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哲学方法的“训诂”

——张丰乾《训诂哲学：古典思想的辞理互证》述评

作者：杨青华

来源：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司马朝军执行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三九编第五六册——传统中国：江南学专辑（下）》

作者简介：杨青华，湖北蕲春人，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201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21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出站。主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在《中国哲学与文化》《清史研究》《现代哲学》《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科技史杂志》《新经学》等刊物发已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及《社会与历史（文摘）》全文转载和摘编，主持教育部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等若干项。

近代以来，作为传统主流学术的儒家经学逐渐瓦解分流，以西学为参照系的现代学科分别建立。相较于文学科、史学科，“哲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具争议。“哲学”概念是由西方译介过来，中国古代本无之。但如果抛开方枘圆凿的格义，用冯友兰的话讲，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是人类的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1]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周秦诸子，还是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舶来的释氏之学，甚至清代考据学，都包含着古人对自我、社会以及自然的省思。换句话讲，若把哲学理解为思想，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思想，此种说法显然也是失诸实事求是。正如钱穆所指出：“‘哲学’一名词，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无之。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西方哲学思想重在探讨真理，亦不得谓中国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近代国人率以哲学称之，亦不当厚非。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究有其大相异处，是亦不可不辨。”[2]因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哲学，而在于如何展现中国“哲学”，已取得丰赡成果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便是致力于此种工作。

随着研究的推进，时代的呼声，当下哲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中国哲学的“述”，而是试图“作”，即激活传统资源，回应时代问题，做有说服力的“中国哲学”。因之，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也成为当下哲学界的热点议题，如“经典世界”概念，“思想史”的方法，等等。[3]其中张丰乾老师《训诂哲学：古典思想的辞理互证》（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4月。以下简称《训诂哲学》）就试图以传统训诂的方法，直面经典文本，通过辞理互证，探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可谓是近年来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一部力作，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一、辞与理的互证

——“训诂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它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经验不再仅依靠口耳相传，因此文字也成为历史的“留声机”。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中，“思想经验”较为特殊，它不同于其它经验，往往较为抽象，很难用绘画、器物等媒介直观传达，而文字成为了解它们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记录文明的典籍亦非常繁富，如《诗》《书》《易》《春秋》以及周秦诸子书等等。今人理解经典固然包括各色各样的具体事物，但重点及难点不在于具体的名物、制度，而在于其所蕴含的“义理世界”，即古人关于自我、社会及自然的哲思，也可称为“理”或“道”。

如何理解“理”和“道”，在中国古人看来，文字言辞及记载它们的典籍无疑是基本路径。如孔子论《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在孔子看来，鸟兽草木等名物固然是学《诗》的重要内容，但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读《诗》诵《诗》，通达“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修己治人之道。因为《诗》中除了鸟兽草木等名物之外，更蕴含着丰厚的人生哲理。即便是以名物、制度考据为职事的乾嘉考据学者有也不否认这点，如戴震就指出：“经之至道者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5]在戴氏看来，字词固然是理解经典的基础，但是求“道”则是终极归宿。

随着时世播迁，文字的所指会因时间、地域不同而发生变异，后世如何准确的理解前人文字所表达的义理就成为问题，“训诂”及“训诂学”由此产生。“训诂”也称“诂训”，其词源于汉代《毛诗故训传》，唐孔颖达解释：“诂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训诂’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6]清儒陈澧则说得更为明白：“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7]可知，“训诂”成为后世理解经典“义理”的重要津梁，亦正如陈少明先生所指出：“一种伴随着文字发展的源远流长的文化，其关键字的字源中，必然包含有根基性的意义。但这种意义会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后起的观念所遮蔽，而后起的观念不一定能取代原始经验的全部价值，有时甚至会误导对生活的理解。训诂不仅有益于我们深化现成的思想范畴的哲学内涵，而且有助于发现某些常用字被日常用法所掩盖的内在意义，即从中发现未被揭示的义理问题。”[8]

若将中国传统“义理”之学作为古代“哲学”或思想的代名词，那么“训诂”相应地也成为后世了解古人思想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训诂哲学”的概念便破土而出，该提法最先由饶宗颐先生所倡导，他指出：“我以为我们应该提倡训诂哲学”，“窃以为治中国古代哲学，宜除开二障，一是西方框框之障，二是疑古过甚之障。东方哲学的源泉由本土茁长而生，有自己的pattern，不必要套取西方的模式。文献上的资料，经典上的语言，不仅要处理文字的表面意义，还须进一步理解它内在的深层意义，和其他相关的经典语言的同义异辞。”[9]“训诂哲学”的概念虽由饶先生最先提出，但他并未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也鲜有具体地实践。而张丰乾先生《训诂哲学》则一书则是对饶先生“训诂哲学”概念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明晰、深化，且付诸实践。在本书第一章“‘训诂哲学’释义”中对“训诂哲学”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张先生指出：

