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酉拟上封事》所见朱熹晚年的政治寄托

作者：祁琛云 蒲圣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6年第3期

摘要：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远在江湖，但他对朝政的关注从未减弱。他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撰成的《己酉拟上封事》从正心、齐家、区别正邪和抑私恩等十个方面为新即位的宋光宗提出了详尽可行的治国方略，其中蕴含着朱熹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和对国家社稷的赤诚关切，尤其是其融理学思想与治国之道于一体的政治表达及对皇帝的政治寄托，极具感染力。然而，朱熹并不了解光宗的品性与能力。实际上，光宗是一位性格有缺陷的平庸皇帝，他偏执、猜忌心强且身患精神疾病，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后宫干政及两代帝王之间关系的恶化成为主要政治事件。绍熙内禅结束了光宗短暂而混乱的帝王生涯，也宣告了朱熹政治寄托的破灭。

关键词：朱熹《己酉拟上封事》政治理想宋光宗

作者简介：祁琛云，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蒲圣，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朱熹一生留下了大量奏章、书札等政论性文章，它们是学界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1】。其中有六道奏疏是以“封事”，即用密封奏章的名义撰写的，学界将其统称为“朱子封事”。这组“封事”奏章集中体现了朱熹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抱负与哲学思想，他以说教的方式，试图用儒家伦理规范将皇帝塑造成“三代”圣王式的统治者，通过对皇帝本人的思想洗礼，实现其关于王朝中兴的政治抱负。六道封事奏疏分别撰写于孝宗和光宗两朝，贯穿朱熹三十余年的从政生涯，完整地反映了其治国理念、政治主张及理学思想。其中《己酉拟上封事》是一道尚未正式上奏的草疏，所以并未引起学界关注，但这道草疏却充分体现了朱熹融理学思想与现实政治于一体的政治表达，是一代儒学宗师对新君初立时的殷殷教诲和高度期待。这既是朱熹将儒家理想的施政理念加诸南宋现实政治的尝试，也是宋代士大夫浓厚的“三代情结”的具体表现。宋人对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模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钟爱，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的治理模式，并一直以效仿三代、回归三代为目标。朱熹也不例外，在《己酉拟上封事》中，他努力将德才平平的宋光宗塑造成三代圣王的形象，但宋光宗庸劣的个人素质及短暂而混乱的执政生涯导致朱熹的努力付诸东流。随着绍熙内禅的发生和光宗的退位，朱熹试图借助三代楷模效应和儒家政治思想改造南宋政治现状、实现王朝中兴的政治寄托彻底破灭。

一、朱熹从政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抱负

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但较少有人认为朱熹是政治家，这与我们对政治家的评判标准有关，在以往固有的观念中，主要以个人在官场中的地位和成就来衡量。就宋代而言，只有朝廷重臣（宰执）或与之相当的高官才能被称为政治家。而朱熹的最高职务是荆湖南路安抚使，即路一级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宋代属于中级官员，自然称不上是所谓的政治家，加之朱熹在官场的时间比较短暂，与他在思想文化与教育方面的伟大成就相比，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在笔者看来，朱熹仍不失为南宋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虽未登高位，但其继承自三代圣贤的政治理想、全面而实用的治国理念，以及在有限的仕宦经历中对儒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的践行，足以让他跻身政治家行列。

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此时正值北宋灭亡、南宋初立的乱世。虽然南宋政权几经波折终于在杭州稳定下来，但作为偏安东南的王朝，却始终面临来自北方金朝的严重威胁以及恢复中原的政治压力。因此，在整个高宗绍兴时期，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关系（绍兴和议前的战与和）、如何面对宋金的君臣关系（绍兴和议后的政治屈辱）一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注。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官僚士大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即便是最普通的读书人，也高度关心国家命运与现实政治，并衍生出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冲动，而朱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中举以及进入仕途的。

