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和“中国”是怎样体现儒家精神的？

作者：阳明宇

来源：“至圣孔子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四月十四日甲辰

          耶稣2026年5月30日

编者按：曲阜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阳明宇先生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曲阜这个地名也承载着儒家文化的精萃，与文化圣城相契合，体现出地名应有的文化形象。而“中国”的国名约定俗成中亦有冥冥的内蕴。阳明宇先生依据儒家文化的内蕴，对曲阜地名和中国之国名作出了全新的释义，且自成一家之言。现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曲阜这个地名，古已有之。最早见于《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成王封周公于曲阜。至于曲阜因何名曲阜，权威的说法是源于地形特征，东汉学者应劭解释道：“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尔雅》释名说“大陆曰阜”，意指高大的土山；“曲”形容其蜿蜒曲折的形态。此说一出，遂成定论，千百年来，沿袭至今，未闻质疑之声。我不怀疑曲阜因地形特征而得名，而是说曲阜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地标，曲阜二字冥冥中是否能完美地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灵魂。

曲阜明故城实景图

《礼记》的开篇即《曲礼》，是与经礼相对，礼仪中具体而微细的仪节及日常生活的言行规范，是最基础的仪节，也可称为是仪节的细枝末节，所谓做大于细，曲礼为细，所以，曲礼三千；经礼为大，所以，经礼三百，不能通晓曲礼三千，就叩不开经礼三百的大门；而能通晓曲礼三千，不仅获得了经礼三百的准入证，而且还能在经礼三百的宫殿内，自如地登堂入室。曲为细，经为大，曲阜二字恰恰可作出做大于细的释义。

致曲是儒家经典《中庸》中的核心修养概念，指普通人通过致力于某一方面的善端或细小之事，推致其极，从而达到“诚”的境界。出自《中庸》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致”意为推致、达到；“曲”意为一偏、细小或局部。与圣人天生“至诚”不同，普通人天性未足，需通过后天努力，从局部的善行或小事做起，逐步积累以达到至诚。曲是修养的切入点，无论你选择从哪一细微点切入，只要守正守一，持之以恒，就能通过量变实现质变的飞跃，达到至诚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才有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结论。佛教称有八万四千法门，道教称有六千四百法门，这些法门都是细，都是曲，都在强调做大于细，强调由曲而阜的修养之道，这就是我从约定俗成的曲阜地名中见出的冥冥。

无独有偶，中国的国名约定俗成中亦有冥冥的内蕴。对于“中国”的国名，学界就其出处进行过考证。认为：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中国”指称京畿，《毛诗》有注：“中国，京师也” ；亦有“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释义；又有记载：周公在河南登封用土圭测量日影，测得夏至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无日影，遂定中原地区是大地中心，因此，周朝遂称中原为中国。

先秦诸子著作中，时见“中国”一词。《孟子·滕文公》“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史记·楚世家》“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里所称的“中国”，皆指中原。

古代，“国”的含义是“城”与“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从先秦文献中可见出，“中国”有五种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即京畿；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汉族居住的地方和建立的国家。

汉以后，常将汉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并逐渐衍生出了代表“正统”的含义。南北朝时，北朝自称为“中国”，称南朝为“岛夷”， 南朝亦自称为“中国”，称北朝为“魏虏”；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均自称中国。

或认为：“中国”由“中华”演变而来。《辞海》称：我国古时多就黄河流域建都，因此称其曰“中华”。中者，居四方之中也，华者，具有文化之民族，服装华美者也。其后，疆域日广，凡其所属，皆称“中华”， 也称“中国”。后来，“中华”逐渐成为我国的称号；《现代汉语辞典》亦持同样的观点：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中华民族经过不断扩大，中华也就借指中国了。

至清朝，始将清所辖的全部领土，均以“中国”称之，致使“中国”作为国名，在国与国交往中，首次出现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上。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定名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从此，“中国”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名，才得以真正确立。或有疑：为什么直到中华民国，“中国”的国名，才得以确立？因为中华民国之前，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名号，用朝代名号替代国名，直到中华民国才径用民国纪年，取“中国”为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用公元纪年，沿用“中国”的国名。从此，“中国”不仅是确定的国名，更是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以上对“中国”的考证释义，均以为“中国”之名与地域相连，但我坚定地认为：“中国”之名乃河洛文化所赋予，“中国”之名承载着中华民族源头文化的灵魂。这一源头文化的灵魂，不仅赋予了中华民族用中致和的民族性格，成就了“中国”的国名，同时，更孕育出了以各安其位、修己利他，持中守正，以实现人类整体和谐为要旨的伟大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质的规定性是中和文化。

中原地区是大地的中心，民族文化会体现出生殖繁衍该民族的地域特征，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但民族文化一经创立，便是民族的血脉，民族的灵魂。“中国”的国名，虽有地域特色，但尤为重要的是国名中内涵的民族文化成分，一个“中” 字，便将民族文化的灵魂以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附着在了国名上。或许有质疑：“中国”之名乃河洛文化所赋予的说法过于牵强，我承认国名的确定是必然王国的产物，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其带进了自由王国？我相信冥冥，更顶礼民族祖先在天之灵。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庞大，家派众多，为什么儒学能居主导地位？答案斩钉截铁：因为儒学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大成。儒家文化是孔子基于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存斯文，为华夏续道统的使命感，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将往圣之绝学予以收集汇总，分类订正，从而，使所创的儒学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成为显学与正学。宋人张载对什么是儒学予以了“四为”的凝炼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立心在“中”，立命在“和”，“中和”是往圣绝学之魂，用中致和，才能构建并安享万世之太平。

新文化运动上演一幕“砸烂孔家店”的闹剧，拉开了儒家文化甲子劫难的序幕（1919--1979），劫难虽过，余波难平，学术界似乎应就儒家文化的传承来一次追根溯源的理性反思，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渊源与灵魂，理清了渊源，守住了灵魂，这一文化在传承中才不会失真。河洛文化是儒家文化之源头，河洛文化中和之魂不能丢，河洛文化用中致和的灵魂更不能失。“中国”应当是名副其实的“中”国。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