训诂哲学，就是以训诂的方法研究及阐发哲学范畴。具体内容包括考证特定的作为哲学范畴的语词，追溯其音义发生、发展的途径，梳理哲学史层累与断裂的端绪，进而建构新的哲学思想。换言之，就是以哲学语词“形而下”的训诂为基础，阐发其“行而上”的哲学思想，以求得“古今如旦暮，别国似相邻”的目标。[10]

此对“训诂哲学”概念进行了界定。此外，作者还就“训诂哲学”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张先生指出：“训诂哲学首先不是关于训诂的哲学，而是把训诂当作哲学探求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重视经典的搜集整理和语言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把哲学看成训诂的一种升华，寻求文字之‘上’的普遍意义”[11]，“是以语词的训诂为基础，进一步阐发文字、文本和经典的哲学意义；亦可称之为“辞理互证”[12]，“训诂哲学还不是训诂学的一种，而是哲学的一种，特别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方法，也兼作哲学创作的一种方法”[13]。

在界定清楚“训诂哲学”的内涵及边界之后，作者又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训诂哲学”的实践。在本书第二编中，作者分别以“慎独”、“听”、“观”、“解”、“通”等概念为例，探求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别有见解，胜义迭出。传统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往往多注重“情”“性””“心”等范畴，很少关注“听”和“观”等语辞，而“听”和“观”等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官功能，往往是人类审视自己，观察他人及自然最为朴素的方式，如“仰观俯察”、“观象作器”等，因此也可成为了解古人哲思的基点。作者分梳传统文献，结合出土材料，认为“听”的形式有“以心听”和“以神听”两种方式，逐渐成为认识和判断的代名词，且与古代的“圣”“智”等观念密切相关，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听”在古时如何由一种感性认知逐渐发展为理性认知的历程。作者指出：

“圣”是一种水平很高的“知”，是“知之华”，能根据间接的、历史的或者遥远的，总之是“听”来的信息，把握事物的要害，得出正确的结论，选择合适的行为；而“知（智）”则是对直接、现实的、就近的事务，总之是看到的信息做出判断。“圣”和“知（智）”显然都具有认识论的意味。[14]

“圣”、“智”是经典中常见的两个概念，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其内涵本身，但对于如何“圣”，如何“智”，则鲜有追问，作者认为而善“听”是达“圣”、“智”的基本途径，可谓是征之有据，言之成理，颇有新义。

又如在第十二章中，张先生以《周易》为主线，旁征博引，全面揭示出“观”的哲学意蕴，正如他总结道：“观”的行为统摄耳目，贯通主客，并不是对外界刺激的简单反应。“观”不是普通的视觉，而是“谛视”。我们把重要的勘察活动亦称为“观”。作为哲学概念的“观”不是纯粹的名词，而是“动名词”。“观”的哲学包括观的依据，观的主体，观的对象，观的方法，观的结果，观的意义，观的边界等等。[15]分析细致而全面，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二、经、史、子的融通

