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提起“圣经”二字，估计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会是基督教的“Bible”。之所以如此，自然是由于“圣经”早已成为“Bible”的约定俗成的中译名所致。不过，“圣经”在中文里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或许绝大部分人反而不知道了。至于近代以来的译者为什么会用“圣经”来翻译基督教的“Bible”？就更是绝大部分人不会想到的了。在这篇小文中，就让我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为大家提供较为明确且可靠的知识。

具体来说，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解答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圣经”在中文里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其二，为什么朱子会用“圣经”来称呼儒家的经典？其三，对于朱子来说，“圣经”的意义是什么？其四，我们今天了解朱子对“圣经”的理解，又有什么意义？当然，第二个问题已经蕴含了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但具体如何，还需要我们较为详细的解说。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在中文里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早在2006年撰写的“身心修炼：朱子经典诠释活动的宗教学意涵”这篇论文中，我已经指出，“圣经”这个词，在中文里本来指的是儒家的经典。该文收入我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增订版，2019），读者可以参看。而这一用法，正是在朱子那里得以确定的。“圣经”一词，在《朱子语类》中共出现十次，在《朱子全书》中共出现十一次。例如，朱子在讨论《仪礼》时说：“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观。但当时君臣间有所不晓，遂至无传。故先儒谓圣经不亡于秦火，而坏于汉儒，其说亦好。”显然，这里所说的“圣经”，指的正是儒家的经典。

朱子之前，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各类典籍中，尚未见“圣经”一词。汉代之后，似乎也只是到了宋代，才有“圣经”一词的出现。例如，在欧阳修（1007—1072）所撰《新唐书·艺文志一》中，已有用“圣经”来称呼儒家经典的例子，所谓“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但仅此一例。与朱子同时，张栻（1133—1180）在其所撰《南轩易说》中，也曾有一处使用“圣经”，所谓“而孔安国又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此皆芜秽圣经者矣”，但也仅此一例，且此处“圣经”专指《周易》。只有到了朱子，“圣经”才被多次使用，专指儒家经典。正是由于朱子开始频繁使用“圣经”来指代儒家经典，“圣经”才成为一个固定指称儒家经典的术语。换言之，“圣经”被视为指称儒家经典的专用名词，可以说是朱子一手缔造的。因此，朱子之后，儒家经典意义上的“圣经”一词被大量使用，例如，清初学者李塨（1657—1733）编撰的《圣经学规纂》，便是摘录《四书》《五经》而成。

那么，为什么朱子用“圣经”来称呼儒家的经典呢？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在解释《春秋》时有这样的话：“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由此可见，对朱子来说，“圣经”就是记录圣人之言的经典。

朱子以及历史上诸多解经的儒者均解“经”字为“常”，所谓“经者，常也”。也就是说，可以被称为“经”的文本，记载的都是“常道”。在朱子看来，儒家的经典基本上都是圣人之言的记录，所以，对他来说，儒家经典便可以称为“圣经”。后来在《四库全书》的分类系统中，“经部”都是儒家的经典，佛教和道家的经典只能列入“子部”，便是将儒家经典视为“大经大法”的反映。

当然，有些儒家的文本是对“经”的注解和诠释，这些文本虽然不能称之为“圣经”，但也非常重要，朱子采用了另一个名词去称呼它们，那就是“贤传”，即贤人们对圣人之言的注解。正因为二者之间关系如此密切，朱子便经常将“圣经”与“贤传”连在一起说，即“圣经贤传”。如所谓“为学之道，圣经贤传所以告人者，已竭尽而无余，不过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便是一例。此外，当有人问：“陆宣公既贬，避谤，阖户不著书，只为古今集验方？”朱子回答说：“此亦未是。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可以讨论？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也是“圣经”与“贤传”连用的又一例证。

当然，对于朱子来说，用“圣经”来称呼儒家经典，不仅是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经典是圣人之言的记录，还是因为儒家经典对于朱子来说不只是认知的对象，更是具有神圣意义、足以使人变化气质的文本，具有类似西方宗教传统意义上“圣书”（sacred book）的性质。后来中文之所以选择“圣经”来翻译基督教的“Bible”，原因正在于此。这一点，我们下面再加详说。

