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作者：鲁小俊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鲁小俊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书院文学，兼及科举文献、明清小说。著有《清代书院课艺考述》《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三国演义〉的现代误读》《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等，主编《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清代书院课艺选刊》。

鲁小俊.古代书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55(02):1-11.

核心提示

古代书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唐宋以降，书院成为新的文学题材。有关书院景观、书院活动的文学书写展示了思想、观念、制度、教育、生活的多面镜像，这是细微而真实的书院“人文风景”。其二，历代著名作家、经典作品，是书院“文学史”研习的基本内容。除了小说、戏曲，文学史的知识谱系已在书院教学中初具规模。其三，书院文学教学的内容，除了文学史知识的研习，还包括多个层面的写作训练。写作是一门手艺，讲究技法、模仿前人、反复点拨和重复训练是习得之路。概言之，书院既是唐宋以后新的文学题材，也是文学史知识的“研习空间”和写作者的“成长空间”。

内容精选

古代书院在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意义，已为学界所周知，但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则较为隐蔽。盖书院在相当程度上，是漠视文学甚至“反文学”的。“词章”在书院教育中的位置，或被忽略，或处于末端，甚至有书院士子直言：“词章不能谓之学也。”其他诸如“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诸生几案书笥除经史文籍外，不得杂置戏本小说”，“骈文诗赋，其无用更甚于八股”云云，皆为书院的常见规诫。据此看来，书院与文学关系不紧密。

书院之设，本意固不在文学，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书院既是文学书写的题材，也是文学研究、文学传播、文学训练的空间。书院的文学教学内容，涵盖了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也包括多个层面的写作训练，这一情况在书院发展的后期尤为突出。关于古代书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邓洪波、徐雁平、程嫩生、宋巧燕、李光生、陈曙雯、翁筱曼、董晨、谢冰青、许虹等学者的研究已有所涉及，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再作补充和引申。

一、作为文学题材的书院景观和活动

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唐代的“书院诗”，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录11首，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录13首，肖永明等《中国书院通史·唐宋卷》录18首。北宋初期，单是题咏奉新胡氏华林书院之诗，有58首之多。其后书院逐渐繁荣和普及，相关诗文也随之而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可供吟咏的书院”是唐宋以降的又一种题材。

书院志多设“艺文”或“文翰”“词翰”，收录与书院相关的诗文。如明郑廷鹄《白鹿洞志》十九卷，其中“文翰”七卷，包括记文、序文、书启、奏疏、公移、铭、祭文、祀神辞、跋、赋、诗。其《凡例》有言：“文翰各有分类，其诸贤足迹所临而留题其间；或向往所在，形之寄赠。其为仰止白鹿一也，搜访书之。”清廖文英重订《白鹿书院志》十六卷，认为旧志分类不当。其《凡例》云：“旧志举洞规、讲义，概入文志，本末无等。今特类集先正格言，标为‘明教’，而序、记、诗、赋，则仍入‘文翰’云。”据此，洞规、策问、讲义、说、论、戒、谕、公移，归入“明教”三卷；记、序、告文、辞、启、铭、书、诗、赋，归入“文翰”五卷。这里的“文翰”，略近于今之“文学”。今人吴国富《新纂白鹿洞书院志》十四卷，又将“艺文”“文翰”中的作品，分解到“人物”“学规”“讲义”等类之中，并单独析出“诗歌”二卷，而赋、铭、游记归入“杂纪”一卷。这里的“诗歌”和“杂纪”，很明显就是“文学”。

书院志除“艺文”或“文翰”之外，又有专门的“书院诗文选”。如清欧阳厚均《岳麓诗文钞》五十七卷，包括《诗钞》三十五卷、《词钞》一卷、《赋钞》三卷、《文钞》十八卷。从诗、词、赋、文等文体入手，其“文学性”更明显。今人也有类似选本，如《岳麓书院历代诗选注》《石鼓书院诗词选》《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白鹿洞书院诗文选注》《白鹭洲书院诗存》，这些是名书院的专题选本。综合性的诗文选，则有《中国书院诗词》《古代书院诗词选》等。

郑廷鹄总结《白鹿洞志·文翰》的大旨，曰：“其为仰止白鹿一也。”郑宣陶、杨加清《古代书院诗词选·前言》也说：“书院诗词是古代书院的艺术礼赞。”立足于“仰止”和“礼赞”，收入院志和选本的作品，自以题咏感怀居多。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诗题常用“题”“咏”“谒”“恭”等字，如唐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宋钱若水《咏华林书院》、元赵承禧《谒南溪书院》、明耿定向《谒书院感怀紫阳夫子》、清谢菼《问津书院舍菜礼恭纪一律》、清陈维崧《满庭芳·蜀山谒东坡书院》等。这类作品中尤具典型意义的是关于书院景观的吟咏赋颂。景观既可是周边的山川林谷，也包括内部的池台亭榭。对于文学而言，它是吟咏的对象、书写的题材，这一点无须多言；值得注意的是，它也是激发灵感、启迪文思的源泉。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王畿访白鹿洞书院，周览风泉云壑之胜，“时霖雨初霁，四山飞瀑，势如游龙，余霭浮空，长林滴翠”。当夜召集诸生，“纵谈玄理，灏气滋生。卧听溪流汩汩，沁彻心脾，达旦泠然，若有神以启之者”，由是而有《白鹿洞续讲》。风泉云壑之于《续讲》，是为“江山之助”。甚至湖里养鱼，也可有益于文。清刘璈《正学东湖书院规条》（台州）云：“东湖蓄水养鱼，欲遂其生，藉培地脉，兼畅文机，在院生童毋得擅取。”蓄水养鱼的好处，“畅文机”居其一，“江山之助”由此“活化”了。