——鲜明的方法论意识

自汉至清，中国传统思想固然以儒家为主体，但周秦诸子以及释老之学亦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虽思想主张各异，但仍有许多共通的论域。如儒家的“天地”，道家的“道”，佛教的“如来藏”等都体现了各自对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关怀与探索。某些概念在不同家派中言语修辞虽异，但其实质则同，反之，许多修辞虽同，但本质则异，如儒家、墨家皆主仁义，但对人仁义的理解则相反，法家虽反对仁义，但对仁义的理解则与儒家若合符节，因此“离坚白”，辨异同实属必要。如上引，饶宗颐先生提出“训诂哲学”概念时，就特意拈出“同义异辞”问题，然而饶先生仅指出了一个方面，其实“同辞异义”的现象同样需要注意，既要看到“同中之异”，又要看到“异中之同”。认识到异同只是知其然，进一步还要知其所以然，概念的训解还需要跳出文本之外，借助更多文本之外的东西，比如历史、制度、文化等等，因此训释此类概念性的语词，须综合各种方法。如乾嘉考据学大师戴震曾言：“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6]张之洞曾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17]此即强调经、史、子等学可互为发明，而训诂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清儒在经典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与其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密切相关，同时也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经验，如“以经证经”、“以子证经”、“经史互证”等等方法。张先生《训诂哲学》显然自觉继承和娴熟运用这些方法，有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史互证。《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此语因涉性别歧视之嫌，算孔子言论的“负面清单”，也引起学者们浓厚的兴致，辩诬者有之，非议者亦有之。张先生系统考察历代重要学者对此的解说，且结合荀悦《汉纪》、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的征引情况，认为孔子此言有特定的所指，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此处的“女子”及“小人”指君主身边的内宠、嬖近、阿保、御竖等，最后总结道：“儒家有一个劝说的技巧，即通过提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种说法来提醒君主和主政者的人，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并意识到身边的女子和小人都有“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特征，从而去任用和仰仗正直的大臣。”[18]由于《论语》的言说背景已难知晓，此种解释是否符合《论语》原意难为确论，但在《汉书》、《汉纪》中，大臣屡引此语劝谏时君，提醒人君要注意身边的宠妾和阉宦，此为我们理解“小人”、“女子”的含义提供了一种思路。张先生对此甚为关注，可谓是“以史证经”的典型。

（2）经子互证。“慎独”是儒家的重要观念，从郑玄到朱子，再到王阳明、刘宗周，对其意蕴皆有阐发，至今仍为学者所注目。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思想史上对“慎独”观念的阐发一直以《大学》、《中庸》为主轴，鲜及其他经典。而事实上，在先秦时期，除了思孟学派以外，先秦儒家殿军荀子对“慎独”观念亦多有论及，后世学者或受尊经观念，或因排斥荀子“性恶论”，对荀子的“慎独”说不甚关注。在“‘慎’的哲学”一章中，张先生认为《荀子·不苟》篇的相关论述，对于理解“慎独”内涵至为重要，对其特别留意，且博引秦汉典籍，如《慎子》、《管子》、《礼记》、《诗经》、《尔雅》、《说文》、《韩诗外传》、《说苑》等，广为发明，深入揭示“慎独”的哲学意蕴，体现出鲜明地兼容並包、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展现了“以子证经”的方法论意识。

（3）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地不爱宝，自清末以来，出土文献大量发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也由此产生了新方法，王国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利用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互为证明之法。这些出土文献内容多涉周秦诸子思想，极具思想价值。张老师治先秦哲学有年，对其较为关注，其中帛书《周易》、马王堆《老子》、郭店楚简、竹简《文子》等亦是其研究及关注的重点。此在《训诂哲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如在“‘听’的哲学”一章中，张先生在解释“圣智之道”时就将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以及帛书《五行》篇互为发明。正如作者所指出：“今日学者，得见地下文献多矣。这些文献在当时或许只是赝品，于今日却弥足珍贵。地下文献与传世典籍相互比照，重新考察和检讨学术史、思想史，或许‘训诂哲学’的路子最为可取。”[19]

（4）注重同辞异义。在《训诂哲学》中，张先生还特别注意“同辞异义”问题。如在第十三、十四、十五章，作者以《庄子》“庖丁解牛”及《周易》解卦为例，探古人“解”的哲学。作者分别阐释了“解难”“解忧”“解气”“和解”等词的含义，认为“解”包含人类面对艰险而自动的寻求解决之道，“忧”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常态，“解忧”成为生活的意义和乐趣所在。“解气”既是自然现象，也是生理现象，也指对愤恨之气的化理解。“和解”是回到“虚”“湛”之状态，不是混淆是非，而是对“对方”的充分认知、理解和结纳。凡此种种，既展现了“解”的宇宙生成论意义，也揭示了古人丰富、细腻、高明的政治智慧、生活智慧。而这些都是古人的哲思要义。作者最后强调“同辞异义”的问题，并总结指出：《庄子》中“解”，剖判、离析是“解”之本义，“解悬”之“解”是其引申义，有解救、释放、松懈之义。另外还有“解放”“解脱”“解决”等义。凡此种种皆征之有据，言之在理。