朱熹青少年时代正是宋金鏖战的绍兴前期，当时他虽然随父亲在远离战火的福建路读书，但作为高度关注国家命运的主战派，其父朱松对王朝国家的关心及其政治倾向，对少年时代的朱熹影响深远，因此朱熹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由进士及第后，同样以报效国家、治平天下为志向【2】。但由于当时人微言轻，无法对朝政产生影响，仕途初期的朱熹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基层治理和解决民生问题上。朱熹出仕的第一任是出任泉州同安县（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主簿，他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1]的理念治理基层，消除了困扰当地多年的积弊。也许是对秦桧主导下的政治氛围不适应，同安县主簿任满后，朱熹不求仕进，而是以求学著述为主，其间拜李侗为师，精研二程学术。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三十三岁的朱熹在政治上看到了希望，应诏上书言事，力劝孝宗皇帝北伐中原、反佛崇儒、讲学明理，之后又连续上了三道奏折，一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二论外攘夷狄，恢复中原大计；三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3】。可惜没有被采纳。之后他婉拒了国子监武学博士的任命，回到崇安县（今福建省武夷山市）赋闲讲学著述。这期间朱熹秉承传统士大夫在朝相君、在野为民的理念，关心民间疾苦，帮助百姓解决民生问题。如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县发生水灾，朱熹劝说当地富民赈济灾民【4】。乾道七年（1171年），为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创建社仓【5】。作为民间公益慈善机构，社仓既可以在灾年为民众提供生活保障，也有效减轻了朝廷的赈灾压力，被许多地方仿效。直到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赋闲多年的朱熹被任命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但到任不久却适逢大旱，他通过兴修水利、抗灾救荒，为灾民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保障。在视察水利工程期间，朱熹发现了白鹿洞书院的旧址，后经由其倡导，白鹿洞书院得以恢复【6】。由于朱熹在荒政方面的突出贡献和丰富经验，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路发生旱灾后，宰相王淮推荐朱熹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专门负责赈灾【7】。之后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事，被唐氏的姻亲王淮所忌惮，很快便卸任并返回闽中，其间朱熹完成了《四书集注》【8】。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光宗即位，年届六旬的朱熹再次应诏上书言事，并先后知漳州、潭州【9】，所到之处以兴学校、播儒教、督吏治、劾奸佞、敦民风、减赋税为己任，在潭州期间，还扩建了岳麓书院。

纵观朱熹的仕宦生涯，虽然在职时间短暂，但他始终将国家社稷和民众疾苦放在首位，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不忘维护王道、振兴国力、恢复中原之初心，一有机会便上书皇帝，为朝廷建言献策。在任职地方及赋闲期间，朱熹以解决民生问题和传播学术为己任，努力践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朱熹的政治生涯，那就是忧国忧民，这一点与北宋士大夫范仲淹、王安石等人是相同的。他们的从政目标是解决国计民生中存在的问题，如果其政见不能为当朝所用，宁可辞官不做。绍兴年间秦桧当政，朱熹主动引退；孝宗初期上言不被采纳，朱熹果断辞去职任。这充分体现了朱熹从政不为做官的气节，也是他为官时间短暂的主要原因。

宋代士大夫以治国平天下作为读书做官的志业，但每个人实现理想的方式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如范仲淹和王安石，他们身居高位，通过调整国家制度改变社会现状，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北宋名臣蔡襄、南宋名宦袁甫则致力于地方建设；北宋大儒胡瑗、程颐在官场失意后通过潜心儒学、传承学术，在官场之外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弘扬儒家政治理想；与朱熹同时期的陈傅良、叶适等人则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发展社会经济，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

与诸多前辈贤达相比，朱熹将政治抱负的实现，更多地寄托在皇帝身上，他曾对宋孝宗、光宗两代帝王表达了同样的期盼。在《戊申封事》中，他对孝宗言：“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2]590-591在时隔一年的《己酉拟上封事》中，朱熹对刚即位的光宗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2]618这里的“心”，指的是“人的理性的主观意识”，其实就是皇帝个人的主观意识。朱熹秉持的是圣王明君的治国理念，他认为只要君主足够英明神武，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因此才会反复强调天下之事系一人之身，这也充分体现了朱熹将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于君主一人的政治理想。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耳顺之年上书皇帝，不惜笔墨长篇大论地和光宗皇帝探讨治国之道，劝导光宗如何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等方式达到帝王的最高境界。《己酉拟上封事》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与背景下问世的。