“仰止”和“礼赞”，是书院诗文的突出主题，书院与诗文也往往因此而互相成就。宋赵与《岱山书院记》云：“书院有记，固尝闻之矣。”随后列举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韩元吉《武夷精舍记》，谓“是数者，天下之名书院也，记之者皆天下之名君子也”。我国古代文论讲“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也讲“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书院与诗文亦如此，既有“书院助文”，也有“文（人）助书院”。只是，这里的“人”和“文”指向“君子”及其作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和文学。“仰止”和“礼赞”的指归，在于道德、人格层面的精神意志。明胡居仁《碧峰书院赋》歌曰：“嗟吾同类兮，立志毋轻。主敬存其心兮，曰虚与灵；穷理致其知兮，曰详以精；反躬践其实兮，曰笃志以诚。德业致其盛兮，庶不虚此生。”主敬、穷理、反躬，造就德业之盛，最终“此峰增其辉兮，得人而名”。可以说，“仰止”和“礼赞”的内核，即在理学思想、观念和趣味。

从文献数量来看，与书院相关的诗文，远不止书院志的“艺文”“文翰”，以及“书院诗文选”等选本。梳理唐宋以降的别集、总集、日记、方志，尤其是元明清诗文集，可以看到这类作品的体量相当可观。今后书院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也将有赖于这类文献的辑录和整理。其中关于书院活动的记录和书写，也远远超越了“仰止”和“礼赞”主题，呈现出书院文化的多样生态。以下试举数例，略作说明。

其一，书院与酒。文学与酒缘分深、关系密。很多书院不主张饮酒，甚至明确禁酒。明冯从吾《士戒》云：“毋彼此约分饮酒游乐。”清徐尊显《濂溪书院学规》云：“书院沽酒，尤为破费生事，永行禁止。”除了节约之意，主要是反对“名士气”“文人气”。朱一深《凝秀书院条约》即称，“（饮酒）最足以昏神志，沉湎于此，必至失德”，“（诸生）毋曰斗酒百篇为文人乐事，而纵之也”。不过，这些只是条文中的约束。在书院的实际生活中，“禁酒令”往往没有严格落实；相反，因为有酒，书院生活多了几分“文学”意味。明孙承恩《饮万松书院》云：“千古壮怀增感慨，一尊深话且夷犹。登临不尽探幽兴，更拟明朝取次游。”清宁波月湖书院山长童槐，某日课毕，会饮大醉，夜半方归，有诗记之：“胡床斜倚尚吟哦，酒入枯肠引睡魔。万事不堪醒后忆，三春又向梦中过。池边人散鸟声乱，衣上月明花影多。狂笑出门看窣堵，一枝文笔荡湖波。”船山书院生徒杨度，某日与友人为消夏集，“饮二杯，发引诗意。又置酒平台，山川在目，骤雨忽月，归舟吟成：‘白日不常旦，小人日夜嬉。何独怀百忧，坐见秋草悲……’”。前文言及书院景观是文思之源，至此也可以说，酒也是书院文学的催化剂。

条文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这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譬如佛教戒律明言禁酒，但和尚饮酒的大有人在。王磊论佛教戒律与僧人饮酒的关系，指出“僧人具体的实践行为和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实践并非经典文本的‘奴隶’或者‘仆从’”。这一判断也适用于书院生活。襄城紫云书院山长李来章《紫云书院读史偶谭》“具壶酒”条云：“高谭阔论，非中圣无以助兴。”只是“中圣”不等于酗酒烂醉，李山长倡导的是中和之境：“或浊酒半壶，或良酝三升，称家而设，随兴而饮，仿佛得醉翁遗意。”对此，扶沟杜之丛评曰：“晋人之风流，宋儒之恪谨，斯则两撷其胜。”一般而言，书院的气质偏于“宋儒”；有了酒，就和“晋人”关联上了。宋儒、晋人“两撷其胜”，书院就不只有理学，也有文学。

其二，书院与科名。生徒登科者常有，落第者更多。贺登科、慰落第，是书院诗文的常见题材。吉安白鹭洲书院山长刘绎《辛亥秋闱后至鹭洲，见诸生乡捷，既为得者喜，复为失者勖》云：“文章命达欲重论，满院秋香桂子繁。二水往来争彼岸，八元名姓烂吾门（原注：隽者八人皆榜于门）。遇风莫羡鸿毛顺，接翅终期凤羽骞。惭愧年年人树计，相看桃李岂无言。”这一首诗，兼有贺喜和安慰。杭州崇文书院山长薛时雨的《嘉兴得见登科录诸生多获隽者喜赋》和《慰下第诸生》，则是两样心情分别书写。

