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文明和信仰实践为考察主体，建构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范丽珠 陈纳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载《世界总结研究》2026年第4期

摘要：本文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及“两个结合”理论为指导，旨在探讨构建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文认为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宗教学范式，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连续性与儒、释、道及民间信仰等本土宗教实践置于学科研究的主体地位，从自身历史与现实中确定学术研究方向；在研究中激活并系统阐释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原生概念，并结合当代中国宗教实践，提炼“宗教中国化”等标识性概念，以构建区别于西方叙事的中国特色宗教学话语框架；将推进宗教中国化置于中华文明连续性与文明互鉴的脉络中理解，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作用，为全球宗教和谐共生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关键词：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 标识性概念 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范丽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 / 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统一战线基础理论 (上海) 研究基地专家；陈纳， 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民族研究院暨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家。

在轴心时代前后的几个世纪出现的几个古代文明中，发展出彼此迥异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信仰体系——亚伯拉罕宗教、佛教、周孔教化等。从上古以来，中华文明逐渐发展出自成一体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信仰体系，“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 的”[1]。以 宗教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宗教学，是近代以来出现的现代学科，以19世纪下半叶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发表的《宗教学导论》为标志。宗教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欧美学者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些理论范式被普遍地应用于解释非西方宗教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努力地使用西方观念、理论来诠释中华传统文化与信仰，有意无意中忽略了自身历史与现实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意识到，简单地照搬西方宗教学不足以甚至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 状。[2]

长期以来，中国宗教学界的话语权受西方宗教学的主导。将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学术概念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是中国社会科学界较为常见的现象，某些学者最不熟悉的是中国文明自身的古老传统[3]，导致对整体性的中华本土宗教信仰进行了片段化、割裂式的研究。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宗教学)的实际状况——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位居前列，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性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要求——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宗教学，在研究议题以及学术理论、学术体系等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向，有意识地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宗教学理论桎梏的同时，从中国宗教自身的历史演进、实践形态与价值内涵出发，探索建构原创性、具有中国标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立足中华文明根脉，确立中国宗教学的“主体性”

……在“五·一七讲话”中强调，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有着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形成了儒、释、道等各家学说，发展了中华民族共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早在2018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报告中，就将中国的经济崛起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底蕴联系起来——中华民族找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是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 的[4]。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入阐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为我们进行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指出了明确的理论方向。

……指出：“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5]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前提下，确立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叙事框架，构建中国自主的宗教学知识体系，在学界已经成为普遍共识。[6]张志刚在《“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一书的序里，表达了其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即从国际宗教学界的百余年探索历程转至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方法重建，并鲜明地提出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方法，无疑必须扎根中国文化传统。在学习借鉴产生于西方的宗教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应认识其理论对解释非西方传统存在的缺陷，将中国的宗教特点和经验提炼概括出来，以丰富宗教学理论，使其解释力更具普遍性[7]。

当前我们的任务在于，建设中国宗教学术体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宗教定义的窠臼，将中华民族从上古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自成一体的、有清晰传承脉络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信仰体系置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地位，揭示中国宗教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实践的规律。

中华原生性的宗教信仰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有清醒的认知是准确把握中国精神的必要条件。[8]源自于中华文明发端之际、经由周孔之教系统化的敬天法祖，被广泛地认定为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中国原生性的儒、道二教与外来佛教之融合既是中华原生信仰包容特征的结果，也成就了以儒、佛、道的融合为核心的中华信仰传统。新时代将“儒、道、释”三教合一重新视为中国文明主流、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是经历一百多年彻底被否定的儒家(教)自身的凤凰涅槃，更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儒家(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魂的一种自觉、自信和深切的期许，也是对中华各民族结为一体的最有力量之文化纽带的再认知。[9]

长期以来被贴上“封建迷信”标签的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且仍较为活跃的宗教文化形态——“本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界和官方的关注和认可，延续传统上“神道设教”原则的群体性仪式祭拜活动——不同地区的妈祖/天后信仰、炎黄二帝祭祀、关公/关帝信仰、祭祖丧葬仪式，以及大量的民间/民俗信仰进入学术调研的视野。近年来，有关东北、华北、西南、东南、西北等地区的民俗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的大量田野调查报告表明，民间信仰的普遍性存在表现为信众多、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大的社会现实，民间信仰与儒释道三教良性互动，在很多地区仍是活态的文化现象。

