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西安 著《“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出版暨后记

书名：《“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

作者：郭西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9月

【作者简介】

郭西安，复旦大学哲学学士、比较文学硕士及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上海“东方英才”青年学者。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霍英东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奖、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等荣誉。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兼青年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青年委员会主任、中外文论比较专业委员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诗学，尤其关注跨学科与跨文化视域下重访中国经典话语的“正典化”机制，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与本体问题，海外汉学、诠释学、语文学、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史等议题。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编著有《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视域与立场：中国比较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比较经学：中国经学诠释传统与西方诠释学传统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等。

【内容简介】

“孔子作《春秋》”这一经学声明推动了《春秋》在汉代的正典化进程，也引发了一系列丰沛的诠释和激烈的论辩，使得汉代《春秋》学呈现出经与传、经与史、经与术等多种维度互动演绎的话语景观。本书以比较诗学的立场重访这一充满张力的历史剧场，将汉代《春秋》学视作一项宏阔而复杂的话语运动，深入阐析其间的运作机制、诠释特征与历史效应，并力图使其所涉诸种特殊而具体的论题转化为同犹太教、基督教、古希腊史诗等经典话语传统具有关联性、共通性和对话性意义的中观议题。这些议题在汉代《春秋》学的诠释实践中显示出高度联动的系统性，而《春秋》之“作”的问题则成为贯穿其间的核心线索。本书将向读者展示，这是中国经学与古典诗学历史上一个关键的“作者”时刻：既构造了为天下万世而“作”的至尊文本，也形塑了以追继孔子为己任的立言者群像。

【文摘】

《春秋》是前现代中国享有崇高且特殊地位的正典话语，汉代是经学得以形塑且昌明的关键时段。可以说，《春秋》之为正典与经学之为王权意识形态正统，这两种话语间具有高度共振的关联。［……］

作为经学、经学史与思想史重要构成的汉代《春秋》学已经获得了相当丰沛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的领域内展开，其主流的探讨视角、分析路线与研究范式也落在上述学科的界域之内：将《春秋》及其相关问题放置在汉代历史文化语境里，考索经传的基本义理，经学代表人物所持的理论，以及“三传”学说的传承过程，考察经传学说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及影响。无论是着眼于单个学者、学说、事件或经典的细部探究，还是较为宏观的经学思想史书写，尽管各有侧重与特色，但大体不出上述思路的基本范式。在这样的研究格局内部，《春秋》所关涉的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仍然处于争鸣之中。例如，孔子究竟有没有作《春秋》？是孔子修《春秋》还是孔子作《春秋》？《春秋》是经还是史？《春秋》经传之间是怎样的结构性关系？如何看待《春秋》与儒学知识传统或国家治术方针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与表征《春秋》学特征的话语形态紧密相连，同时，也指涉着《春秋》学得以形成和演化的生存论前提（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和意义生成机制。［……］

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与理论支持，还是寄寓于典籍文献的知识文化系统，不可忽略的是，经学的形塑与演绎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而且根本的话语特征——诠释，亦即，经学之生成既是诸种诠释实践的过程，也是特定诠释形构的结果。《春秋》话语的形构与流变不仅分享了这一特征，而且是其至为典型和生动的体现。［……］

一方面，汉代《春秋》学的既有探讨仍然在基本观察视角、分析入径与阐述模式上受到较为明显的学科与观念界域框限，呈现出某种研究格局与研究范式的重复性；另一方面，汉学界带入新理论与新问题视野的《春秋》学探讨则显示出对中国经学这一特殊经典话语传统的隔膜。要之，尽管《春秋》学始终处于语言与诠释的紧张辩夺和复杂形构之中，但从语言与诠释的话语机制来开展具有学理深度和相对系统的论析与阐发，或尚处于遮蔽和沉潜的阶段。［……］