贺登科、慰落第，是人之常情。早在唐宋诗词中，这类题材已较常见。而在书院实践中，情感表达可以转化为一种惯例，一种经验。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志》“教法”条，有“于诸生登第者勉励之”，寄语登第者饬廉隅、少私累、守俭约，为社稷苍生造福，“勿因一旦得意，遽尔改换面目”。又有“下第者，慰抚之”，劝慰落第诸生可以“忧亲老无以慰”，可以“忧年盛不及时有为”，但不必“忧其失功名富贵”。《陕甘味经书院志·教法》具有学规性质，“勉励”和“慰抚”之言写进学规，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和套话，体现了情感的“制度化”“标准化”“批量化”。师生间个体的、私人的关系，由此具有了集体性、公共性。

其三，书院与考试。唐宋书院即有考试，至清代而繁荣普及。书院考试的情形如何？观察的窗口，可以是学规、章程等制度史料，也可以是诗词一类的文学史料。《申报》刊登过许耀的《书院月课吟》，吟咏到院、晨叙、唱点、论题、午餐、私越、翻检、抄袭、倩代、卖诗、互赞、交卷、探案、涂名、阅批、花红诸事，对书院月课有生动的再现。如《倩代》：“尊容瑟缩语温存，大笔烦挥特叩门。顿首折腰都不惜，但求完卷即开恩。”根据这组诗，书院月课的基本面相是琐碎、局促、凡庸。同样是吟咏月课，裴季方、关国光有同题组诗《彝山书院月课十咏》，吟咏文、诗、赋、论、序、考、习经、读史、辨字、临帖等，展现的是自信、舒展、豪情。如裴季方《文》：“班香宋艳词华富，苏海韩潮气势遒。莫道文坛无健将，千军平扫气横秋。”

到底哪个更能反映晚清书院考试的真实面相？其实无论哪一面，都可以找到文献佐证。早在乾隆年间，杭州崇文书院山长蒋士铨《杭州崇文书院训士七则》，就批评“近日书院”“师既无道学相关之心，弟各负揣摩自熟之见”，“传递录旧，百计相诳，视会课如当差，重膏火如射利”。时至晚清，此类状况似乎更为普遍。湖北学政龙启瑞《月课书院示》云：“每逢课期，多有倩人枪替，或一人冒领两卷，及联坐私改文字，侥幸优取；亦有拥挤喧哗，临场东西乱号，或高声笑谈。”由此看来，许耀《书院月课吟》近于实录。同时，课艺总集的序文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表述，如“月课既增，学修日进，珠玑满目，美不胜收”，“佳构林立，如泛珠湖而游玉海”。若此则裴季方、关国光所咏，也非虚言。不过，课艺总集是优中选优的成果，序文溢美也属常情。就更大规模的文献来看，平庸之作居多，当是晚清书院考试的“原生态”。冯云鹏《灯下阅胶西、珠山、灵山三书院课卷偶作》云：“阅到佳章心转折，吟成拗句手频删。” “心转折”是偶然，“手频删”才是常态。

概言之，唐宋以降，书院景观、书院活动成为新的文学题材。名书院即胜迹。“在中国这个以书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所谓胜迹是难以脱离书写而独立存在的。”如朱熹有《白鹿洞赋》，数十年后张琚、罗思等“会讲洞学毕，相与歌文公之赋”；又数十年，方岳作《白鹿洞后赋》；明嘉靖年间，张纯作《朱子白鹿洞赋跋》，杨侃、李资元立石。有关白鹿洞的赋流播数百年，文学参与塑造了书院的“人文风景”。书院“人文风景”又不只在胜迹。历代书院，数量众多，层次不一，理念多元，有关书院活动的文学书写，展示了思想、观念、制度、教育、生活的多面镜像。其中有朝气蓬勃，也有暮色沉沉，这是细微而真实的书院“人文风景”。

二、作为文学史“研习空间”的书院

南宋以降，朱熹《白鹿洞揭示》（简称《揭示》）成为书院的纲领性学规。《揭示》云：“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一教育理念的重心在明理修身，而记览、词章则处于次要位置。“晦翁一记当三复，群居族谈非利禄”，可见，《揭示》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

需要辨明的是，《揭示》并非否定词章，只是担心词章成为利禄之具。朱熹虽以理学大师名世，但同时也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文学家”。同样，书院多不以文学为重心，但文学通常也是教学内容之一。甚至在有些书院，文学教学还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如清道光年间，江宁钟山、尊经书院专注举业，两江总督陶澍另设惜阴书舍，“仿鸡笼遗意，分经、史、词章三门命题课士”，旨在培养“经史专家、词章名手”，主张“无论经史词章，果精一艺，已足知名”。在惜阴书舍这类书院，文学的地位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

书院文学史教学的基本内容，是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经典作品。至于教学途径，约有三端：其一书目，其二讲谈，其三考课。兹以清代书院为例，略作阐述。

其一，文学书目。书院教学以读书为本，开列阅读书目是应有之义。各家书院所列书目详略不一，大体上涵盖四部。其中文学阅读的重点，一是历代总集，二是名家别集。例如李绂《宣成书院条约》：“文集若文选、文粹、文鉴、文类，皆宜别择取裁。李、杜、韩、柳、欧、王、曾、苏，宜观全集，亦节取读之。”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集部之唐、宋八家李、杜二家全集与《文选》及《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皆不可缺。”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经史以外，如楚词、《文选》、六朝名人专集，均宜择要而读。若诗则古诗以外，唐宋八大家均宜窥其涯涘。”此外，文体也是切入文学史的一个视角。如杨绳武《钟山书院规约》论及古文源流、诗赋派别、制义得失等内容，张之洞《轩语·语文》涵盖时文、试律诗、赋、经解、经文、策、古今体诗、古文、骈体文、字体等十种。其中“字体”属于“艺术”，“经解”“经文”属于“古学”中的经史部分，其余皆可归入文学。