从当下中国宗教学界的研究重点和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来看，民间信仰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体现在学界和地方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民间信仰现状调研，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以及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地管理民间信仰活动等。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愈加丰富，包括数量众多的博士论文、学术研讨活动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举办了22期“道教与民间宗教学术研究沙龙”和4期“中国本土宗教研究论坛”，从2018年起创办《中国本土宗教研究》辑刊，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8辑。[10]对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将普遍理论与拥有庞大信仰群体、长期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相结合，是形成中国宗教学阐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理论生发点，也是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建构与发展的重要一环。[11]

二、中国宗教学自主话语建构：激活原生概念、提炼标识性概念

知识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概念是对事实或理论的概括，是学术思想的精粹。在主体性文明中，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总是表现为一种逻辑化的概念系统。[12]金泽等学者通过“宗教学关键词”系列，对宗教学理论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梳理，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13]

不可否认的是，脱胎于基督宗教的宗教学理论以其所谓“普世性”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华原生宇宙观和信仰表达的概念和说法，还造成了对有关中华本土宗教信仰及实践的误解。恰如……在“五·一七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国际交流中“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4]。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关于中国宗教的偏见中突围，阐述提炼中国宗教标识性概念，在上世纪中国学界业已出现。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译本催生了有关中国宗教模式的概念、术语及其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意义之讨论，其中“diffused religion”的表述，尽管有不同的汉译版本，仍不失为中国宗教学的标识性概念[15]；李泽厚强调中华历史早期信仰世界和文化生活的典型标识是“巫史传统”，呈现为巫术意识的“积淀”及其与历史意识的有机结合[16]；二十多年前，牟钟鉴提出并系统性地阐述了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并指出这种模式在世界文明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17]卓新平等学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政主教从”或“以教助政”等模式[18]。

中国宗教学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天、帝、祖先崇拜等观念，塑造了中国人以德为先、大一统、敬天法祖的精神世界[19]，奠定了与犹太-基督宗教迥异的中华宇宙观及其信仰、实践形式的基础。源自于中华文明早期对经验世界规律的认识、对自然宇宙图景的想象，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知识体系——包括天、地、道、德、仁、义、礼、天下、气、阴阳、五行、天命等概念的中华所独有的宇宙观，“神道设教”、“敬天法祖”、“天人合一”、“天佑中华”、“天地君亲师”、“教化”、“修行”、“行善”等信仰实践，不仅是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标识，也建构了普通民众生活世界的意义与核心价值。

中国宗教学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叙事框架以及在原生性文化积淀中产生的标识性概念。中国学界一方面有意识地激活植根于中华文明历史演进、实践形态中反映出的中华宇宙观等原生表述，将中华本土宗教实践标识性概念置于具体研究案例中，进行更为系统性的阐释，如“多元通和”、“神道设教”、“敬天法祖”、“礼乐”、“慈悲”、“家国情怀”、“天命自我”、“术数文明”等；[20]另一方面结合当代中国的宗教实践，凝炼出“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关系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具有政策内涵与实践导向的概念；从“炎黄祭祀”、“关帝崇拜”到“妈祖崇拜”、从“社火庙会”、“祖先祭拜”到“家国情怀”、“国泰民安”等流行于中华大地的民间信仰中，提取最贴近社会生活实践的表述。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区别于西方“政教分离”、“宗教自由”等叙事的中国特色话语框架，不断丰富带有中华文明基因的中国宗教学的标识性概念工具箱。在建构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强化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认知，从中华原生宇宙观和信仰的表达以及历时衍生出的标识性概念获取理论建构的资源，以达到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提炼出有学理深度的理论表达的目的。

三、宗教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宗教学术体系建设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和实践导向，要求学界必须直面“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扎根中华文化沃土”等具体的问题；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正是站在中华文明高度出现的中国宗教学的学术转向。2016年7月，……考察宁夏时指出：“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21]……基于对中华文明的信念，提出宗教中国化这一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要义。[22]立足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基础和当代实践推进宗教的中国化，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更是中华文化不断育新的润化过程。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新发展的新机遇。[23]

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宗教中国化超越于西方理论与范式，是中国特色宗教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学术界以推进宗教中国化为核心议题，从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中提炼问题意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研，明确认识到无论在古代、近现代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明是底色、广大民众是主体，各宗教不断认同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适应和融合；出现了各大宗教相互关联的宗教整体格局，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经验和发展模式[24]。在确立中华文明主体性与价值底色的基础上，学术界从历史、文化、哲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多视角论证和梳理宗教中国化的叙事逻辑、核心概念与理论范式，并为全球化时代提供宗教和谐共存的中国方案。