《春秋》的当代研究是中西古今多重语境激烈碰撞的领域，前人之述备矣，来者之著未央。笔者曾撰文指出经学相关研究所面临的古典知识系统与现代学术话语之间对接的挑战：一方面，“经学已经从前现代文人的经邦济世、安身立命之学，转变为西方学科分类和现代学术话语形塑下的‘知识对象’”；另一方面，涉足古典论域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必须积极思考如何激活与转换中国传统资源，进入全球经典研究的交往区间参与有效对话。在此境遇中，经学这一国学的主脉已然成为一个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命题。从比较诗学的立场进入汉代《春秋》学的历史剧场，凭借其高度理论思辨和多元话语融通的后设研究特色，有可能发挥独特的效用。本书力求超越学科与语言文化的限制，对汉代《春秋》学进行有别于传统研究的学理探讨。借助前文所述诠释学、语言学与符号学等话语理论资源，就汉代《春秋》学的“事件性”与“实践性”展开阐述，关注其间语义建构、诠释和对话的机制与效应，对其中潜在的修辞策略、语言结构与诠释特征予以显明和论析。与此同时，也正是基于比较诗学的功能与诉求，本书试图借助海外汉学界的新兴讨论和相关理论话语为中介与通道，将汉代《春秋》学置于一种比较和参鉴的观察棱镜中。在尊重历史文化语境的前提下，在落实于具体文献分析的过程中，使得汉代《春秋》学所涉特殊而具体的论题转化为同犹太教、基督教、古希腊史诗等经典话语传统具有关联性、共通性、对话性意义的中观议题，这些议题包括作者、修辞、媒介、阐释、体制、史撰、权力等等。如果我们将汉代《春秋》学的形构与诠释视作一种宏阔又复杂的话语运动，那么，前述这些议题在该运动的诸关键环节并非离散的，而是呈现出高度联动的系统性，“作者”问题则成为驱动且贯穿其间的核心线索。［……］

本书即由此切入四个主要环节的具体论析。在经学史以及现代学术史上，历来有孔子是否作《春秋》之争。有关作者身份的现代理论思辨和多元经典文明中的作者问题重访均提示我们，“作者”或“作者身份”应当被视为一项话语运作特征的标示。学界普遍认为，“孔子作《春秋》”说始见于孟子，倡明于董仲舒，而详述于司马迁，以此形成了孔子为《春秋》作者的严整“见证”和承传谱系，然而，通过文本细读和理论辨析，我们发现，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中发挥其效用，为不同的话语诉求服务。“作者”维系着文本终极意义的起源，担保了意义的确定性，也牵动着其他话语要素的协同运作。与此同时，作者功能的具体效力总是通过特定的修辞策略来达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的“孔子作《春秋》”构述体现出不同的修辞策略特征，也关联于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对这种功能、效应与话语机制的注重成为贯穿全书讨论的重要轴心。

为“孔子作《春秋》”说所驱策，汉代《春秋》的话语诠释以角逐权威传递的方式来参与解密圣人之意的竞争。这种阐释的竞争密切关联于经传话语所形诸的物质技术性媒介，口传—书写二重性即是孔子《春秋》所包含的媒介特征。当作为《春秋》意图与文本双重起源的孔子已然缺席，汉代《春秋》学的诠释学处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孔子从言传身教的“作之师”被置换为文本之内的虚拟锚点，维系着读者对于客观意义的信仰，成为启动《春秋》诠释的必要前提。汉代《春秋》学者们借此完成了文本内外声音的统一，也倒转了阐释的方向，导向了围绕《春秋》文本意义的独立性与自足性而展开的多元诠释实践。汉代《春秋》经传在新的口传—书写媒介中进入绵延不断的诠释学形塑与话语再生产，这一过程也逐步生成了用以管理、控制和稀释话语的经学体制。