二、《己酉拟上封事》中朱熹为光宗描绘的圣君形象

虽然朱熹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游离于朝堂之外，以著书讲学为主业，但他对朝政的关注从未减弱，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皇帝上书，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理政思想。在《己酉拟上封事》之前，他就曾多次上书孝宗，讨论朝政要务与治国之道。可惜晚年的孝宗因受到太上皇高宗的牵制及北伐无望的影响，早已没有了振兴国运的雄心壮志，导致朱熹的诸多真知灼见被搁置，以至于他在《戊申封事》中对孝宗晚年的政局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称“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虽于起居饮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证，深于医者固已望之而走矣”[2]590。可见朱熹对政治现状的不满。

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禅位于光宗，新君初立，让身在武夷山讲学的朱熹重新看到了希望。刚登基的光宗对名满天下的朱熹非常钦慕，接连下诏召见，《己酉拟上封事》正是在光宗主动召对之后撰写的。孝宗晚年的冷漠与光宗的主动延揽，使朱熹有暮年遇知音的感动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冲动，正如他在封事篇首所言：“臣适逢斯时，首蒙趣召，且辱赐对，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无说，以效愚忠之一二？”[2]617在新君初立的特殊时期，朱熹能够得到皇帝亲自降诏赐对非常感动与荣幸。

朱熹对光宗的最初印象相当不错，称赞光宗“有聪明睿智之资，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宽仁博爱之度，有神武不杀之威”[2]617。对于资质平平，甚至有些偏执、惧内的宋光宗来说，这样的赞美之词多少有些夸大。朱熹对光宗“中兴宋室”充满了期待，称其“受命慈皇，亲传大宝，龙飞虎变，御极当天。凡在覆载之间稍有血气之属，莫不延颈举踵，观德听风”[2]617，将光宗即位誉为引起世间万物高度关注的人间盛事。

在对光宗大加赞誉之后，朱熹开始非常严肃地阐述帝王之道。他说：

臣闻古之圣贤，穷理尽性，备道全德，其所施为虽无不中于义理，然犹未尝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功者，固无一念之间断。及其身之所履有大变革，则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动于其心焉，所以谨初始而重自新也。……今者陛下自储贰而履至尊，由监抚而专听断，其为身之变革，孰有大于此者?则凡所以警动其心而谨始自新者，计已无所不用其极矣。而臣之愚犹窃有惧焉者，诚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动自新之目或未悉举，则衅孽之萌将有作于眇绵之间，出于防虑之外者。是以辄忘疏贱，而妄以平日私忧过计之所及者深为陛下筹之。[2]617-618

朱熹认为历代圣贤明君虽然做人做事都合乎道义，但仍不敢自满，经常通过自察自省克制情绪欲望、迁善改过。即便如此，当新的使命来临时，他们还会反思自新。与这些圣贤相比，光宗由储君到君临天下，身份上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在朱熹看来，他必须为光宗提前筹划圣王之道。这既为接下来的进言埋下伏笔，也充分体现了朱熹高超的说话技巧。

有了前面的铺垫，便顺理成章进入了正题，朱熹从十个方面向光宗阐述了成为圣君的必备条件，为宋光宗描绘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帝王形象。这十个方面分别是：“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10】。

《己酉拟上封事》全文除了第十条失载外，其余九条均有详尽的内容，下面择其要者加以解读：

一是讲学以正心。旨在通过讲习儒家经典，体味其中的义理之道，体察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此为鉴为戒，端正主观意识和行为观念。朱熹特别强调皇帝“正心”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成圣的第一步，因此首先劝说光宗要正心：“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2]618这既是朱熹将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于皇帝一人的政治表达，也是对皇帝道德上的最高要求。为了说服皇帝，他再次搬出先哲圣王，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为本”[2]618，希望光宗以古代圣贤为榜样，以正心为根本。