其二，文学讲谈。文学史不只在阅读书目里，也在日常生活中。书院讲学、师生谈话，多有涉及文学话题。以王闿运为例，他曾在多家书院主讲。在成都尊经书院，某日“为张生子绂讲谢诗四首”；某日讲嵇康《与山巨源书》，“言其以嫚词取祸，因论古今文人无真隐者”。在长沙思贤讲舍和衡阳船山书院，某日“夜与吕生说匏叶文章之法”；某日“杨生论贾、屈优劣”，湘绮“初以贾为王佐，今知定不如屈。屈为智士忠臣，贾则策士文人耳”。王闿运是汉魏六朝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讲学、闲谈的文学话题，也以汉魏六朝作家作品居多。

杨度曾在船山书院追随王闿运问学。据《杨度日记》，他到书院的第二天，就有关于六朝诗和唐诗的问答：“问曹诗出雅，阮诗出风。师曰：曹风阮雅……师曰：唐诗李东川最高，杜、李、王可以鼎足而立，王学《楚辞》颇肖。”杨度在船山书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日记中记录的文学对话却不少。如某日午后，师“论诗高华、宽和、明丽、清劲，即韵度词气四种”；某日与程崇信论曹子建诗，“以《圣皇篇》为第一，《赠白马王》次之”，师“以为然。且曰：诗从无端忧乐中来”，杨度进一步发挥说，“惟枚乘、苏李能写无端忧乐，后人则用意矣”；某日张登寿问：“陆士衡一生学陈思不到，王师自云一生学陆士衡不到，何也？”杨度答曰：“湘绮诗从齐、梁入手，进学谢、阮，以空灵超妙为主，故其诗灵于康乐而无其大。陈思天才，殆非人力所致。陆苦学之而成朴拙宽和一体，意境大殊谢、阮，学者难兼，道不同也。”在杨度、程崇信、张登寿等生徒的书院日常里，文学话题也多涉及汉魏六朝，这显然是受了王闿运的影响。

书院文献中有一类“答问”体，系整理师生对话而成，如《石鼓论语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无邪堂答问》《起凤书院答问》；或者假设问答，如《泺源问答》《鳌峰书院或问》，其中有一些涉及文学话题。姚永朴曾主讲信宜起凤书院，离任后将其与诸生的部分对话整理刊行，名曰《起凤书院答问》。凡80条，分经、史、子、集、杂五部分。其中集部涉及的作家作品有《离骚》《九歌》《远游》《风赋》《子虚赋》《上林赋》《羽猎赋》《登楼赋》《闲情赋》《古文辞类纂》，以及韩愈《原道》《三上宰相书》《争臣论》，曾巩《为人后议》，钱大昕《跋方望溪文》等。其内容有关于文字训诂的，如《羽猎赋》“宏仁惠之虞”中的“虞”作何解，但多数侧重义理研究，如“《九歌》终于《国殇》，何也”“《子虚》《上林赋》大旨”“陶渊明何以作《闲情赋》”等。此外，又有关于文体的话题，如“论、议、说、解、辨”的区别，“颂与赞”的区别。有些讨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深度，试举一例。甘尚仁问：“颂与赞大体无殊，其别何在？”这个话题，从刘勰、萧绎、刘孝绰到刘师培、林纾，皆有讨论，或就篇幅论，或就风格论。姚永朴回答甘生提问，从《关雎序》说起，举扬雄《赵充国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夏侯湛《东方朔画赞》、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为例，说明“二者大体相同，故《古文词类纂》合为一类”。再论其别，谓“颂义自是宏大，凡命题之重者宜用之；赞义则较狭，凡题之稍轻者用之”。又借箴与铭之别作类比，谓“此亦如箴铭皆主于警戒，然铭必镌于门牖器物，箴则不必，然其体盖亦微别也”。这里从应用的角度立论，直观简明，便于理解。

其三，文学考课。书院考课始于宋代，至清代后期而特盛。今存课艺总集约300种，其中的文学考题，大致能够反映文学史的基本面目。以《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为基础，辅之以新近普查的课艺文献，可知书院文学考题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论、文体和作家作品通论。“文论”题如《拟〈文心雕龙·明诗〉》《分咏司空图〈诗品〉句四首（柳阴路曲、海风碧云、夜渚月眠、眠琴绿阴）》《辞尚体要赋》《不求甚解论》。“文体”题如《汉以前五言诗章句考》《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七律各一首）》《诗赋》《骈体文源流正别说》《万红友〈词律〉书后》《四书文源流考》《四书文话序》。“作家作品通论”题如《屈平骚、龙门史、长卿赋、渊明诗》《汉魏六朝三唐之诗皆本于〈三百篇〉，其间有词意相合者，试详证之》《诗家八公咏（李供奉太白、杜拾遗子美、韩吏部退之、苏内翰子瞻、陆剑南务观、元左司裕之、高侍郎季迪、吴祭酒梅村）》《重刊〈六十一家词〉书后》《论词绝句》。