首先，将宗教中国化的学术探讨，置于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脉络中，构建中国宗教学的历史与文明的叙事逻辑。2021年7月22日，……在西藏考察时指出：“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 律。”[25]世 界上没有不变的宗教，凡是在历史长河中存活下来的宗教，都处于与“地方”和“时代”相“适应”的动态变动 中。[26]“宗教中国化”既是符合世界宗教史所揭示的生存发展规律，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对不同信仰开放包容、相互融合的体现。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格局的形成，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最佳案例，外来的佛教和本土信仰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碰撞、磨合与会通，均在不同的程度上植根于中华大 地[27]。值得关注的是，于尚平通过对“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考察”，揭示了伊斯兰教为了生存发展，主动适应新疆地区的人文风土，不断与当地原有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进行调适、吸纳和融合，最终得以在新疆生根发展，不断走向中国 化。[28]

其次，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在推进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为中国宗教学的话语体系注入核心价值和标识性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连接宗教中国化实践与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枢纽与思想资源。[29]张践指出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价值——“和而不同”、“中庸和谐”、“中道宽容”为理解和阐释宗教中国化提供了标识性的理念。郑筱筠认为推进新时代宗教的中国化，要发挥和运用好中华文化浸润机制，一方面强调中华传统中既有的“和合共生”、“和谐发展”、“多元通和”、“知行合一”的观念，另一方面提炼出新时代文化浸润机制的新表达——“导”“和”“润”“化”在宗教中国化中的系统性作用。[30]

再次，以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为基础的宗教中国化，在保持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同时，积极进行不同信仰和宗教之间的对话与互鉴，意在建立一种向世界文明开放的话语体系。“不是要改变宗教，而是引导宗教在中华文化母体中焕发新的生机；不是要割裂传统，而是要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 一。”[31]在宗教纷争不断产生矛盾和社会动荡、“文明冲突”反复冲击着人们对和平安定向往愿望的今天，通过宗教中国化的推进为世界解决宗教矛盾冲突提供更好的制度性方案与具体的经验，将中华文明中的实践智慧(如“和而不同”、“多元通和”)提炼为可对话的国际话语，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乱象丛生的时代带来希望和方向。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关注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通过田野调研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让我们观察到，推进宗教中国化不是简单的政治命题或局限于抽象探讨的概念问题，而是可见、可感、可参与的多元信仰互动的活态过程，与其相关的知识体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性研究上。陆丽青在对宗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综述中，引述了部分研究成果：陈纳、范丽珠的《遭遇、互动与重构——文化变迁的视角看赣南高村教堂/宗祠一体两面建筑的案例》、游乐的《天主教音乐中国化的历史探索与经验》、马颖的《大山深处的文化交融：白汉洛天主教堂的中国化建筑特色》、蔡洞峰的《梵呗“空”之美学意境——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禅宗音乐美学释义》、赵子恒的《浅论伊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基于明清西安清真寺的考察》、孙嫱的《有容乃大：从回族清真寺建筑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等。[32]扎 根于中国大地上的宗教中国化实践，为构建一种尊重多样性、鼓励对话、动态开放的宗教中国化理论和实践范式提供了坚实支撑。

总体而言，推进宗教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需长期积淀的系统性过程，是中华民族各族群共同参与构建的文化认同工程，为中国宗教学界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发展创新提供多方面的可能，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新发展、话语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

四、结语

对于宗教学学科的定位，……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清楚的表述：宗教学是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十个学科并列，是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不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看，还是借鉴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尤其是对照……“具有支撑作用”的提法，宗教学是集科学与人文研究于一身的重要学科[33]。借力于新时代中国整体的繁荣和发展，完善中国宗教学的概念体系，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实，以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为目标导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34]

面对当今世界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站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高度，进行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要回应文化复兴过程中中华文明何去何从的本土问题，一方面要应对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文明对话的挑战。不仅要有文化主体性的立场，更要有一套建立在人类文明史基础上的学术叙事作为支撑，以摆脱涉及中华文明和中华本土信仰体系时，有理说不出、有理不敢说、有理不善说的话语困境。通过不断挖掘标识性概念，深化对儒家传统、民间信仰及中华本土信仰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科学阐释宗教中国化的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治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建立一套既能有效解释中国道路、指导中国实践，又能在国际学界获得认可和尊重的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应有之义。

经历了百年风雨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最为广泛的社会变迁和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寄予厚望，“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35]以中华文明和信仰实践为考察主体，推进中国宗教学学科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宗教学学者的光荣使命。