对于皇帝而言，每日面对“利欲之攻不胜其众”[2]618、“货利之殖杂进于前”[2]619的诱惑，想要始终端正其心，何其之难！于是朱熹借机指出了讲学的重要性，即所谓：“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2]619他认为只有通过讲学，使皇帝不断加强学习，才能使其保持本心，不受利欲所惑。但讲学也有正邪之分，只有讲习历代儒家经典和先贤圣王的治国理政之道，才是讲学的正途。在这里，朱熹不仅向光宗阐明了正心的重要性，也将帝王经筵之学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

二是修身以齐家。成圣之道的第二步是“齐家”，于皇帝而言，家事亦是国事，齐家就是治国，皇帝首先要把家事处理好。正如奏疏所言：“臣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2]619对于如何做到齐家，朱熹认为：“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家之齐也。妻齐体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2]619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实际上是暗中提醒皇帝后宫不能干政。想要做到“齐家”，就必须“正心修身，动由礼义”[2]619，从而达到“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2]619的效果。

三是远便嬖以近忠直。意在劝谏皇帝远离小人，亲近君子。朱熹以古代圣贤为例，称“古之圣贤欲修身以治人者，必远便嬖以近忠直”[2]620。他认为君子与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小人进则君子必退，君子亲则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2]620。正因为这两类人形同水火，不能同行并在，所以为了笼络君子，就必须疏远小人。为了说服皇帝，朱熹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君子喻为麻、小人比作泥，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2]620。皇帝如果和君子为伍，也会受到感染，充满正能量；如果常与小人相处，就像白沙落在泥中，沾染小人的气息。这样的劝诫可谓十分直白，既是对皇帝的劝导，也是对小人的警惕。

四是抑私恩以抗公道。旨在劝谏光宗杜绝小恩小惠，维护天下公道。朱熹全面地阐述了皇帝应该如何绝私恩以维公道：

臣闻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故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则兼临博爱，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服。倘于其间复以新旧而为亲疏，则其偏党之情、褊狭之度固已使人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恶取舍又必不能中于义理，而甚则至于沮谋败国，妨德乱政，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2]621

他认为皇帝作为天下共主，就应该像天地包容万物、日月普照众生一般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如果皇帝以与自己关系远近为亲疏的标准，偏袒亲近之人，则难以服众。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损害公德、祸乱朝政，后果不堪设想。朱熹此言暗示光宗即位之初，“宫府僚属例得褒迁”[2]621的做法会影响到皇帝的声誉，违背公平正义，因此加以劝说。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专门引用了唐太宗时期的故事，称唐太宗曾对臣僚曰：“我昔为王，为一府作主。今为天子，为四海作主。为四海作主，不可偏与一府恩泽。”[2]621事实上，新君登基后封赏旧臣是历代沿袭的惯例，而朱熹之所以反复论说，就是希望光宗能做到尽善尽美，成为像唐太宗一样的千古圣君。

五是明义理以绝神奸。由于自然知识匮乏及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帝制时代的统治者往往通过祈禳、祷告等方式求福避灾，一些人利用统治者的这种心理，以旁门左道迷惑皇帝，获取利禄，遗祸国家。最典型的是宋徽宗晚年宠信道士林灵素，导致宫廷充斥神鬼之说，京城内外谣言四起，最终使金人有机可乘【11】。对于鬼神之事，朱熹认为：

人之祸福，皆其自取。未有不为善而以谄祷得福者也，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实受天命，以为郊庙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济兆民，则灾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禄之来，何待于祷？如其反此，则获罪于天，人怨神怒，虽欲辟恶鬼以来贞人，亦无所益。[2]622

对于皇帝而言，只要修道德行仁政，灾祸自去。否则，即便是再多的祈祷，也于事无补。若皇帝沉迷鬼神之事不能自拔，那么巫祝妖人便会“乘间投隙，以逞其奸欺”[2]622，而“诳惑之术既行，则其为祸又将无所不至”[2]622。为了禁绝此类祸端，朱熹援引“执左道以乱政，假鬼神以疑众者，皆必诛而不以听”[2]622的先王之政，劝诫光宗远离神鬼之说。