其次是历代作家作品研读，这也是书院文学考题的主体。兹按时段举例如下。

“先秦两汉”题如《〈盘庚〉戒浮言义》《伏生十岁就李充受〈尚书〉赋》《〈三百篇〉作者考》《十五国风次序说》《读〈魏风〉》《〈秦风·蒹葭〉全诗讲义》《雅分大小说》《〈战国策〉录而不叙说》《读诸子（各五古一首）：老子、庄子、管子、晏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杨子》《书〈庄子·齐物论〉后》《离骚经赋》《读朱子〈楚辞集注〉书后》《宋玉悲秋赋》《〈太史公自序〉书后》《〈史记〉得失考》《〈史记〉传儒林不传文苑论》《书〈史记·伯夷列传〉后》《读晁错〈论贵粟疏〉》《贾谊、董仲舒、刘向赞各一首》《汉武帝〈秋风辞〉赋》《读〈盐铁论〉》《扬子云生卒考》《扬雄、王通摹拟圣人论》《〈论衡〉跋》《书〈汉书·艺文志〉后》《〈后汉书·文苑列传〉跋》。

“魏晋南北朝”题如《张天如先生〈汉魏百三家〉跋》《魏武帝横槊赋诗赋》《祢正平赋鹦鹉文无加点赋》《诸葛武侯上〈出师表〉赋》《诸葛武侯〈后出师表〉真伪考》《书谯周〈仇国论〉后》《嵇阮颜谢论》《分咏竹林七贤》《追和左太冲〈咏史〉》《论六朝人诗仿遗山体》《论六朝诗绝句》《书〈陶渊明集〉后》《读桃花源记感赋一首（七古）》《读〈宋书·谢灵运传〉》《〈文选〉主于修词说》《昭明选赋不始荀卿论》《徐庾文体论》。

“隋唐五代”题如《杜子美集、杜樊川集、李义山集、王右丞集、元次山集、温飞卿集、孟东野集、韩昌黎集、李长吉集、韩致光集》《九月九日作〈滕王阁序〉赋》《百官饯贺知章归镜湖赋》《读孟襄阳诗和作六首》《李太白进〈清平调〉赋》《少陵无海棠诗辨》《读杜工部〈秋兴〉诗》《烟波钓徒赞》《题韦苏州诗集》《读韩文公〈进学解〉》《白香山西湖留别赋》《贾岛祭诗赋》。

“宋元明”题如《续司马文正〈保身说〉》《苏文忠乞校正陆宣公奏议（赋）》《东坡偕张怀民步月承天寺见庭中竹柏影如水中藻荇赋》《拟重刻〈陈少阳集〉序》《红藕香残玉簟秋赋》《拟玉山草堂雅集序》《读〈张玉笥集〉乐府拟作》《题杨升庵先生遗像》《徐文长撰〈白鹿表〉赋》。

“本朝”题如《论诗绝句（仿元遗山体论国朝人诗）》《读国朝人诗（绝句十五首）》《论国朝人古文绝句》《论国朝骈体家七言绝句》《国朝骈文十二家颂》《读吴梅村诗》《书顾亭林先生〈郡县论〉后》《书余澹心〈板桥杂记〉后》《侯魏汪三家古文论》《应潜斋、桑弢甫、全谢山、杭堇浦四先生咏》《和吴谷人先生〈驿柳〉四首》《读〈揅经室集·南北书派论〉书后》《续〈左海文集·义利辨〉》《书〈续古文辞类纂〉后》。

再次是地方文学研读，这一点最能体现各地书院文学史教学的特色。苏州正谊书院考《姑苏论诗绝句》，广州学海堂考《分和宋方孚若〈南海百咏〉》《论诗绝句（专论粤东诗人）》，宁波崇实书院考《仿遗山体论四明宋元人诗》，武昌经心书院考《拟辑〈湖北诗征〉序例》，黄州经古书院考《论黄州诗绝句》，成都尊经书院考《拟四川艺文志》《论蜀诗绝句》，湖州安定书院考《论词（专论宋元以来吴兴词人）》。地方文学教学，不只是研读乡贤作品，还包括实地走访、遗迹考察。太仓娄东书院考《访七录斋遗址》，江宁奎光书院考《访随园遗址》，芜湖中江书院考《重修黄文节滴翠轩赋》，成都尊经书院考《浣花草堂赋》《瀼西谒杜少陵祠堂》，等等。地方文脉、乡邦情怀，在文本研读和田野考察中得到赓续和书写。

书院的考课题目，有很多都是“熟题”，尤其是经典作家作品，是各家书院反复研习的对象。考课这些文学知识，与科举训练有关，但又不纯为应试。广州学海堂梁梅《论词绝句一百六十首》序云：“指迷待教，愿聆词苑之丛谈；佳作倘逢，请补词林之纪事。” “丛谈”“纪事”也是书院的文学旨趣。综合来看，文学考课建构起了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可以说，除了小说、戏曲，文学史的知识谱系已在书院教学中初具规模。程章灿论《文苑英华》所采诗题，曾提出“总集与文学史权力”的命题。推而论之，从作家作品到文学史，其间有各种权力的作用，诸如文苑传、诗文评、选本、总集等。书院教学是其中值得留意又易被忽略的一环。