《训诂哲学》的“方法论意识”不仅指作者在研究中的对“训诂”方法论娴熟运用，还体现为明显的哲学方法论思考。如上揭，“训诂哲学”的提法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思考与反思。而在本书第十九章，张先生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及评价尺度有所反思，认为哲学史研究存在“层累”和“膨胀”的问题，需要厘清次序，辨明系统，借助文献，直面经典文献本身，并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如果只停留于概念和范畴的解释，而没有考虑历史地理的因素和语言文字衍变的过程，就会显得比较生硬。比如，对于‘道’和‘德’的解释，往往比附于西方哲学的概念，而忽视了汉语的语境。”[20]

三、训诂与义理

——作为方法的“训诂”有效性与局限性

训诂学本质是说释义理。在传统学术中，训诂被纳入小学，在清代属于考据之学。训诂学的方法固然多种多样，如因形求义，因声求义等，但训诂学的主要任务还是探求字词的意义及其演化规律。正如段玉裁所言：“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21]可以说训诂是手段、途径，义理是归宿。章太炎亦言：“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22]如果很好地处理二者之关系，本可以相得益彰。但清代考据学发展至顶峰，其弊端也逐渐显露。比戴震稍晚的钱大昕《经籍纂诂序》言：“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23]“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24]因为地域、古今差异，有文字而有后训诂，但是文字作为载体，训诂作为手段，其根本在于求得义理，如果说“有训诂而后有义理”，义理是由训诂所出，不免本末倒置。义理从训诂出，若同一个字词，历代有不同的训释，如果说“义理”由训诂出，训诂不同，则义理各异，则不免又落“六经注我”之窠臼。如钱穆对钱氏的说法则大不以为然。[25]徐复观更是指出：“清代考据，本是工具之学，但他们无形中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标汉学，以打击宋明理学为快意，却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没了。”[26]又指出：“更糟的是，他们因反宋学太过，结果反对了学术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据应有的指归，也失掉考据历程中重要的凭借，使考据成为发挥主观意气的工具。”[27]但是无论如何，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经典，通音识字是其基础，有其有效性和必要性。此可从两个层面来讲，一是理论层面，一是实践层面。

1.理论层面：训诂学本身的目的不是训释常见的基本词汇，因为基本词汇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古今变化不大，比如山、川等。古汉语词义演变有两条重要的规律，一是由具体到抽象，一是由实到虚，因此训诂的重点及难点是那些古今词义变化较大，且较难言说的抽象语词。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较为抽象，涉及许多抽象的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中，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如陈淳的《北溪字义》就是以辨析宋明理学中的抽象概念为主的著作，清儒陈澧《汉儒通义》则是专门选录汉代典籍中涉及抽象概念的语句，分门别类，试图说明汉儒的虽重训诂亦重义理。从这个角度看，训诂与义理有一种天然的共存关系，可以说训诂因义理而生，义理可由训诂而明。因而，从训诂的角度去把握“义理”或者“哲学”，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

2.实践层面：正是因为经典当中有大量的较为抽象的概念，因而也是其张力所在。张力的存在则为文本诠释的提供了空间。这在经典诠释传统中有大量的例证。语言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因此以“训诂”求“义理”也必须考虑这两个层面。

（1）共时层面。首先，在同一经典内部，其概念具有共时性。以《论语》为例。如《论语·为政》篇有孟懿子问孝、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夏问孝，他们所问的对象都是“孝”，但孔子的回答却各有不同和侧重，其原因在于“孝”本身有某种张力，孔子因此能够给予弟子不同的回答，孔子对于“孝”的阐释，就是训释抽象概念的经典案例。其次，不同文本之间，相关概念具有共时性。如“仁义”，儒家讲：“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墨家讲：“义者利也”，墨家的“仁义”观与儒家很不相同。反之，韩非子虽然反对“仁义”，但是他对于“仁义”的理解与儒家则是相同。在中国思想解释传统中，有大量类似的案例。

（2）历时层面。以汉唐经学及宋明理学为例。《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新民”在《礼记》中作“亲”，朱子《四书章句》从程子之说，训为“新”。在汉唐儒者的经典解释中，《大学》本是指导贵族如何从政的经典文本，侧重于政治儒学。郑玄云：“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28]其本义是君子当显明至德，亲善百姓，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受佛教如来藏、自渡渡他等观念的影响，宋儒对其别有一番解释，如朱子将“明德”释为得之于天的“理”，释“新民”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29]显然朱子的阐发则更侧重于内在的心性论。一字之差，汉唐政治儒学与宋明心性儒学判然可见。

