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历史与现实：从哲学出发

——读曾振宇教授《思想的历史》

作者：段重阳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三月初六日丙寅

          耶稣2026年4月22日

观念的历史与现实：从哲学出发——读曾振宇教授《思想的历史》

段重阳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

长久以来，人们对用哲学述说儒家思想总有一些疑虑，这种疑虑表现为两点，第一是用哲学概念去把握中国古代思想的特质与演化历程是否合适，第二是通过哲学概念来讲述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何在。作为近些年“观念儒学”研究的系统性著作，曾振宇教授《思想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坚持以哲学研究的进路阐发儒学的精义，恰恰是对这两种疑虑的深刻回应。“观念儒学”之观念有别于哲学概念之处在于：一方面，观念虽然有着较为稳固的内涵，但在历史中也有着含义的变化，如作者在书中所措意的仁、孝之观念，因而对其内涵之演变与评判就需要一种超越观念流变的哲学概念加以分析；另一方面，相对于较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观念总是影响与塑造现实生活的力量，或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而借由哲学对历史中观念进行研究与发掘，使儒学中的根本观念成为介入现实的价值力量，就成为观念史研究的重要向度。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作者在序言中说的：“将帝制时代意识形态层面的‘儒术’与哲学史意义上的‘儒学’相剥离，儒家思想才能显露‘本来面目’，其内在的‘现代性’价值才能真正朗现”，这是由“思想的历史”向“思想的现实”之转化。

以哲学的方式来把握儒学观念之历史，就在于澄清其中具有的普遍性含义，以及这种普遍性含义在不同的时代所遭受的歪曲。对于儒学而言，仁与孝是极为核心的观念，是否承认仁与孝在思想和实践中的奠基性地位，是区别儒学内外的标志，而如何具体地理解和诠释仁和孝，则成为儒学内部不同思想脉络的争论场域。在《思想的历史》开篇，作者就指出：“仁具有先在性和普遍性，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普遍本质。既然如此，仁就不仅仅是伦理学层面的概念，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只有哲学概念才能够成立超越性的本质。这一点表现在曾子那里，就是以具有社会客观公共性质的“忠恕”和宇宙本体论意义的“神灵”来界说仁，继而在孟子哲学中表现为“四端”：“孟子人性学说中的‘善’来源于天，落实于心，显现为‘四端’。‘四端’的特点为‘才’，‘才’具有先天性、普遍性特色。”这一普遍性在宋明理学那里被提升到“天理”的层次，“理超越时空而存在，亘古而不移。理是体而非用，作为理之属性的仁、义、礼、智，自然也具有‘一定而不移’的超越特性”。

由此，作者强调了仁本论的重要性，反思儒学史中的孝本论倾向。以《孝经》而言，作者指出，其目的在于将孝之观念扩充、衍化为涵盖自然、社会与人伦的最高原则，从而造成了对儒家孝道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损害。虽然“孝根植于自然血缘亲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但是孝之正当性基于血缘的自然亲情，其无边际地扩散会导致问题，如在《孝经》的五等之孝中，“原本作为公共性、普遍性的家庭伦理，已经演变为等级之孝”，而孝本论也会造成“忠孝合一”“移孝作忠”等为君主专制服务的观念，这在唐明皇注《孝经》中就表现了出来。作者强调，孝德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相同的，这在王阳明哲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表达。“有人必有家，有家必有父子亲情，有亲情必有人伦之孝”，这不仅是孝之普遍必然性，也是良知之实现的必然性，良知之发用表现为孝，但不局限于孝，“人人皆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借助孝悌证明良知属于放之四海而普遍存在的本体”，但是并不能够从孝本身去推演其他诸如忠信友悌等德行。从曾子、孟子到王阳明，孝只是人性之普遍性的例证与发用，而不能称为普遍性本身，其背后表现出了人类自然情感的普遍性，“孝从情感出发，最终回归于情感”。如果强调孝行而非孝德的普遍性，那么孝行因行动者之地位与财富的差异而表现出的区别就会导致等级性，只能够在家庭内部践履的准则也会超出自身的限度，这是作者所深切担忧的。

作者对仁孝观念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阐发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反映在理论上就是仁与自由的关系。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普遍观念，如何解释仁与自由在观念与实践上的可沟通性，是儒学现代转化的题中之义。在作者相关论述中，尤为精要的是对仁之审美境界的阐发。作者指出，“孔子仁学具有一些审美境界的特点，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着自由与自由意志的色彩”，“阳明以‘真诚恻怛’论孝，旨在表明孝是自然而然的情感展现，孝不是认识论层面的对象，也不是伦理学层面的‘它者’，而是审美境界意义上的自然美德”。以自我立法、自做主宰来强调儒家仁学的自由向度是牟宗三以来的传统，作者的进一步阐发在于，这种自作主宰若要真正实现自由，必然要实现出一种审美境界，其根底在于“自然而然”，我们最基础的人伦情感恰恰就是这样的，换言之，自由只有呈现出自然状态才是究竟的，这也是儒家仁学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与启示。

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念史研究并没有落入思想史的常见误区，即将思想家的观念完全还原为历史过程中的产物而忽视其超越时代的价值。作者一再使用“形而上学根据”“存在正当性”等语词来重构思想家的观念系统，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哲学的解释来使得相关的观念获得超越时代的意义。作者极力表彰理学家的本体论系统，原因就在于，“证明‘至善’，臻于‘至善’，是儒家一大思想主题。从伦理学意义上的《大学》‘止于至善’出发，经由周敦颐太极‘纯粹至善’，一直到道德形上学意义上的程伊川‘天理至善’（元善）思想的诞生，历代儒家探求至善的哲学步履递进递佳。二程、朱子‘仁善由于天理善’思想的诞生与论证，标志着儒家仁学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伦理基础与文化依托得以可能”。从哲学的视角出发，观念史的探索在于嫁接起历史与现实，也在于澄清儒学对人类善好生存的永恒价值。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