三、作为写作者“成长空间”的书院

书院的性质不只是学校，但教学确是书院的主体功能。对于八股文训练，清阮元有这样的理解：“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书院文学教学的基本理路与之相近。书院文学教学的对象不是“天赋型”作家，而是“中等之人”。“中等之人”文学素质的养成途径，除了“文学史”的知识研习，还包括多个层面的写作训练。智利诗人聂鲁达有个著名的观点：“写诗是一门手艺。”推而论之，写作也是一门手艺。既是手艺，讲究技法、模仿前人、反复点拨和重复训练是习得之路。

其一，技法讲解。朱熹有言，“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作诗先用看李杜”。清沈起元《娄东书院教规》也说，古文“初学入门，且先读八家。由八家而上溯之《史》《汉》，溯之《左》《国》，更溯之《孟子》《尚书》，而古文之道尽矣”。诗“初学入门，宜先读中唐诸公，次读李、杜，次读昌黎，次读王、孟、韦、柳，而温、李、元、白以次而及。更上溯汉、魏、六朝以浚其源，下及欧、苏及元、明诸公以极其变，而诗道备矣”。从阅读名家大家入手，这是学习写作的普遍法门。而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于古文读之已多，往往不能下笔，何也”？蔡世远《鳌峰书院或问》就此作了解答，认为“作古文必须穷经明理，通晓古今，本领宏大，流露而成文章。徒向古文中讨生活，末矣”。他以读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为例，提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思其题目何如”，“即自思要作此叙，通体用意如何，用笔如何”；第二步，“看此一篇是如何。先看其体裁，次看其议论缭绕结束，次看其句字之高古新雅”。他自信“如是以读，不久便能下笔，学以充之，虽以之擅专家可也”。  阅读时既“思”且“看”，方能下笔去“写”，这是蔡世远的经验之谈，故而设问答之，以金针度人。

传授经验，讲解技巧，其内容本身或许并无特别之处，各种理论著作、诗话文话中多有相关表述。譬如，明嘉靖间济南《湖南书院训规》，要求教官亲手批改诸生课业，“如不得体，须令重作”。何为“得体”？“经义以说理为主，而以轻重宾主为认题之法，最忌按字合掌等病。论以立意为主，而以步骤驰骋为辨议之法，最忌浮直漫散等病。策以详明为主，而以断制献纳为答问之法，最忌肤疏堆叠等病。”这里讲究“文各有体”，实是古代普遍的辨体观念的体现。书院的写作技法讲解，其优势在于讲授者与诸生之间因距离亲近而更易有感染力。平阳知县余丽元离任，为龙湖书院诸生作《留别箴言》，包括“论为学”“论为文”各八则，后者有辨题体、审题窾、明作法、精结构、正文体、镕经义、濬心源、熟机杼等条。如“精结构”将写作比作建房，“作文如构屋然，堂室、廊庑、厨灶、溷厕，莫不各为布置，而内外通达，完密周整”。这一比喻并不新鲜，但放在“留别箴言”的语境中，别有一番教育意义。《留别箴言》引言有云：“余自卸篆后，诸生造庐晋谒，不惮问字之忱，且肫肫然以获蒙栽培为谢者。今余将行矣，惜未及见诸生学之成、名之立也，而顾无一言以为别，无论负诸生倾慕之殷怀，抑亦返诸余劝学之初心，终觉歉然有未尽也。”感念诸生惓惓之忱，于离别时刻将平生积学倾囊相授；诸生从中所得，较之于市面上的辅导教材，当更能入耳入心。

写作教学的这种亲近感，其关键不在内容而在形式。讲故事的“叙”，有时比讲技法的“论”更易于获得共鸣。任丘桂岩书院山长边连宝对诸生讲，自己十七八时，汩没于软媚时文，于古文大家尚未寓目。偶于灯下阅陈大士“言寡尤”三句题，殊觉茫然，阅其批语，不觉汗透重裘。“以后读他大家文字，便觉处处有入头”。又于己酉岁偶拈“视其所以”三句题，竟日不成一字，耿耿于心者十年不释。甲寅春又看此书，忽得顺出逆入之说，挥笔立就，从此文思大进。边连宝说，“此两事是某生平最得力处，亦是最得意处，故为诸生覙缕言之，此精思之效也”。讲故事是书院教学的常用手段，即如文天祥《西涧书院释菜讲义》，讲完司马光，又讲刘安世。所不同者，文天祥用故事讲解“诚”之深意，边连宝则用故事阐述写作的渐悟和顿悟。

其二，模拟训练。清末《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云：“（作文）自然进功之法有二：一、熟读，二、拟古。”所谓拟古，指“古有此题此文而拟作之，或古有题无文而代补之。”这一“进功之法”也常见于书院教学。以江宁《惜阴书舍课艺》三卷为例，该集凡54题，其中拟作16题，涉及多种文体。赋有《拟杨炯〈浑天赋〉》，乐府有《拟谢元晖〈鼓吹曲〉》，五古有《拟曹子建〈赠丁仪〉》《拟陶渊明〈读山海经〉》，七古有《拟杜工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拟东坡〈自金山放船至焦山〉》，五律有《拟杜工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骚、诏、策、启、书、序、颂、铭有《拟淮南王〈招隐士〉》《拟汉武帝元朔元年〈举孝廉诏〉》《拟汉武帝元狩六年〈封三王策〉》《拟梁简文帝〈谢赉扇启〉》《拟梁简文帝〈与萧临川书〉》《拟郦善长〈水经注序〉》《拟董仲舒〈山川颂〉》《拟崔子玉〈座右铭〉》《拟汴兰〈座右铭〉》等。