上述五个方面是朱熹从光宗个人的角度提出的建议，每一条都切中要害，既是光宗成为圣君的必备条件，也是这篇堪称“帝范”政论文的核心所在，更是臣子建言时最容易犯忌讳的内容。朱熹在不太了解光宗性格喜好的情况下，凭着对国家社稷的一片赤诚之情，直言不讳地规劝光宗做人做事的道理。宋代政风整体上较为开明，对犯颜直谏的臣僚比较宽容，这也涵养出了一批敢于言事的士大夫，如北宋的包拯、南宋的朱熹等。

《己酉拟上封事》的后半部分是关于治国理政的具体内容，如“择师傅以辅皇储”条，建议皇帝重视对储君的培养，早择良师为其讲习圣贤之道，学习治国理政的本领。“精选任以明体统”条重在阐述皇帝与宰相的职责，称“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无多门之弊”[2]623-624。在朱熹看来，皇帝与宰相应该相辅相成、各司其职。皇帝的职责是选用贤能之人为相，宰相的主要职责是纠正君主之失，如果君臣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朝廷的体制就通畅了，就不会出现政出多门的乱象。其他如“振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条，则分别论述了厉行法度、改善陋习，节用减税、巩固民本，修整内政、威慑四夷等治国方略。

总之，《己酉拟上封事》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充分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朱熹对于帝王之道和治国之策的深邃思考和全面总结。这既是给新登基的宋光宗的建议，也集中展示了朱熹的政治智慧与政治理想。正如他在封事开篇所言，这些条陈建议都是其“平日私忧过计之所及者”[2]618，是他长期思考并总结积累的心得体会。朱熹于仕途末期将其治国理政思想毫无保留地进呈给光宗，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寻找寄托，他寄希望于光宗能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实现士大夫所期待的“中兴”盛世。然而，朱熹并不了解宋光宗的品性与能力，其政治抱负也随着光宗的匆忙退位而破灭。

三、光宗的平庸偏执与朱熹政治寄托的破灭

不得不说，作为政治家的朱熹生不逢时，他没有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幸运，没能遇到开明有为的君主，以实现其“得君行道”的宏愿。他所看重的光宗只不过是一位性格有缺陷的平庸帝王而已【12】。

宋光宗赵惇是南宋第三位皇帝。作为宋孝宗的第三子，赵惇并不是储君的最初人选。然而乾道三年（1167年）七月，孝宗的嫡长子，即当时的皇太子赵愭因医官误诊而英年早逝【13】，皇位继承自然成为孝宗首要考虑的问题。但对孝宗而言，选择皇位继承人的余地并不大。靖康之难让赵宋近支宗室几近覆灭，南宋前期，近支宗室孱弱已是不争的事实，孝宗本人即是以旁支宗室入继大统的。孝宗一生虽有四位皇子，但在长子已逝、幼子早夭的情况下，次子赵恺与三子赵惇成为储君的唯二人选。赵恺与赵惇同为郭皇后所生，按照惯例，理应立长，但赵恺“性宽慈”【14】，“福气差薄”【15】，再加上无人辅佐，势单力孤，早早退出了储位之争，最后只剩下赵惇担当大任。孝宗不得已以赵惇“英武类己”【16】为由，越过次子赵恺，在赵惇二十五岁的时候立其为皇太子。

虽然贵为储君，但赵惇长期生活在父亲孝宗的阴影中，逐渐养成了懦弱而偏执的性格。这一性格特征早在赵惇居东宫时便有所显现，据《四朝闻见录》记载：“光皇春秋已富，又自东宫尹天府入侍重华，从容启上曰：‘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上语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3]54-55不难看出，赵惇借有人赠他乌髭药来试探孝宗“内禅”的可能性，但孝宗此时并无意内禅，而是以白发显老成为由搪塞过去。然而赵惇并未罢休，他一直期盼孝宗尽早禅位。因此，他一方面乞求于鬼神之术，希望神灵能助其早登大位，史载：“今所请仙，盖小陈也。光皇为储副日久，遣黄门召其父以入。……仙遂降于箕，书光皇以某年月日即大位。黄门持以入，出则就以酒劳陈，且赠金帛遣出，戒以归勿语。”[3]54另一方面，赵惇通过皇太后吴氏来向孝宗施压。吴氏在孝宗前来问安之际，向孝宗表明是时候将天下重任托付于皇太子之意，但孝宗认为“臣久欲尔，但孩儿尚小，未经历，故不能即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矣”[4]133。内禅请求再次被拒绝后，赵惇不免心生怨望。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内禅时，孝宗年三十六岁，而光宗的即位年龄远超孝宗，赵惇“臣已白发，尚以为童，则罪过翁翁”[4]133之语道出了对父亲孝宗的怨愤之情。