再以“慎独”为例。郑玄注《中庸》“慎其独”云：“慎独者，慎其间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30]郑玄训“独”为“独处闲居”的状态，侧重于人身体的外在状貌。而朱子则解释道：“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所以遏人欲之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31]朱子的解释则侧重人内在的动机、念头，汉儒与宋儒对此解释大为不同，鲜明地体现出汉宋学不同的思想特质。

同样，清代反宋学的乾嘉诸老在批判宋儒时，也还是从训释抽象概念入手，如戴震的《原道》、《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等，都是试图通过对某些抽象概念的重新诠释与解读，从而达到解构传统的目的，此即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解放”。可知，无论是宋儒，抑或清儒，他们对传统的解构都是以“训诂”为底色。因此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通过“训诂”求取“义理”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但不是说以训释概念或哲学范畴为中心的“训诂”就是万能钥匙，其局限性亦非常明显。其中两个方面须注意：

首先，训诂的限度问题。语言学中的训诂形式主要有形训、声训、义训，其中以义训最为常见和多样。如同义相训、反义相训、设定界说（下定义）、描写形态（描写事物的形状、性能等）。但哲学的训诂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显得淡然寡味。比如“仁”，从训诂的角度很好理解，《孟子》说：“仁者爱人”，《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从语言训诂的角度，这样训释已足够，但如果继续追问，什么是“人”，什么是“爱人”，什么是“恻隐之心”，这些就非语言训诂所能完全表达清楚。《孟子》为说明什么是恻隐之心，就采用了“乍见孺子入于井”以及“以羊易牛”两个故事展现。同样，“义者宜也”，从训诂角度，这个训释就完成了。按字面理解，“宜”就是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其标准是什么？显然还有更深的价值关怀和义理内涵，唯有弄清楚背后的义理，我们才能更好理解《论语》的“见义不为非勇也”。因此要准确的理解“义”，需要通盘考察孔子的思想，孔子时代的思想。并且一个词从古至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含义不尽相同，如何准确把握其具体含义，需要综合考察。比如需要结合文本的上下语境、行文脉络，甚至古代中国社会的生活、习俗、历史和典章制度等等。因而传统小学中的训诂只是理解经典或者义理的基础及手段，并非能够解决义理的所有问题。当然正是因为语言学训诂的局限性，为哲学的“训诂”提供了空间和必要。

其次，“概念”之外。字词固然是表现语言的基本单位，但由字词所组成的句子、段落、篇章等则是更大的语言单位。段落、篇章所展现的义理世界比起单个字词或者概念所表现的义理世界要生动、形象且有趣得多。哲学有抽象与具体的双向通道，哲学不仅讲抽象，同样有具体，如陈少明先生所倡导的“思想史事件”、“经典世界”就是以这种段落、篇章为中心的义理世界。正如陈先生所指出：“特别是像《论语》、《庄子》之类叙事性很强的文本，教科书中对之反复辨析的、推究的概念，如仁、礼、心、道等等，在原文中并非精心界定的范畴，而是镶嵌在许多不同的叙事片段中的字眼。”[32]这些宝贵的哲学资源往往为以概念为中心的哲学史研究所忽略。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史事件”的发掘，可以让我们直面古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这种方法虽然也以理解文本为基础，但可以有效避开历代形形色色的训诂，从而直面经典世界的生活经验，以人、事、物为中心，通过观古而知今，从中吸取养分，做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哲学。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全集》第8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5册，第25页。
[3]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彭国翔《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页。
[5]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注疏》卷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7]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8]陈少明《由训诂通义理——以戴震、章太炎等人为线索论清代汉学的哲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页。
[9]饶宗颐《“贞”的哲学》，《华学》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0]张丰乾《训诂哲学》，巴蜀书社2020年版，第16页。
[11]张丰乾《训诂哲学》， 第17页。
[12]张丰乾《训诂哲学》，《自序》第2页。
[13]张丰乾《训诂哲学》， 第22页。
[14]张丰乾《训诂哲学》，第255页。
[15]张丰乾《训诂哲学》，第256页。
[16]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第140页。
[17]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18]张丰乾《训诂哲学》，第188页。
[19]张丰乾《训诂哲学》，第74页。
[20][20]张丰乾《训诂哲学》，第384页。
[21]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段玉裁撰，赵航、薛正兴整理《经韵楼集附补编两考》，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22]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8页。
[2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9册，第366页。
[2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第364—365页。
[2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第404页。
[26]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57页。
[2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8]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礼记注疏》卷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9页。
[2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30]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礼记注疏》卷52，第1661页。
[3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
[32]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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