在文学史上，模拟前人是经典形成之后的普遍现象，在某些时期甚至成为风尚。科举考试中也有拟古题，书院的拟古写作与科举有关，但又不局限于科举考试的范围，主要是一种日常化的写作训练。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郭绍虞也说：“昔人拟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门途径，而非最后归宿。”既是入门途径，很多题目都属于“熟题”，书院内外皆有拟作。如《惜阴书舍课艺》中的《拟陶渊明〈读山海经〉》一题，也见于长沙《校经堂初集》、武昌《经心书院集》、广州《广雅书院文稿》，以及《两浙轩续录补遗》《福雅堂诗钞》等总集、别集。模拟不只是模仿古人，也可以照应现实。即如《惜阴书舍课艺》中的金和《拟曹子建〈赠丁仪〉》《拟杜工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篇，记录的是道光二十八年的江宁水灾，体现出纪事性、纪实性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惜阴书舍课艺》中有《拟杨炯〈浑天赋〉》。此外，《惜阴书院东斋课艺》中有《拟王勃〈九成宫东台山池赋〉》。像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这样的文人，在有些书院是被视作反面典型的。如惠州丰湖书院《教士示》：“试看唐初王、杨、卢、骆，文章何尝不工？而傅奕谓惟杨子稍静，得一令长，余皆不得善终，后皆如其言。无他，浮而不实也。”武陟河朔书院《劝士条约》：“试思王、杨、卢、骆才藻何如，尚为裴行俭所讥，况今不如远甚，顾自满耶？”以杨炯、王勃为模拟对象，反映了惜阴书院的“文学性”追求。

书院“拟古”之外还有“拟今”，即代入特定身份或情境的拟作。这类作品数量少于“拟古”，多与时事或地方相关。与时事相关的，如苏州《正谊书院小课》中的《恭拟平定回疆生擒张逆贺表》，广州《学海堂二集》中的《恭拟平定回疆露布》，成都《尊经书院初集》中的《恭拟孝贞显皇后挽辞》，长沙《校经堂二集》中的《拟左文襄公神道碑》。与地方相关的，如松江《云间书院古学课艺》中的《拟建陈夏二公祠碑文》，湖州《安定书院课艺》中的《拟湖郡重修学宫上梁文》，苏州《正谊书院课选三集》中的《拟重建徐良夫耕渔轩记》，福州《致用书院文集（光绪己丑）》中的《拟闽闱增建号舍碑记》，等等。书院生徒本无资格或机会写作此类题目，需要假想自己是朝廷官员、地方士绅，代入进去完成写作。丁树诚《拟淮南〈招隐士〉》的文后评语：“拟体之作，各抒所怀。有正拟而寄意者，有反拟而取新者。” 所谓“正拟”与“反拟”、“寄意”与“取新”可视为一种互文关系。由此，古与今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有了对话和共情的更多可能性。

其三，指点评议。山长或官员布置题目，生徒完稿后缴卷。若仅到此为止，生徒很难有大的获益。缴卷后的期待，大致有两点。一是得到反馈指点，二是获取膏火奖励。后者是短期效益，前者更具长远价值。故而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蕡提倡“课卷宜早发，则诸生之精神易振”。若“积压课卷，则诸生聚精会神成一课艺，有因积久不获评论而心灰气馁，壮志销磨者”；较好的做法是，“每课连日提振精神，先看出三分之二，传齐诸生，讲明题旨，与诸生指说大概，令其传观。并择一二篇录贴讲堂，以示取法，而诸生早不以课牵心矣”。

课艺总集中的评语，其主流是称赞和激励。这很正常，毕竟总集是“优秀作文选”。倒是在课艺原件中，常能见到批评性的意见。如东城讲舍丁梦松课艺：“情文相生，稍欠锤炼。排律误作五言。”兴安书院赵锦华课艺：“起比有费解语，中段尤无文理。”金台书院吴大澄课艺：“寓意规讽，未始不佳。惟极力作态，而笔力不足以副之耳”，“后幅尚不直致，结未有余韵，前路未清”。剡溪书院宋烜课艺：“诗有佳句，惜失拈。”正面评价催人奋进，而批评有如“棒喝”提醒生徒锤炼字句，理顺逻辑，避免矫饰，讲求韵味，遵循格律等。

更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是评者的引申发挥。这类评语一般比较详细，针对性也强。如嘉兴《鸳湖书院课艺》收录温祖岩《寒鸦赋》，评语赞其“以才人之笔，作风人之赋，宜古宜今，是题叹观止矣”。接着提到两种常见弊病，一是“一味排比铺张”，二是“结尾辄用‘歌曰’‘乱曰’，沿腔袭套”。又如江宁《钟山书院课艺初选》收录江鸿钧《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评语为“精心结构，大气盘旋，曲尽题之能事”，接着讲解如何避免“六弊”，如何解决“二难”。评者于此不仅指出亮点，还联系易犯之病，两相对照，生徒更易获得启迪。