了解了朱子为什么会用“圣经”来称呼儒家经典之后，我们接着要了解的是：“圣经”对于朱子的意义是什么？对此，我们要掌握两个要点。

第一，既然“圣经”是圣人之言的记录，那么，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准确理解文本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朱子提供了很多迄今为止还耳熟能详的具体方法，比如说，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系统中，教师如今仍然经常教导的“心到、眼到、口到”，其实就是来自朱子的“读书法”。对此，朱子《读书法》的原话是这样的：“圣贤之言，须常将来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而在专门指导儿童教育的《童蒙须知》中，朱子讲得更仔细：“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对于朱子来说，儒家经典不是一般认知和了解的对象，而是圣人之心的文字结晶和载体；并且，每一个人的心原本与圣人之心是一样的，只不过大部分人的心，自降临到世间以后，日益远离本心，也就是远离圣人之心。因此，阅读“圣经”，就是通达圣人之心，最后回归自己本心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说：“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朱子语类》卷一二〇）“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圣人之心，是以烛理未明，无所准则，随其所好，高者过，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为过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与天地圣人之心无异矣，则尚何学之为哉？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在朱子看来，一旦自己的心与圣人之心不再有差别，人也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回归了本真的自我。

那么，既然阅读“圣经”最终是为了成就圣人那样的人格，“圣经”对于朱子的第二个意义，也就呼之欲出、非常明显了。那就是：“圣经”不只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意义上认知和了解的对象，而是转化我们的身心、使我们的整体存在获得一种终极性的自我转化的源泉。换言之，阅读“圣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关于儒学的知识，更是使我们的身心达到一种终极性的自我转化的方法。用儒学自己的话语来说，阅读“圣经”更主要的是一种“变化气质”的功夫实践。这一点，可以说是“圣经”对于朱子而言的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意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朱子这样在儒学传统中极为理性且最为注重读书的学人，会在其《读书法》的第一句、第二句便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读者已是第二义。”显然，对于朱子来说，读书，尤其是阅读儒家的经典——“圣经”，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客观的知识，而是为了变化我们的气质，使我们成就君子、圣贤那样的人格。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经典当然也就带有了某种神圣的意义，和世界上其他精神性传统中的“圣书”（sacred book/scriptures）具有了类似的功能和地位。我曾经对朱子的《读书法》和天主教的“圣言诵读法”（lectio divina）做过比较研究，在指出二者具有根本差异的同时，也论证指出二者都是一种身心修炼的方式、都具有一种身心治疗的功效。可想而知，最初用中文的“圣经”来翻译基督教的“Bible”的译者，非常了解儒家经典的这一性质和意义，所以才会用“圣经”来翻译基督教的“Bible”。而归根到底，这当然可以说是朱子对于“圣经”的界定和使用所造成的结果。只可惜，正如孟子所谓“久假不归”，人们逐渐忘记了“圣经”在中文里本来的含义，只把它当成了 “Bible”的中译名了。希望我的这篇小文，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以上，我们解释了“圣经”在中文里本来的涵义、朱子为什么要用“圣经”来称呼儒家的经典、特别是“圣经”对于朱子的意义是什么这三个问题。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了解朱子对“圣经”的理解，换句话说，了解了朱子关于“圣经”的理解，对于当今的人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思考的问题了。

朱子将儒家经典视为圣人之言的文字载体，认为儒家经典具有转化身心、变化气质的神圣意义和实践力量，并不意味着朱子在其阅读的人生中只读儒家经典。事实上，朱子大概是儒家传统中阅读范围最为广泛的一位学人了，在儒家的经典之外，他也阅读佛教、道家道教的经典，以及历史、文学乃至其他各种文字。因此，我们今天对于“经典”的理解，就应该更加扩大。限于客观条件，朱子当年无法阅读中华文明之外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经典，而我们今天，则完全有条件大大拓展我们的阅读范围，将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扩展到古今中外的各个伟大的传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今对于“圣经”的理解，就可以而且应当将儒、释、道之外世界上其他伟大传统的经典都包含在内。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于朱子读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作为朱子《读书法》的重要内容，如何读书才能完整、准确、深刻地了解文本涵义，有其恒久的意义。除非我们不再阅读，而只要我们仍不能脱离阅读，如何才能完整、准确、深刻地了解文本的涵义，就始终是一个问题。而朱子在其《读书法》中具体阐释的那些方法，如“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等，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至今依然有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朱子将读书视为转化身心、变化气质的必由之路，对于我们今天的阅读，尤其是人文著作的阅读来说，更具意义。就像朱子反复指出的那样，经典阅读本身如果不只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身心修炼的方式并具有身心疗愈的功效，那么，我们如今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那些人文经典，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就要善于将其转化为实有诸己的实践智慧。这样一来，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我们的身心和气质就会得到不断地治疗和转化，最终达到“心气平和”“气定神闲”的身心状态。如此一来，我们“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每一种情感发动，都能够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恰到好处。这样的境界，相信是每一个人都乐意向之而趋的。这一点，也许是朱子读经给予我们如今最大的启发意义了。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6年第10期（朱熹专号），原标题《朱子与“圣经”》，作者彭国翔是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及学衡（原馬一浮）國際人文研究中心主任。