淳熙十六年（1189年），四十三岁的赵惇终于等到孝宗主动禅位，他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绍熙，含有“将绍淳熙之政”【17】的用意。即位初期，光宗也曾立志励精图治。在广求直言方面，光宗即位后三天之内接连颁布三道诏书，第一道向朝堂内外臣僚求言，让他们指陈时政缺失；第二道颁给曾任宰执和侍从的元老勋臣，向他们寻访朝政得失；第三道则是诏两省官员将内外上封奏章中的重要事项呈报上来【18】。不久，光宗又诏百官轮对，让轮对官员畅所欲言，自己则虚心接纳。在减轻赋税方面，光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就下诏“蠲公私逋负及郡县淳熙十四年以前税役”[5]695。随后，他又连续下诏减免各地的苛捐杂税。如当年四月，下令四川应该起发的经、总制钱存留三年，用以代输当地繁重的盐酒税。闰五月，又“蠲郡县第五等户身丁钱及临安第五等户和买绢各一年，仍出钱二十三万缗振临安贫民”[5]696。八月，减两浙月桩钱岁额二十五万五千缗，等等。据初步统计，光宗即位之初，减放各种杂税的诏令就有十多道【19】。绍熙初期的宋光宗，正如《宋史》所评价：“总权纲，屏嬖幸，薄赋缓刑，见于绍熙初政，宜若可取。”[5]710但是很快，光宗性格中的猜忌、褊狭、惧内等特点逐渐显现，加之身体疾病的缘故，使得朝政日益混乱，政局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恶性发展。

光宗在位仅五年，其主政后期的政局主要围绕后宫干政及皇帝与太上皇孝宗关系恶化来展开。绍熙后期，光宗不再勤政，“每旦视朝，勉强听断，意不在事”[5]12007，沉迷于宴饮、声乐，所谓“朝夕所从事者，唯有燕乐尔，唯有逸豫尔，唯闻某处教习乐舞以备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娱声音尔”[6]。对于受言纳谏，光宗也仅流于形式，“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毋乃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说而终违，面从而心拒”[7]。光宗皇帝的体弱多病与厌倦政事为个性强悍的皇后李凤娘干政提供了机会。李皇后出身将门，虽长相出众，但性格妒悍，曾惹得高宗不快，孝宗也多次训诫于她。成为皇后之后，李氏变得愈加肆无忌惮，不仅大修李氏家庙，而且超额推恩李氏宗亲，史载：“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中兴以来未有也。”[5]8654此外，李皇后还通过制造锦盒断手、贵妃暴死等事件恐吓、威胁光宗，吓得光宗“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4]132。李皇后正是利用光宗惧内的性格弱点，肆意干预朝政，挑拨光宗与太上皇孝宗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本就不甚和睦。在立储之争时，孝宗就曾稍微偏向魏王赵恺，有赖于皇太后吴氏和李凤娘的外戚势力，光宗得以被立为皇太子【20】。成为储君后，光宗又熬过了十八年的皇太子生涯而终于即位。在这期间，光宗通过旁敲侧击、借皇太后吴氏施压甚至乞灵于神仙的方式急迫地希望继承帝位，但都被孝宗以“孩儿尚小，未经历”为由搁置下来，使得光宗心生怨望。宋孝宗退位后居住在重华宫，最初光宗效仿高宗内禅故事，定期觐见太上皇孝宗，但每次光宗带领百官觐见时，臣僚对孝宗的恭敬以及孝宗对光宗的训诫，都令光宗极其不悦。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孝宗想让光宗放弃“不慧而讷于言”【21】的皇子嘉王赵扩，立“性早慧”【22】的侄子赵抦为皇太子。这对光宗而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在猜忌、偏执且患失心疯的光宗看来，孝宗在皇位继承人上的表态，不仅是对嘉王皇太子地位的威胁，而且是对自身皇位的严重威胁。再加之李皇后与内侍乘机挑拨离间，导致皇帝与太上皇孝宗的隔阂越来越深，后来光宗干脆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往重华宫问安，甚至在孝宗病危及驾崩之际，偏执而又顽固的光宗依然没有去重华宫探视、守灵。在以孝治天下的传统时代，天子孝道有亏是无法被容忍的，于是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大臣赵汝愚、韩侂胄等人以皇帝精神错乱无法继续执掌朝政为由，直接宣布光宗禅位于太子，拥立嘉王赵扩即位，史称“绍熙内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名为内禅，实际上光宗本人并不知情，由此可见这位被朱熹寄予厚望，作为政治理想寄托的皇帝是多么的庸劣和失败。宋光宗短暂而混乱的帝王生涯及很不光彩的“内禅”经历，宣告了朱熹政治寄托的破灭。