无论表扬、批评，抑或引申发挥，都还属于“手艺”层面。评点谈“手艺”的同时，也偶有“叙事抒情”。宁波《崇实书院课艺》郑德璜文评语：“理足，气足，词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洵非老手不办。生始髫龄即来从学，惊才绝艳，惊服老辈。其后渐趋平淡，所为古文皆有法度。乃屡踏省门，迄无一遇……批览斯篇，不禁潸然泣下。”厦门《玉屏课艺》吕寅文末评语：“是何意态雄且杰，一洗万古凡马空。至其感喟苍凉，作者殆自道乎？子重性情敦笃，言貌恂恂，一望而知为君子。英年绩学，赍志以终，读其文者，亦可想见其抑塞磊落之气矣。  批阅至此，每一怆然。”这类“叙事抒情”真切动人，“手艺”的传授也更有温度了。

其四，官师示范。模拟训练，不管是“拟古”还是“拟今”，总还隔了一层，或是时间的“隔”，或是身份的“隔”；评点指摘，常能切中肯綮，但往往偏于重点难点，少有全面的展示；官员或山长写作“下水文”，提供了可亲可近、可观可感的正面示范，是书院写作教学的又一路径。

书院考课，有时一题下来，佳作颇夥，如此则官师可不必亲自示范。若少有优秀作品，则或有必要拟作一篇。桐乡立志书院山长严辰有诗，题为《丙子夏日，司乌青镇釐局胡春原司马晋甡课立志书院诸生，以夹竹桃命题作七古，诸生鲜能作者，乃为拟作四篇》。寻甸《凤梧书院课艺续编》收录迤东道潘楷多篇拟作，识语或曰：“此题诸生少合作，漫拟相示。”或曰：“诸生为文，多不讲究谋篇，虽间有好意好句，或一二股佳处，终不能全篇令人悦目。率拟此作，聊示谋篇规矩。”凡此皆明确，因诸生缺少佳作，故需官师提供示范。当然，拟作有权威性，但不代表唯一性，“文无定格，又未可执其一隅，不知变化也”。至于收入总集的拟作数量，通常是一两篇或两三篇。也有较多的，如大理西云、敷文、经正三书院总集《榆郡课艺》，收录知府陈之梅《腹稿赋》《戏马台》等8篇，邓川州教谕徐元华《吹箫乞食赋》1篇；台州《九峰精舍文集》，收录掌教王棻《夕惕若厉无咎解》《六宗说》《生魄死魄辨》等15篇。此外，又有少数官员或山长，将课士拟作汇集刊行，如《文兴书院课士诗》《石南书院课士草》等，皆属此类。

官师拟作可供观摩，若附上“创作手记”，从写作者的角度谈心得，较之于评阅者的心得，又别有启迪意义。前引《凤梧书院课艺续编》潘楷拟作，即时有此类表述，如：“作文于认题既的之后，必先命意，次及谋篇。通篇次序先后，起伏照应，布置既定，然后落笔，又讲求炼句炼字，锤调锤声，此一定之法也。”又如山阴《蕺山书院课艺》收录山长马传煦拟作《吾学殷礼 今用之》，文末识语谈及感想，谓“‘存’‘用’二字须著意”，“‘学’字亦须醒豁”，“作是题者，或用截发，或用遥对，或前后散，中权夹缝二比，或通篇散体，用回环缭绕之法，均无不可”等。先有全文示范，再附以自道甘苦的题记，“下水文”由此立体化了。

从学习的角度讲，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有历代名家大家可为示范，还有必要观摩今人的范文和课艺吗？陈之梅为《榆郡课艺》作序，即讨论过这个话题。他说，金、陈、熊、刘，《三都》《两京》，欧、苏，李、杜，皆为各体典范，今人远不能逮。但问题在于，“古今之载籍甚多，吾人之精力有限，必欲撷前人之精腴，就举世之共相钻研者，以引其进机，每苦其繁而难入”，相较来说，“选平日之课艺，就斯人之曾经用心者，以开其觉悟，每觉日起而有功”。因内容浅近，加之亲身实践，范文和课艺自有其特别的学习效用。

结语

南宋徐元杰《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与诸生约定，“一月一相聚于学，或于书堂，必欲亲扣每日所习何事，所读何书，所作何文”。“事”“书”“文”三者，大抵涵盖了书院师生的主要活动。广义上的“文”，是书院的文学训练；而“事”和“书”，则是书院文学的书写对象和知识基础。迨至清末，上海格致书院潘敦先课卷称：“中国一乡一邑，书院林立，所工者惟文章也，所求者乃科举也，而此外则别无所事。”意谓书院虽多，但缺少了“书”，且“事”和“文”也变得狭隘了。此说当然比较偏激，诂经精舍、学海堂这类书院即可为反证；但书院发展到后期，与科举考试关系甚密，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文学的角度看，书院与科举的深度捆绑，使得“事”的内涵变得更复杂，书院活动的文学书写由此更立体，也更细微了；既为应对科举考试，也是书院的自身追求，“书”（文学史知识）渐成规模、成体系，而“文”（写作训练）更精细，更像“一门手艺”了。

放眼文学史来看，唐宋以降书院兴起，其本身即成文学题材，有关书院景观、书院活动的书写，丰富了文学世界的多样图景。书院主要是儒学道场，作为“文学题材”的书院，对于理解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尤具有典型意义。书院又是文学空间，它和市井、村庄、园林、山水、寺庙、官署、幕府等空间一样，是文学的发生之所。所不同的是，因了教育教学的主要职能，书院最突出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是文学史的“研习空间”和写作者的“成长空间”。生徒在这里学习经典作家作品，建立文学史的知识结构；学习如何写作，培养基本的文学技能。胡适有言：“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至此我们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书院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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