸣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仅限于数字空间的伦理冲突、人的隐私、权利和公平之类的问题，还包括多元文化竞争、数字技术引起的“数字增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根基性的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种种问题以学术和概念的方式呈现出来，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提供给世界，为应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挑战贡献中国力量。

三是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克服“物化”逻辑。数字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联盟使得人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同时也裹挟着人们在名利场中向它屈服和献媚，并受其宰制。构建数字中国是时代的必然发展趋势，让人们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捷与智能，也是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但在资本逻辑下，数字劳动正在全面异化现实的人及其感性认知活动，遮蔽其独特个性，并将其抽象为客观理性的数据。(22)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拒绝资本逻辑，警惕数字与资本的共谋，并对其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让数字技术成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基础，这是真正克服数字异化的起点。另一方面，劳动者要努力开拓创新以对抗资本强势扩张下的个体被边缘化、物化的境况，以丰富的创造力与蓬勃的生命力，积极拓展个体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塑造独立完整的人格。中国哲学尤其儒家传统区别于西方现代价值的特质，就在于更注重倡导价值理性，关注人的生命意义的安顿与价值实现，反对现代社会知识分工、专业化体制与技术宰制造成的内在同一性的瓦解、价值分化与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克服“物化”逻辑，以价值理性引导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使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具人文关怀，在肯定知识理性的重要性的同时坚持德性的根本地位，为个体生活提供完整的世界图景和价值根据，使人明德集义、中和乐道，这样才能为逐步趋近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最后，在数字化时代人类精神亟需整体性重建的现实语境中，中国哲学需要面向大众，倡导哲学的人民性与时代性，避免哲学研究的碎片化与问题意识的淡化，在整体性视野中回应时代使命和社会文化的需要，“阐旧邦以辅新命”，不断开辟自身发展的前景。同时，在参与、投入解答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促进自身在生活世界的精神内化，成为沟通文化多样性的使者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领航员，给予人克服现实困境、探索未知领域的智慧和力量。伴随人类文化实践的深入展开，中国哲学必将在人类可憧憬的未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人类克服生存困境、奔赴美好生存提供更多助力。这是中国哲学的当代使命，也是数字化时代中国哲学何为的必然回应。

注释
(1)[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7页。
(2)这些说法最初出自丹·席勒、曼纽尔·卡斯特等人，可参[美]考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页;[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黄慧琦、殷宝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新的进展可参考张苏、张美文：《国外学者关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异化问题的研究进展》，《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国内蓝江等学者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也颇具代表性。
(3)张世英：《现实·真实·虚拟》，《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4)吴宁：《在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之间》，《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5)陈赟：《现时代的精神生活》，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6)[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页。
(7)贾英健：《论虚拟生存》，《哲学动态》2006年第7期。
(8)甘绍平：《数字社会中的舆论伦理》，《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6期。
(9)蓝江：《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1)[法]让·鲍德里亚：《为什么一切尚未消逝》，张晓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8页。
(12)陈红等：《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危害及其超越》，《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1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
(14)杨国荣：《日常生活的本体论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15)陈来：《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页。
(16)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中国哲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0-11页。
(17)张志强：《时代·传统·中国哲学——时代课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三十年来的演进逻辑》，《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18)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4页。
(19)彭国翔：《重思“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20)蓝江：《智能算法下人的数字异化与生存变革》，《人民论坛》2022年2月。
(21)陈少明：《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2)董慧、李家丽：《数字劳动中情感的异化和解放》，《世界哲学》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