注释
(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2)梁永佳：《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社会》2015年第1期；张志刚：《重建中国特色人文宗教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5月29日；范丽珠、陈纳：《论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的耦合关系——中华本土宗教的社会学理论建构之刍议》，《复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5期。
(3)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4)《……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5)……：《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见《……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1页。
(6)卓新平：《……关于宗教工作的论述的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宗教》2018年第4期；郑筱筠，《厚植中华文化根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2025年12月03日，“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https：//www.chinanews.com.cn/txy/2025/12-03/10525812.shtml，访问时间：2025年12月15日；李华伟：《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探索与新进展(2000-2024)》，《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3期。
(7)金泽：《民间信仰范畴在宗教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1期。
(8)牟钟鉴：《我只是中国精神的一个探索者》，《北京日报》2021年12月3日。
(9)张宏斌：《“衣钵浚源流泽远”—从传统文化到文明主体的儒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1期；张志刚：《三教合一扎根在哪里?—王群韬著作序》，载王群韬《殊途同归：明清泽州地区三教庙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牟钟鉴：《儒学在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19年12月12日，https：//www.chinakongzi.org/xsyj/xmcg/201912/t20191212_204549.htm，访问时间：2026年1月24日。
(10)李志鸿：《道教、民间宗教研究的历程与展望(1964-2024)》，《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2期。
(11)陈进国：《信俗主义：民间信仰与遗产性记忆的塑造》，《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5期；张志刚：《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若干思考—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金泽：《“民间信仰”范畴在宗教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1期；刘目斌：《做冬至：本土语汇中做宗教的实践模式—安徽省枞阳县青山何氏冬至祭祖的民族志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7期；岳永逸、刘守峰：《做宗教：使中国成为方法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5期。
(12)徐勇：《从田野政治学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13)金泽主编，《宗教学关键词》(七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
(14)……：《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15)李华伟：《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探索与新进展(2000-2024)》，《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3期。
(16)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17)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中国民族报》2006年5月16日；牟钟鉴：《宗教生态论》，《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
(18)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张践：《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9)罗新慧：《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张曙光：《自我、他者与世界——重启“天人”之思》，《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9期；杨国荣：《从道术之裂回归统一形态》，《哲学研究》2025年第9期。
(20)李向平、邢培霞：《天命自我：中国文化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1期；陈进国：《于胥斯原：乡族、风水与地方记忆》，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范丽珠、陈纳：《从滇黔地区“活的历史”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脉络》，《复旦学报》2024年第2期；刘成纪：《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江海学刊》2023年第1期；梅红：《明清以来关帝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马平安：《炎帝祭祀与文化认同—以历代帝王祭祀炎帝线索为核心》，《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3期；李华伟：《〈妙峰山〉何以成为学术经典?——兼及《妙峰山》一书的开创性贡献及局限》，《民俗研究》2025年第5 期。
(21)……：《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前进，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光明日报》2016年7月21日，第1版。
(22)何虎生、郭澳：《论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本经验》，《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8期。
(23)郑筱筠：《“导”“和”“润”“化”——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几点理论思考》，《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7期。
(24)参见范丽珠、陈纳：《以中华本土信仰为根本实现宗教中国化》，《中国宗教》2023年第3期；游斌：《在“第二个结合”中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1月10日；郑筱筠：《厚植中华文化根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2025年12月3日，“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25)新华社：《做好宗教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宗教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法音》2021年第12期。
(26)金泽：《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几点思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27)张志刚：《“两个大局”视域下的“宗教中国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12期；王旭：《文化间哲学语境中的宗教中国化命题》，《光明日报》2023年3月28日；范丽珠、陈纳：《论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逻辑》，《中国宗教》2021年第3期。
(28)于尚平：《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考察》，《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03期。
(29)卓新平：《宗教中国化必须正确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民族报》2017年09月15日；张志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中国宗教》2023年第9期。
(30)郑筱筠：《“导”“和”“润”“化”——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几点理论思考》，《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7期。
(31)彭无情：《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激发宗教界自我变革》，《中国宗教》2025年12期。
(32)陆丽青：《学界先行，三界协同：宗教中国化研究考评(1985-2022)》，《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33)傅有德：《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构建之我见—兼与加润国、李建欣商榷》，《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3期。
(34)张雪松：《对我国宗教学发展若干理论问题的探索》，《宗教研究》2024年第1期。
(35)……：《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