如果“孔子作《春秋》”说隐藏着不同的意图与主张，这种多义性也催生着以不同诠释和修辞为表征的新的话语构造，最明显的即体现为《公羊传》《穀梁传》以义解经与《左传》以事解经的不同诠释风格，这也关涉《春秋》话语经史属性的争议问题。从语言学的理论视域予以分析，《春秋》具有“共时性—历时性”的时间张力结构，其于诠释话语的演化中所分延出的经史双重性正与这种二维结构具有密切关系。侧重于不同时间维度的诠释话语生成了“隐喻型”和“转喻型”两类语义传递模式，《公羊传》典型地体现出“隐喻型”话语结构特征，《左传》体现了“转喻型”话语结构特征，而《穀梁传》则属均衡型话语结构，三者相应构成了不同的诠释话语风格。“隐喻型”的话语模式易于召唤后设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同质化替换，故而突显了《春秋》超越时空而恒定有效的“经”面向；而“转喻型”的话语组织往往对解释造成阻碍，亦由此显现出从经学话语中逐渐独立出来的一种史撰话语的最初表征。

在围绕“孔子作《春秋》”这一核心经学声明而展开的话语实践中，尽管王权意识形态呈现为当世权力运作中的显性主导，但儒生知识分子亦凭借其文化象征资本和智识劳作同王权进行着话语权力的协商。面对“作”所包含的那种危险而丰富的创立与革新能量，意识形态在不同阶段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需求及回应姿态，系统化变形的权力结构使得儒士寄寓于《春秋》经义的政治理想最终被吸收转化进意识形态自身的象征生产中。当经义之“作”的话语场已然被王权制度所盘踞，孔子“作”的精魂在司马迁那里以“述故事”之体得以迂回转义式的继承，也于朝堂外被王充以特立独行的“著文者”之“论”发挥张扬。在中国经学史和古典诗学观念中，“孔子作《春秋》”与“孔子述而不作”形成了两脉密切绞缠、互动回环的话语传统，在控制稀释话语的同时也催化了经学话语实践的流变与多样。

经由上述四方面对汉代《春秋》学在作者、经传、经史及经术等议题所呈现之话语景观的论析，本书也尝试就绪论开篇提及之《春秋》关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示了新的解释方案。［……］

钱锺书曾在为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作序时言：“窃谓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积材愈新，则久号博稽周知之史传变而为寡见阙闻矣。着眼迥异，则群推真识圆览之史传不免于皮相畦执矣。”这段话或许同时嘲讽和安慰着每一个重访《春秋》话语场而力图有所新见的学者。说其嘲讽，因为它道出了当代学人面对厚重庞杂的古典传统时那种几乎是无法摆脱的惶恐与气馁；而说其安慰，因为正像几千年来的每一代知识分子一样，著书立说者总是在明知危险、困苦和注定被历史所湮没的怅然心境中勉力而“作”。

【后记】

这部著作是在我博士论文及后续十几年积累的基础上重写而成。书稿进入尾声，却顾所来径，仿佛一场没有模板可依的漫长的拼图之旅。最初，我只是瞥见古今中外诸多话语场景的幻影，在无数日日夜夜的阅读、推敲与书写中，形成了这幅拼图各种颇为潦草的局部。我永远感谢对我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拼图局部给出积极反馈的师友。那是在2012年“走向世界的国学研究”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上，得益于吴兆路老师的盛情，我最后关头临门报名，提交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题为《修辞实践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建构》，经评委会盲审投票，在全国及港澳台地区的150多篇论文中列为特等奖。那篇文章一定有太多粗糙浅陋之处，但它已经包含我对汉代《春秋》诠释与古典“作”者问题的很多基本兴趣和叙述。几位老师向我转达评委们的赞许之词，也道出了可能是公认的意见：有不少理论掺入和语言表达太西化，让文章显得“有点怪”。我受到了鼓励，但也陷入了苦闷，这种苦闷自我进入比较文学学习以后就有增无减，后来我知道，那也是比较文学自诞生之初即伴随的学科忧郁。