结语

作为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朱熹在识人方面独具慧眼，但他晚年却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在了有诸多性格缺陷的光宗身上，的确引人深思。宋光宗悲剧式的结局证明了他的确不适合做皇帝，但无论是孝宗还是朱熹，在政治上选择光宗，均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造成的。对于朱熹而言，无论皇帝的能力与资质如何，只要他是天子，在臣下的眼中，就必定是天赋异禀、英明神武的存在，这一点不容置疑。而朱熹虽是一位忧国忧民、心系国家社稷，拥有远大政治理想的官僚士大夫，但他一生未登高位，没有机会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通过主导国家管理体制改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将政治理想寄托于最高统治者实属朱熹的一种无奈之举。然而光宗不堪大任，没有按照朱熹的设计成为一代圣君，在他统治的几年间，南宋王朝的命运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不断走向衰落，正如《宋史》评价所言，光宗在位后期，“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5]710。孝宗以来国家向好发展的局面在光宗后期走向了衰落。

一生都在维护王道、忧国忧民，为国家兴盛、百姓安居奔走呼吁的朱熹，在光宗内禅后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塑造圣王明君形象来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努力。绍熙内禅后，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不久便接连给新皇帝上书，与劝诫光宗一样，他要求宁宗正心诚意、读经穷理，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结果引起了宁宗的不满，很快便被罢免。庆元初发生了禁锢理学士人的“庆元党禁”事件，朱熹及其同调受到沉重打击。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疾病和党禁的双重打击下病逝。随着朱熹的去世，他的政治抱负彻底宣告失败。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全书：第2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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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周南.山房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6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651.
[7]卫泾.后乐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03.

注释
【1】学界关于朱熹思想的研究有：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祝总斌：《略论朱熹<戊申封事>的特色和宋孝宗的度量》，《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吕欣：《宋孝宗时期朱子三封事发微》，《朱子学刊》2015年第2期；孙卫国、袁昆仑：《<朱子封事>的思想特色及其在中朝之影响》，《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等等。
【2】[日]寺地遵著，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虞云国：《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王建生：《朱松与河洛之学》，《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
【4】【7】【8】【9】【10】【14】【15】【19】【23】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52页，第12753页，第12755页，第12756页，第12762—12763页，第8732页，第8734页，第695页，第8734页。
【5】【6】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0页，第3721页。
【11朱熹：《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页。
【12】王曾瑜：《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贾连港：《北宋末年郭京“六甲神兵”之由来蠡测——基于钦宗君臣思想来源的考察》，《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3】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16】【17】【1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92页。
【20】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
【2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770—773页；戎默：《宋孝宗立储事件钩沉》，《历史文献研究》2014年第2辑。
【22】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