到底该如何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视域下来进行中国古典问题的讨论呢？“国学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呢？西学与中学究竟怎样结合才不“怪”呢？这些是我一直在琢磨和摸索的问题。比较文学，尤其是中西比较诗学是一条艰辛而充满困惑的路，甚至我常常觉得，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路可走。我仍然记得，我们这群比较诗学的同门兄弟姐妹，穿梭在多学科多语种的各个课堂和讲座间，可能是听课看书最杂的一群人，或许还是精力最“充沛”的一群人，我们常常带着干粮在杨乃乔师的办公室中激烈讨论长达近十小时，课后又去东门外的饭馆续摊热议直至打烊，回到寝室继续埋头阅读与写作。我永远怀念和感谢他们，那些念书的日子，我很少感到孤单。我也永远怀念和感谢，承蒙亦师亦友的柯马丁教授之邀在普林斯顿客座访学的岁月，是那段岁月让我具身性地走进了经典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场，而与国际学界密集深度交流的体验也让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自己最初的直觉与理念并没有走错方向。

工作后的十几年间，我虽看似几次从博士论题走到其他道路上去研习，例如，进入海外汉学的翻译与批判性对话，进入世界文学、诠释学、语文学理论与方法论的重访，进入学科建设的历史与本体问题的探索，但我并没有放弃那幅最初的拼图，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它。我认为，对于一个比较文学者而言，并没有真正的岔路，其于“星际穿越”中进行智识的萃取化合时，一切知识资源都可以且应当以严谨、适恰、有机的方式被构织进个人关切的具体议题，如果这样会显得“有点怪”，那或许正是比较文学高度包容和原创的代价。当然，我也仍然继续在学习和试验着，如何实现一种“羚羊挂角”式的异质话语的冶炼。乔布斯曾说，生命终会连点成线，我是这么相信的，也是这么实践的。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于2012年至2016年间发表，现在看来，其间的核心判断与重点构述仍然是成立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学界与此相关的研究亦有不少值得参考的进展，这次书稿重写时我均进行了重大的增改。本书写作过程中受到复旦大学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的支持，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史研究及释经文献整理”（23&ZD236）的阶段性成果。

这场旅途中，我遇到太多值得感谢的人。我的丈夫，老师们，朋友们，他们以爱、学识和善意给我支持、教益与陪伴，这份致谢的名单无法一一列举，他们读到这里，会完全了解我的心意。但我还是想列出两位学生邱诗韵和彭嘉一，在我书稿密集修订的最后阶段，她们牺牲大量时间给予我全力协助，她们展现出的勤奋、聪慧、上进与诚挚，让我为自己既是学者也是大学教员的职业感到欣慰和自豪。责编方尚芩女史尽心尽职，向她表达衷心的感谢。我还想感谢我的猫咪团仔，他从三个月起就忠诚陪伴着我的读书、写作与生活，迄今已经十三年了。最后，这本书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目录】

绪　论

　　第一节　基本问题意识与理论视域

　　第二节　选题相关成果的回顾与反思

　　第三节　研究旨趣与主体思路

第一章  经书“作者”问题的浮现与论辩

　　第一节　召唤“作者”：“孔子作经”命题的内在诉求

　　第二节　作者—文本—受众：神圣权威与议事策略

　　第三节　动词的训释与经学判断的协同联动

　　第四节　权威的变调：司马迁的“孔子《春秋》”论

第二章　媒介与阐释：经传话语的诠释学形塑

　　第一节　从“作者”到“传者”：权威的传递与解密的竞争

　　第二节　“作之师”：早期教授语境中的口传与立范

　　第三节　在意图与文本之间：传注传统的兴起

　　第四节　话语筑型中的诠释学循环与经学再生产

第三章　经史分延：《春秋》诠释的语义竞合与风格演化

　　第一节　共时与历时：《春秋》“三传”的经史张力

　　第二节　隐喻与转喻：诠释风格及语义传递的两种发展路线

　　第三节　叙事与章句：诠释话语偏转结构的转圜与迭代

第四章　为王权言说与向王权言说：经术角力中的“作”者

　　第一节　意识形态象征中的对话结构：王权与经义的错位互动

　　第二节　疏离与呐喊：《史记》《论衡》中的“作” 之声

　　第三节　“天何言哉？”——“述而不作”的诠释学反转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